最近，中国社会史学界也出现了“重提政治史”的呼吁，笔者以为社会史研究重提政治史并不是要回归到原来的政治史研究框架，而是要增强从社会史角度重新审视政治史、制度史的学术主动性和敏锐感，注意考察社会史的政治语境。在具体研究中要从不同的层面展开，第一，在研究乡村社会的建构过程中，从地方故事的脉络中去理解国家政治渗透和表现的地区史路径。第二，把“政治”当作一种相对独立的运转机制进行再研究，弥补地方史路径的缺陷，以理解政治在跨地区意义上的整合作用，即从“整体上”理解中国政治，对近代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动员”等进行研究②，但其在具体操作上面临着相当大的挑战。

    长时段——打通近现代史的分期框架，将中国社会史研究下延至集体化时代，注重现代社会史的研究。长时段理论由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提出，他在《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一文中强调时间的多元性和长时段的价值，他批评注重短时间、个人和事件的传统史学研究，反对“任何历史都把过去分成不同的时期，并根据各自的偏爱选择其中的一个时期进行研究”的做法。他主张除叙述传统的历史事实，还要叙述涉及10年、20年乃至50年的历史势态，“更要以百年计算的长时段和超长时段的历史”，即所谓“势态”、“周期”、“循环周期”，要“有一种关于时间的新含义，按照新的标界及其曲线和起伏时期进行分期，使对时间的解释能适应历史的需要”。“结构”在长时段问题中居于首位，在研究社会问题时，“结构”是指社会现实和群众之间形成的一种有机的、严密的、相当固定的关系，有些结构成为世代相传、连绵不绝的恒在因素，有些结构较快地分化瓦解。对历史学家来说，接受长时段意味着改变作风、立场和思想方法，用新的观点去认识社会。长时段研究所要熟悉的时间是一种缓慢地流逝，有时接近静止的时间。他认为：“马克思的天才，马克思的影响经久不衰的秘密，正是他首先从历史长时段出发，制造了真正的社会模式。”他并展望了社会科学集体研究数学化、地域论和长时段的远景。③

“长时段”，按照我的理解，在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中就是要打破朝代划分时期的局囿，把研究对象发展的内在脉络置放在长时段的历史长河中加以把握，而在长时段的看似静止的时间之研究中，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要注意“结构”的发展变化过程，即使结构的变化是微小而局部的，这一精神与历史学对人类学、社会学注重“结构”的借鉴也是相通的。此外，“长时段”理论有助于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整体性追求。在我们所从事的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实践中，尤其是从人口、资源、环境的角度来看，需要进行“长时段”的考察。以山西的生态环境为例，明清以来生态环境的日益脆化是区域社会发展史上的明显特征，这一大背景是我们研究山西区域社会必须观照的，只有在这一参照系和坐标系中，“走西口”这首传唱的情歌才能有新的理解，对明代屯卫等政治、军事制度与生态环境的关联也会有深刻的体会。从水利社会研究来看，山西是一个水资源缺乏的地区，在农业社会围绕稀缺资源的配置与争夺发生的水案，又是区域社会突出的社会问题，广胜寺保存着自宋以来有着完整序列的水利碑刻，对于水利社会的研究，也只有放置在宋代以来的“长时段”中才能很好地把握。谭其骧先生80年代在山西大学做过一场《山西在国史上的地位》的学术报告，他就是从长时段的历史发展中总结出分裂时期的山西在国史上政治地位突出，甚至经济、文化大发展的周期性特征，这对于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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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美]伊格尔斯著、何兆武译：《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57—159页。

    ②杨念群：《为什么要重提“政治史”研究》，《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

    ③[法]费尔南·布罗代尔：《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第49—78页。

不同的研究主题有不同的时间尺度，也有着不同的时段划分。我们在从事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中对研究时段的划分也相当关注，我们曾提出研究近代社会史应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次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甲午战争至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以后。上限划自1840年不存在疑问，但下限我们采用了“辛亥革命以后”的模糊提法，准确的下限应当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可是我们当时没有这样提，因为我们当时的研究仍多限于对传统中国近代史时限内社会史的探讨，而对中国现代史时限内社会史的研究远远不够。①疑问与思考同步，近年来，我深刻地体会到研究从1949到1978年这段历史时期社会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其实中国近现代史以1919年为分期的传统早就打破了，将近代史研究的时段向下延至1949年这一划分已得到学界认可。有些学者的研究，又进一步打破1949年的局限，黄宗智提出一个不同的革命概念，将中国革命视为贯穿于1946年到l976年的大变迁，自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开始，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直到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这一替代性概念把分析的焦点从共产党获取权力转移到共产党所发动的结构变迁之上。②其实早在1966年，韩丁(W．Hinton)出版了以1948—1953年他在太行山革命根据地(山西省潞城县张庄村，今长治市郊区东厂镇)的调查为基础的《翻身：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纪实》(Fanshen：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New York：Random House，1966)，突出土地改革的积极意义，将土地改革描绘成世代受经济盘剥和文化压迫的农民翻身求解放的史诗性事件，就已经跨跃了1949年界线。此后学界将关注焦点移至剧烈变革的现代，1984年美国学者陈佩华(Anita Chan)、赵文词(Richard Madsen)、安戈(Jonathan Under)出版了他们在1975—1978年间通过对移居香港的广东陈村村民的数百次访谈写成的《陈村：毛泽东时代一个中国农村社区的近代历史》，赵文词用同一资料撰写了《一个村庄的道德与权力》，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研究了陈村的道德权威和政治秩序。20世纪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使得社会学者进入中国乡村进行田野工作成为可能，1978年作为第一批获准到中国农村进行田野调查的美国学者，弗里曼(Edward Friedman)、毕克伟(Paul G．Pickowicz)、赛尔登(Mark Selden)对河北省饶阳县五公村进行了数次访问，出版了《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在战争时期及革命胜利后在华北农村社会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分析了这些改革在不同时期对农村社会及农民的影响、对国家的建设作用，以及他们与传统文化的关系。1984年华裔学者黄树民到福建省林村进行田野调查，写成《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该书通过讲述林村党支部书记叶文德的人生经历，分析中国农村社会变迁过程中国家对村落政治文化的改造。萧凤霞的《华南代理人与受害者》(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Yale Univresity Press，1989)，通过对乡、镇、村社区的个案研究，指出20世纪以来，国家的行政力量不断向下延伸，乡村的权力体系已经完成了从相对独立向行政“细胞化”的社会控制单位的转变，造成社区国家化的倾向。美国学者彭尼·凯恩的《中国的大饥荒(1959—196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对三年自然灾害进行了研究。90年代以后中国本土学者研究现代村庄的论著相继出版，陆学艺的《改革中的农村和农民：对大寨、刘庄、华西等13个村庄的实证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指出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意义上的农民逐渐消失。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以浙江联民村为考察对象，描述该村1949年以后，尤其是人民公社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他以“外部冲击—村庄传统互动模式”为分析框架，分析了人民公社制度的嵌入对浙北农村发展的不利影响以及它对传统村落文化瓦解的双重作用。于建嵘的《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从政治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剖析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乡村政治的发展过程和特征。罗平汉《农村人民公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则考察了农村人民公社兴起、大潮、调整、反复、解体的整个过程，较为全面地分析了人民公社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