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干隆十一年正月江西巡抚塞楞额奏：“乡民争讼，虽由讼师教唆，然又有无赖之徒，充当歇家，唆使成讼。应照讼师例，一体治罪。”(《清高宗实录》卷二五七)这些“无赖之徒”，实为讼师的后备军。
[4] 《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五九，干隆五十五年七月丙午。

社会矛盾是否能在基层解决，从来都是中国统治者判断“治世”与“乱世”的标准。无论地方官府如何敲剥百姓，如何草菅人命，只要民众不闹事、舆论不揭露、“圣聪”不受惊动，统治者照例认为是太平盛世。而大大小小的官员们，以及管理着他们的最高统治者，只要民众不闹事，一般也不希望矛盾被揭露。但“越诉”恰恰是揭露矛盾，是将社会的不公、将被基层掩盖的矛盾揭示并加以放大，是对作为政权基石的地方官府的一定程度的否定，是将统治者理想中的“治世”描绘成“乱世”。因此，越诉者所诉之事即使属实，也要受到惩罚。但在明清时期的湘鄂赣地区，越诉恰恰成了风气乃至时髦。
按照明初制定的社会管理模式，民间发生婚姻财产纠纷，首先应由“里老”进行协调或仲裁，不得贸然告官，否则便是越诉。顾炎武《日知录》说：“今人谓不经县官而上诉司府，谓之越诉，是不然。《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七年四月壬午，命有司择民间高年老人公正可任事者，理其乡之词讼，若户婚田宅斗殴者，则会里胥决之，事涉重者，始白于官。若不由里老处分而径诉县官，此之谓越诉也。”[1]
其实，乡间词讼经由“里老”处分，早在洪武二十七年以前就有明令。洪武二十一年三月十九日，户部奉“圣旨”： 
自古人君代天理物，建立有司，分理庶务，以安生民。……奈何所任之官，多出民间，一时贤否难知。儒非真儒，吏皆猾吏，往往贪赃坏法，倒持仁义，殃害良善，致令民间词讼，皆赴京来。如是连年不已，今出令昭示天下，民间户婚田土斗殴相争，一切小事，须要经由本里老人里甲断决。若系奸盗诈伪人命重事，方许赴官陈告。是令出后，官吏敢有紊乱者处以极刑，民人敢有紊乱者，家迁外化。前已条例昭示，尔户部再行申明。[2]
是“里老”处分乡间词讼作为法律制度，有其特殊的背景。这个背景就是，当时的明太祖既严厉制裁江西等地的好讼“刁民”，也重刑惩治贪官污吏。他认定，地方官吏大多贪赃枉法、殃害百姓，民间词讼赴京越诉，乃是迫不得已。因此，他希望通过宗族或亲情的作用，将社会矛盾解决于底层，以减轻越诉对政府造成的压力。
但是，里老对民间纠纷的裁决，严格地说只是民间调解和仲裁，它不可能取代官方的法律审判。何况，里老可能解决的只是发生在家庭、家族内部及邻里之间的纠纷，如户婚、土地、继承、债务、孝悌等，却无法解决新形势下的新纠纷，如主客矛盾、商业诉讼等。而明清时期的湘鄂赣地区所发生的诉讼，大多恰恰是这类诉讼。
国家制定法律、设立官员，其公共职能之一就是协调社会矛盾、解决民间的争端和纠纷。既然通过科举考试产生、又有严酷的法令进行约束的官员也不可能发生应有的作用，那就更不可能指望由地方官员挑选的“里老”在处理词讼方面有太多的作为。而且，里老如果没有势力，则无权威，解决不了问题；如果有势力、有权威，则可能成为乡间恶霸，欺压民众，产生新的社会问题。洪熙元年七月，廵按四川监察御史何文渊上疏说：“太祖高皇帝令天下州县设立老人，必选年高有德、众所信服者，使劝民为善，乡闾争讼，亦使理断。……比年所用，多非其人。或出自隶仆，规避差科。县官不究年德如何，辄令充应，使得凭借官府，妄张威福，肆虐闾阎。或遇上司官按临，巧进谗言，变乱黒白，挟制官吏。……窃虑天下州县类有此等，请加禁约。”[3]实际上对里老理断乡闾诉讼的否定。[4] 
既然乡间里老的徇私舞弊层出不穷，基层官员及吏员又贪赃枉法、理断不公，越诉乃至动辄赴京告状便成自然之理。一旦胜诉或案情有所转机，无疑对新的越诉又是一种鼓励。在刑部的一个报告中，越诉的过程几乎成了江西越诉者的节日：
    成化十三年九月初三日，刑部等衙门奏，都察院即将江西等处军民人等赴京奏告原籍户婚田土等事，具照诏书事理，问罪所决，送回原籍，官司问结，以此人知警惧，词讼顿简。近日以来，法司即将抱本状之人，不行照例问罪，径送顺天府，给引照旧听理。以此刁泼之徒，既不见问越诉之罪，又图径送给引之利，成群结党，闻风而来。有因官解军匠物料到京者，又有因公差生理顺便者，辄将户婚田土小事，捏人命诈言等重情。或隐下自己姓名，捏作户丁抱本，雇请外人胃顶家人名字，擅动实封，烦渎圣听。其间牵告人名多者动至二三百，少者不下六七十。又送给引之后，有责执文引，中途逃去别处，以致原籍官司提取被告之人在官，盗禁囹圄，经年累月，不得结绝。[5]
从实质上说，越诉其实就是告官、告吏、告里老，告他们的无能和徇私。这也是明清时期湘鄂赣地区“讼风”的主要特征或表现之一。
从现有记载中所涉及的具体案例看，明清时期湘鄂赣地区民众越诉的内容多与官吏相关，其中一部分则由一般的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转化为行政诉讼。以发生在干隆五十五年下半年、令干隆帝感到烦恼的湖广地区的几起越诉案为例：
这年七月，湖南湘乡县民童高门，在密云途次叩阍，告的是该县粮书莫青桂等，碾谷代漕，折勒重征。[6]九月，湖北应城县已革武生李杜，告仓书陈开雨、萧有成等科派买谷、浮收钱米，又派令村民敛钱买马，折收草赉。[7]十月，湖北江陵县民赵学三，告书吏何良弼等包揽堤工、偷减土方。[8]十一月，湖南长沙县保正王泽远，告监生李敬思、生员李楷等，串通该县仓书黄克明等，勒派采买仓谷、短发价值。[9]
告的虽是“粮书”、“仓书”、“书吏”，而他们所干的勾当，却是秉承地方有司的旨意。童高门越诉案在当年九月有了结果，已经改任的前湘乡县知县李玳馨革职审讯，长沙府知府陈嘉谟一并解任候质。[10]李杜越诉案也被干隆帝认为是典型的蠹书骫法殃民事例。[11]
越诉者的身份也同样值得注意：李杜为已革武生，其被革原因多半是包揽词讼；赵学三之兄赵五登为讼棍，正被地方官府监禁审讯，因此，官方认为不能排除赵学三有拖累泄愤、干涉逃避的可能。
同一时期在江西发生的几起越诉案，也是民告官。干隆五十六年十月，江西崇义县民周鼎生告，因同村周圣传等毁其家祖坟，多次向本省督、抚、司、道、府、县提起诉讼，各官不但不为审断，反而帮助圣传等销毁证据。[12]十二月，江西广丰县民严梦魁告，知县曹德元诬陷其兄严梦彪，并将未完秋粮，勒令花户交银，以及浮收仓粮、抑派交仓等不法行为。[13]
对于职业讼师，越诉的过程或许带来心理上的满足，但对于一般民众，越诉告官实为迫不得已之举，无法设想普通平民会无缘无故与官府作对。《皇明条法事类纂》关于江西民众诉讼的一段记载，可以看出他们的艰辛和无奈：
江西地方小民，多被势要大户占种田地、侵占坟山、谋骗产业、殴伤人命。(小民)状投里老，(里老)畏惧富豪，受私偏判。反告到县，平日富豪人情稔熟，反将小民监禁，少则半年，多则一二年以上，贿属官吏，止凭里老地邻保结，妄行偏断。小民屈抑，又逃司、府伸诉，(司、府)又行审查原案，本县妄称问结，一概朦胧申覆。(小民)屈抑不伸，及赴御史处伸冤，御史又行查审，曾经司、府、州、县、里老剖断过者，不行准状。以致小民率至含冤受苦。[14]
这可以说是越诉或告官的一般情况。但也就在同一时期，巡按御史赵敔在奏疏中却指出了江西“讼风”的新动态：
切见江西小民，俗尚健讼。有司官吏，稍不顺其情者，动辄捏词告害。其风宪官之忠厚正大者，必先察其贤否。若果贪酷，然后就逮黜；若廉勤，则极力扶持之。其用意深刻者反是，惟欲张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