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湘鄂赣地区的“讼风”(4)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西书院的兴盛有密切关系，或者说，它正是书院教育的一部分。而朱熹和陆九渊在鹅湖书院的论战，与“讼学”中的“甲乙对答及哗讦之语”，在形式上倒是十分相近，只是前者讨论儒家学说，后者讨论甲乙是非。
王士性对于宋明时期江西讲学之风的盛行有一段论述：
江右讲学之盛始于朱、陆二先生，鹅湖、白鹿，兴起斯文。本朝则康斋吴先生与弼、敬斋胡先生居仁、东白张先生元祯、一峰罗先生伦，各立门墙，龙翔凤起。最后阳明先生发良知之说，左朱右陆。而先生勋名盛在江右，古今儒者有体有用，无能过之。故江右又翕然一以良知为宗，弁髦诸前辈讲解，其在于今，可谓家孔孟而人阳明矣。[7]
王士性以南宋初年朱熹与陆九渊的论战作为江西“讲学之盛”的起点，是有道理的。因为它既揭开了宋明时期儒家学说内部不同学术流派公开论战的序幕，也是儒家学说内部的异端公开向正统挑战的开始。
宋元明清时期，就江西的文化精神而论，可分为两种类型，即附庸文化和异端文化。江西的附庸文化，可以官学和科举的发达来说明。但江西的异端文化，却更能反映地域文化的特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载：
永乐三年，饶州府儒士朱友季着《书传》，专攻周、程、张、朱，献之朝。上命行人押回原籍，杖遣之，焚其书。……(朝廷禁毁其书)盖皆以崇正学为主也。然书中亦未必无可采者，概火之置之，士之留心经学者盖寡矣。[8]
可见，虽然在元代确立了朱学的正统地位，但一些江西学者仍在继承陆九渊的“异端”学说，对程朱理学进行批评。正是有了这样的基础，更大的“异端”王学才得以在江西盛行并为江西学者所继承。黄宗羲《明儒学案》说：“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东廓、念庵、两峰、双江其选也。……盖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9]而当王学成为显学之后，将王学异端精神推向极致的，也是江西学者。《明儒学案》又说：
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启上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然龙溪之后，力量无过于龙溪者，又得江右为之救正，故不至十分决裂。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10]
这“赤手搏龙蛇”、“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被黄宗羲称为“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的颜山农(钧)、何心隐(本名梁汝元)，与捍卫阳明精神的邹守益(东廓)、罗洪先(念庵)、聂豹(双江)、刘文敏(两峰)，都是江西吉安府人。
[1] 光绪《江西通志》卷四八《风俗》。
[2] 王士性：《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江西》。
[3] 光绪《泰和县志》卷二《风俗》。
[4] 王守仁：《王文成全书》卷七《文录四·重修文山祠记》。又，王士性《广志绎》说：“吉安夙称节义之乡，然至宋而盛。”(卷四《江南诸省·江西》)江西的“节义”，至宋而盛；江西的讼风，也开始盛行于宋。这两个现象的同步发生，也并非完全偶然。
[5] 洪迈：《容斋随笔·五笔》卷五《饶州风俗》。
[6]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左行培教授生前编写了《宋、元、明、清江西书院简表》(1987年油印本)，可参考。
[7] 王士性：《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江西》。
[8] 《万历野获编》卷二五《著述·献书被斥》。关于朱友季献书事，明人多有记载，以杨士奇所记最详，但其名为朱季支：“永乐二年，饶州府士人朱季支献所著书，专斥濓洛闗闽之说，肆其丑诋。上览之，怒甚，曰：‘此儒之贼也。’时礼部尚书李至刚、翰林学士解缙、侍读胡广、侍讲杨士竒侍侧，上以其书示之。观毕，缙对曰：‘惑世诬民，莫甚于此。’至刚曰：‘不罪之无以示儆，宜杖之，摈之遐裔。’士竒曰：‘当毁其所著书，庶几不误后人。’广曰：‘闻其人已七十，毁书示儆足矣。’上曰：‘谤先贤、毁正道，非常之罪治之，可拘常例耶？’即勅行人押季支还饶州，㑹布政司府县官及乡之士人，明谕其罪，笞以示罚，而搜检其家所著书，㑹众焚之。又谕诸臣曰：‘除恶不可不尽，悉毁所著书最是。’”(《东里集别集》卷二)
[9]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六《江右王门学案·序》。
[10]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二《泰州学案·序》。
从严格意义上说，宋明时期江西的“讼风”，也正是这种异端思潮的表现。江西多讼师而浙江出师爷，也反映出这两个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不同文化精神：前者为异端，其内在精神却是气节；后者为附庸，其内在精神则是投机。
教育的发达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他们中的不少人在科举失败之后成了讼师、讼棍，成了江西“讼风”的主体；教育发达产生的另一个更为人们关注的结果是科举的兴盛，它使江西成为宋明时期提供官员最多的省份之一。
洪武四年(1371)到成化二年(1466)，近一百年间，进行了29届科举考试，录取进士5 406人，其中江西1 054人，占19.50%。居全国首位。其中，永乐二年(1404年)甲申科，江西籍进士111人，占全国的23.52％；永乐十九年(1421年)辛丑科，江西籍进士72人,占全国的35.8％。泰和籍大学士杨士奇不禁得意：“天下之大，士之出于学校者，莫盛于江西、两浙，吉安又江西之盛者。”“四方出仕者之众，莫盛大于江西。”[1]在整个明代，江西籍进士共2 690人，次于南直、浙江而居全国第三位。吉安府则仅次于苏州府而排在全国的第二位。[2]在十三个布政司中，江西的举人名额一直居于首位，浙江每届少于江西5人，福建、湖广更少十人。这些进士和举人们进了仕途之后，成了江西“讼风”的保护伞。江西人的越诉和告官往往奏效，与他们的支持有直接关系。正统、景泰时泰和籍吏部尚书王直就公开为吉安的“讼风”辩护：
江西之郡十又三，而吉安为易治。其人多读书知道理，其出赋税力役以供公上，皆不后诸郡，而或者以好讼病之，此不善为理也。夫生民有欲，有欲则不能无争，争则狱讼兴焉。顾吾所以理之者何如耳。苟有公平正大之心，是非必明、操纵必当，则无实者不敢至其前，将自然无讼。其所以纷纷，皆为之长者不能是故也，岂独民之过哉!夫民患不读书，昩于道理，则告之而不知、谕之而不从，肆其嚣顽，以抵牾其长，如是则难治。吉安岂其然哉![3]
遇事有争，诉于官府，绝非“好讼”，而是“读书知理”的表现，以王直为代表的江西士大夫的观念与儒家正统理念有着重要的分歧。走上仕途正道的进士、举人，与走上异端邪道的讼师、讼棍，在江西“讼风”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其次是生存环境的严峻，加以宗族势力强大，造成江西人口职业的多样化和社会关系的复杂化。
明景泰时江西泰和籍大学士陈循在一份奏疏中说：
江西及浙江、福建等处，自昔四民之中，其为士者有人，而臣江西颇多；江西诸府，而臣吉安府又独盛。盖因地狭人多，为农则无田，为商则无资，为工则耻卑其门地，是以世代务习经史。……皆望由科举出仕。[4]
王士性《广志绎》的一段话更耐人寻味：
江、浙、闽三处，人稠地狭，总之不足以当中原之一省，故身不有技则口不糊，足不出外则技不售。惟江右尤甚，而其士商工贾，谭天悬河，又人人辩足以济之。又其出也，能不事子母本，徒张空拳以笼百务，虚往实归，如堪舆、星相、医卜、轮舆、梓匠之类，非有盐商、木客、筐丝、聚宝之业也。故作客莫如江右，而江右又莫如抚州。[5]
由于人多田少、生存环境严峻，读书入仕成了江西人体面脱贫的出路，而外出经商或从事各种手工业，以及无需资本投入的堪舆、星相、医卜、僧道诸行当，更成了江西人通常的谋生手段。职业的多样化成为江西社会的一大特色。这些职业既为原有的经济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在原有的经济生活中增添了更多的矛盾和纠纷。而在书院
王士性对于宋明时期江西讲学之风的盛行有一段论述：
江右讲学之盛始于朱、陆二先生，鹅湖、白鹿，兴起斯文。本朝则康斋吴先生与弼、敬斋胡先生居仁、东白张先生元祯、一峰罗先生伦，各立门墙，龙翔凤起。最后阳明先生发良知之说，左朱右陆。而先生勋名盛在江右，古今儒者有体有用，无能过之。故江右又翕然一以良知为宗，弁髦诸前辈讲解，其在于今，可谓家孔孟而人阳明矣。[7]
王士性以南宋初年朱熹与陆九渊的论战作为江西“讲学之盛”的起点，是有道理的。因为它既揭开了宋明时期儒家学说内部不同学术流派公开论战的序幕，也是儒家学说内部的异端公开向正统挑战的开始。
宋元明清时期，就江西的文化精神而论，可分为两种类型，即附庸文化和异端文化。江西的附庸文化，可以官学和科举的发达来说明。但江西的异端文化，却更能反映地域文化的特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载：
永乐三年，饶州府儒士朱友季着《书传》，专攻周、程、张、朱，献之朝。上命行人押回原籍，杖遣之，焚其书。……(朝廷禁毁其书)盖皆以崇正学为主也。然书中亦未必无可采者，概火之置之，士之留心经学者盖寡矣。[8]
可见，虽然在元代确立了朱学的正统地位，但一些江西学者仍在继承陆九渊的“异端”学说，对程朱理学进行批评。正是有了这样的基础，更大的“异端”王学才得以在江西盛行并为江西学者所继承。黄宗羲《明儒学案》说：“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东廓、念庵、两峰、双江其选也。……盖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9]而当王学成为显学之后，将王学异端精神推向极致的，也是江西学者。《明儒学案》又说：
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启上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然龙溪之后，力量无过于龙溪者，又得江右为之救正，故不至十分决裂。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10]
这“赤手搏龙蛇”、“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被黄宗羲称为“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的颜山农(钧)、何心隐(本名梁汝元)，与捍卫阳明精神的邹守益(东廓)、罗洪先(念庵)、聂豹(双江)、刘文敏(两峰)，都是江西吉安府人。
[1] 光绪《江西通志》卷四八《风俗》。
[2] 王士性：《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江西》。
[3] 光绪《泰和县志》卷二《风俗》。
[4] 王守仁：《王文成全书》卷七《文录四·重修文山祠记》。又，王士性《广志绎》说：“吉安夙称节义之乡，然至宋而盛。”(卷四《江南诸省·江西》)江西的“节义”，至宋而盛；江西的讼风，也开始盛行于宋。这两个现象的同步发生，也并非完全偶然。
[5] 洪迈：《容斋随笔·五笔》卷五《饶州风俗》。
[6]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左行培教授生前编写了《宋、元、明、清江西书院简表》(1987年油印本)，可参考。
[7] 王士性：《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江西》。
[8] 《万历野获编》卷二五《著述·献书被斥》。关于朱友季献书事，明人多有记载，以杨士奇所记最详，但其名为朱季支：“永乐二年，饶州府士人朱季支献所著书，专斥濓洛闗闽之说，肆其丑诋。上览之，怒甚，曰：‘此儒之贼也。’时礼部尚书李至刚、翰林学士解缙、侍读胡广、侍讲杨士竒侍侧，上以其书示之。观毕，缙对曰：‘惑世诬民，莫甚于此。’至刚曰：‘不罪之无以示儆，宜杖之，摈之遐裔。’士竒曰：‘当毁其所著书，庶几不误后人。’广曰：‘闻其人已七十，毁书示儆足矣。’上曰：‘谤先贤、毁正道，非常之罪治之，可拘常例耶？’即勅行人押季支还饶州，㑹布政司府县官及乡之士人，明谕其罪，笞以示罚，而搜检其家所著书，㑹众焚之。又谕诸臣曰：‘除恶不可不尽，悉毁所著书最是。’”(《东里集别集》卷二)
[9]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六《江右王门学案·序》。
[10]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二《泰州学案·序》。
从严格意义上说，宋明时期江西的“讼风”，也正是这种异端思潮的表现。江西多讼师而浙江出师爷，也反映出这两个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不同文化精神：前者为异端，其内在精神却是气节；后者为附庸，其内在精神则是投机。
教育的发达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他们中的不少人在科举失败之后成了讼师、讼棍，成了江西“讼风”的主体；教育发达产生的另一个更为人们关注的结果是科举的兴盛，它使江西成为宋明时期提供官员最多的省份之一。
洪武四年(1371)到成化二年(1466)，近一百年间，进行了29届科举考试，录取进士5 406人，其中江西1 054人，占19.50%。居全国首位。其中，永乐二年(1404年)甲申科，江西籍进士111人，占全国的23.52％；永乐十九年(1421年)辛丑科，江西籍进士72人,占全国的35.8％。泰和籍大学士杨士奇不禁得意：“天下之大，士之出于学校者，莫盛于江西、两浙，吉安又江西之盛者。”“四方出仕者之众，莫盛大于江西。”[1]在整个明代，江西籍进士共2 690人，次于南直、浙江而居全国第三位。吉安府则仅次于苏州府而排在全国的第二位。[2]在十三个布政司中，江西的举人名额一直居于首位，浙江每届少于江西5人，福建、湖广更少十人。这些进士和举人们进了仕途之后，成了江西“讼风”的保护伞。江西人的越诉和告官往往奏效，与他们的支持有直接关系。正统、景泰时泰和籍吏部尚书王直就公开为吉安的“讼风”辩护：
江西之郡十又三，而吉安为易治。其人多读书知道理，其出赋税力役以供公上，皆不后诸郡，而或者以好讼病之，此不善为理也。夫生民有欲，有欲则不能无争，争则狱讼兴焉。顾吾所以理之者何如耳。苟有公平正大之心，是非必明、操纵必当，则无实者不敢至其前，将自然无讼。其所以纷纷，皆为之长者不能是故也，岂独民之过哉!夫民患不读书，昩于道理，则告之而不知、谕之而不从，肆其嚣顽，以抵牾其长，如是则难治。吉安岂其然哉![3]
遇事有争，诉于官府，绝非“好讼”，而是“读书知理”的表现，以王直为代表的江西士大夫的观念与儒家正统理念有着重要的分歧。走上仕途正道的进士、举人，与走上异端邪道的讼师、讼棍，在江西“讼风”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其次是生存环境的严峻，加以宗族势力强大，造成江西人口职业的多样化和社会关系的复杂化。
明景泰时江西泰和籍大学士陈循在一份奏疏中说：
江西及浙江、福建等处，自昔四民之中，其为士者有人，而臣江西颇多；江西诸府，而臣吉安府又独盛。盖因地狭人多，为农则无田，为商则无资，为工则耻卑其门地，是以世代务习经史。……皆望由科举出仕。[4]
王士性《广志绎》的一段话更耐人寻味：
江、浙、闽三处，人稠地狭，总之不足以当中原之一省，故身不有技则口不糊，足不出外则技不售。惟江右尤甚，而其士商工贾，谭天悬河，又人人辩足以济之。又其出也，能不事子母本，徒张空拳以笼百务，虚往实归，如堪舆、星相、医卜、轮舆、梓匠之类，非有盐商、木客、筐丝、聚宝之业也。故作客莫如江右，而江右又莫如抚州。[5]
由于人多田少、生存环境严峻，读书入仕成了江西人体面脱贫的出路，而外出经商或从事各种手工业，以及无需资本投入的堪舆、星相、医卜、僧道诸行当，更成了江西人通常的谋生手段。职业的多样化成为江西社会的一大特色。这些职业既为原有的经济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在原有的经济生活中增添了更多的矛盾和纠纷。而在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