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湘鄂赣地区的“讼风”(5)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讼学以及社会实践中所训练出来的“谭天悬河”、“辩足以济之”的本领，无疑又是他们所从事的职业所必须，同时，也使他们对于越诉、对于告官无所顾忌。
手工业者固然是凭手艺生活，商人主要面对的也是一般民众，但术士、医卜、僧道却上可通天，下可彻地，皇帝、后妃、宦官、文臣武将及平民百姓都需要他们祈福祛祸、预测吉凶，因而他们往往是下层民众与上层显贵沟通的渠道。而江西恰恰以多僧道术士而著称。道教天师府在江西贵溪龙虎山，“张真人”每年赴京朝贺，其待遇高于曲阜的“衍圣公”[6]；元末西支红军的领袖彭莹玉 (彭和尚)和曾经帮助明太祖战胜陈友谅的术士周颠(周颠仙)、张中(铁冠道人)等，都是江西人；替明清皇室选择宫殿、寝陵位置的风水师，如“样式雷”家族，也来自江西；清雍正时，河南移建贡院，也要奏请“差人往江右，延请堪舆傅烶”选择新址。[7]
成化时为吉安知府的许聪，特别强调江西“文人贤士固多，而强宗豪右亦不少”。其实，江西的文人贤士多出身于强宗豪右，而强宗豪右中，有不少就是是文人贤士，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江西民户多聚族而居，或一村一姓，或数村一姓，家有祠、族有谱，有共同的族田族产和严格的尊卑长幼秩序。许多家族都有子弟乃至大批子弟通过科举、荐举或其余途径进入仕途。这些官员既将家族视为本根，又是家族的靠山；既为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而效劳，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又为维护家族的自身利益而干扰国家的政策。而且，许多家族不但以血缘为纽带，而且以诗书相凝聚，父子、叔侄、兄弟、族姻，自为师友，并通过师承关系与其它家族、其它群体发生联系。苏州太仓籍著名学者陆容，对江西宗族的礼义之风赞不绝口：
乡党莫如齿，此先儒之论也。然礼亦有“一命齿于乡、再命齿于族”之文。今学校老生，凡遇仕而返乡者，辄以齿自居，略无贵贵之义。彼为命士大夫者，又皆避嫌从厚，不以自明。于是先王之礼，遂成偏废而不明。……闻安福彭文宪公(时)省亲还家，族党以三命不齿于族致隆于公。公不敢当，乃受异席。盖其族党，多读书知礼之士故耳。[8]
于此也可以看出江西家族传统在全国的影响。
上述因素，又构成了宋元明清时期错综复杂而又几乎无所不在的江西社会关系网。
永乐二年，吉水解缙为会试主考官，新科进士中便有111位江西人，而且三名一甲进士及二甲进士的前四名全是吉安府人。王世贞在羡慕的同时特别提醒：“(廷试)内阁学士读卷五人：解缙(吉水)、胡广(吉水)、杨士奇(泰和)、胡俨(南昌)、金幼孜(新淦)皆江西，中三人皆吉安府。”[9]洪熙元年，杨士奇主持复位乡试名额，江西遂高居于十三布政司之首。[10]这是江西关系网在乡人入仕时发生的作用。成化时，南昌术士李孜省向宪宗上了“江西人赤心报国”的乩语，遂有尹直入阁、谢一夔等五位江西籍官员为吏、户、礼三部尚书或侍郎及都察院都御史的任命。[11]万历时，临川人乐新炉在京城捏造“飞语”，以江西邹元标等十人为十君子，抨击赵卿等八人为八狗、杨四知等三人为三羊：“若要世道昌，去了八狗与三羊。”[12]这是江西关系网为同乡势力的扩张而制造的政治舆论。永乐十三年，太监王房等督夫六千人在辽东黑山淘金，十五年，又命内臣在广西南丹州开金矿；成化十年，命内臣在湖广宝庆府开金矿，每年役夫五十五万人；万历时，矿监税使遍天下。不管是否确实，沈德符认定这是江西吉水胡广、安福彭时、新建张位执政时为照顾江西商人所致。[13]还是这位“新建张相”张位，为了安排江西同乡而干预吏部铨选，吏部尚书孙丕扬无奈之下，竟创“掣签”法，用抽签的方式来安排中下级官员职务，成为千古笑柄。[14]
社会关系的复杂化，使得江西的一些被视为“负贩贱夫”之类的人物，也往往有一定的社会背景。强宗豪右固可通天，孱弱小民或许也可能通过种种关系达于当路。明成化时期，吉安知府许聪“请敕”便宜行事，对吉安的“讼风”大加惩治，却因拷讯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而触动了关系网，被置于死地。《明宪宗实录》对此事有详细的记载：
(许)聪以吉安民好讼，劫盗方炽，且奉诏行事，特严刑立威，以禁制其下，死于狱者五十余人。……遣锦衣卫千户金章核实，械聪至京，仍命都察院会官廷鞫之。乃比故勘律拟斩。命即如所拟处决。刑科都给事中白昂等以未经审录为请，不从，且命毋覆奏。遂以是日夜四鼓押赴市曹斩之。……说者谓其凶暴致祸固宜，但系比律，不许覆奏，又乘夜行刑，则以司礼监黄高纳其所厚吉安人洪僧官，以聪尝笞辱其徒，至以瓦擦其首流血，积恨之潜所致。[15]
正是这些社会背景，造成了江西“讼风”的种种特征和表现，也使得江西“讼风”长盛不衰而治理尤难，成为困扰历代统治者的社会问题。也正是这些社会背景，构成了江西地域文化的特征。
明清时期江西人口的大量涌入湖广，导致了湖广人口结构的重大变化。包括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在内的湖广中心地区，居民的主体已经不再是湖广土著，而是江西的客民及其后裔；在湖广的非中心地带，也分布着大量的江西客民。七十年前，谭其骧先生在《湖南人由来考》一文中曾提出：“湖南人来自天下，江、浙、皖、闽、赣东方之人居其什九；江西一省又居东方之什九；而庐陵一道、南昌一府，又居江西之什九。”[16] 而早在万历时期，李维桢在所作《刘处士墓志铭》中，也分析了湖广承天府竟陵县皂角市的人口结构：“竟陵东六十里聚曰皂角市……市可三千家，其人土著十之一，自豫章徙者七之，自新都徙者二之。农十之二。贾十之八，儒百之一。自豫章徙者，莫盛于永丰，至以名其闾。”在这篇《墓志铭》中，已入湖广籍的李维桢也自称：“余先世亦徙自豫章，为君同郡人。”[17]
同样值得重视的是，虽然江西移民构成了明清时期湖广居民的主体，但湖广的移民又不仅仅来自江西，还来自经济文化比江西更发达的江南和浙江、来自比江西更节俭也更善于经营的山西、来自执拗而不服输的个性丝毫不让江西的广东和福建、来自生性豪阔动辄闹事的山东和河南及陕西，所有这些地区的地域文化，包括各种被统治者认为的恶俗陋习、邪教异端，也无不在湖广各地泛滥，并与湖广的民风蛮习相冲突、相斗争、相融合。这样，湖广遂为国内社会矛盾和社会关系最为复杂、统治者认为最难治理的地区之一。
而以江西移民为主体的各地移民的迁入，又加速了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的开发，“湖广熟、天下足”由预言成为现实，各种经济作物也在湘鄂西丘陵、山地推广种植；汉口及沙市、湘潭等巨镇的发展和繁荣，遍布各地的乡镇墟市的涌现和发展，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广大区域市场的培育和形成，使湖广的经济地位越居江西之上，成为中国内陆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整个西南地区的加速开发，特别是四川成为新的经济发展区，更加强了湖广在全国经济格局中的地位。
因此，明中期以后特别是清干隆以后，湖广成为比江西更具活力、更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地区，其“讼风”之盛于江西自然也不足为怪。影响所及，使其成为中国近代变革和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核心地区。
[1] 杨士奇：《东里续集》卷十《送徐崇威佥宪致仕还乡序》。
[2] 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统计。
[3] 王直：《抑庵文后集》卷十六《赠陈太守诗序》。
[4] 《明英宗实录》卷二六八，景泰七年七月丙申。
[5] 王士性：《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江西》。
[6] 陆容《菽园杂记》卷八：“袭封衍圣公每岁赴京朝贺，沿途水陆驿传，起中马站船廪给。回日，无马快船装送。而张真人往回水陆，起上马站船廪给，且有马快船之从。”
[7] 《朱批谕旨》卷一二六之二二《朱批田文镜奏折》。
[8] 陆容：《蓬轩类记一》，见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六八。
手工业者固然是凭手艺生活，商人主要面对的也是一般民众，但术士、医卜、僧道却上可通天，下可彻地，皇帝、后妃、宦官、文臣武将及平民百姓都需要他们祈福祛祸、预测吉凶，因而他们往往是下层民众与上层显贵沟通的渠道。而江西恰恰以多僧道术士而著称。道教天师府在江西贵溪龙虎山，“张真人”每年赴京朝贺，其待遇高于曲阜的“衍圣公”[6]；元末西支红军的领袖彭莹玉 (彭和尚)和曾经帮助明太祖战胜陈友谅的术士周颠(周颠仙)、张中(铁冠道人)等，都是江西人；替明清皇室选择宫殿、寝陵位置的风水师，如“样式雷”家族，也来自江西；清雍正时，河南移建贡院，也要奏请“差人往江右，延请堪舆傅烶”选择新址。[7]
成化时为吉安知府的许聪，特别强调江西“文人贤士固多，而强宗豪右亦不少”。其实，江西的文人贤士多出身于强宗豪右，而强宗豪右中，有不少就是是文人贤士，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江西民户多聚族而居，或一村一姓，或数村一姓，家有祠、族有谱，有共同的族田族产和严格的尊卑长幼秩序。许多家族都有子弟乃至大批子弟通过科举、荐举或其余途径进入仕途。这些官员既将家族视为本根，又是家族的靠山；既为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而效劳，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又为维护家族的自身利益而干扰国家的政策。而且，许多家族不但以血缘为纽带，而且以诗书相凝聚，父子、叔侄、兄弟、族姻，自为师友，并通过师承关系与其它家族、其它群体发生联系。苏州太仓籍著名学者陆容，对江西宗族的礼义之风赞不绝口：
乡党莫如齿，此先儒之论也。然礼亦有“一命齿于乡、再命齿于族”之文。今学校老生，凡遇仕而返乡者，辄以齿自居，略无贵贵之义。彼为命士大夫者，又皆避嫌从厚，不以自明。于是先王之礼，遂成偏废而不明。……闻安福彭文宪公(时)省亲还家，族党以三命不齿于族致隆于公。公不敢当，乃受异席。盖其族党，多读书知礼之士故耳。[8]
于此也可以看出江西家族传统在全国的影响。
上述因素，又构成了宋元明清时期错综复杂而又几乎无所不在的江西社会关系网。
永乐二年，吉水解缙为会试主考官，新科进士中便有111位江西人，而且三名一甲进士及二甲进士的前四名全是吉安府人。王世贞在羡慕的同时特别提醒：“(廷试)内阁学士读卷五人：解缙(吉水)、胡广(吉水)、杨士奇(泰和)、胡俨(南昌)、金幼孜(新淦)皆江西，中三人皆吉安府。”[9]洪熙元年，杨士奇主持复位乡试名额，江西遂高居于十三布政司之首。[10]这是江西关系网在乡人入仕时发生的作用。成化时，南昌术士李孜省向宪宗上了“江西人赤心报国”的乩语，遂有尹直入阁、谢一夔等五位江西籍官员为吏、户、礼三部尚书或侍郎及都察院都御史的任命。[11]万历时，临川人乐新炉在京城捏造“飞语”，以江西邹元标等十人为十君子，抨击赵卿等八人为八狗、杨四知等三人为三羊：“若要世道昌，去了八狗与三羊。”[12]这是江西关系网为同乡势力的扩张而制造的政治舆论。永乐十三年，太监王房等督夫六千人在辽东黑山淘金，十五年，又命内臣在广西南丹州开金矿；成化十年，命内臣在湖广宝庆府开金矿，每年役夫五十五万人；万历时，矿监税使遍天下。不管是否确实，沈德符认定这是江西吉水胡广、安福彭时、新建张位执政时为照顾江西商人所致。[13]还是这位“新建张相”张位，为了安排江西同乡而干预吏部铨选，吏部尚书孙丕扬无奈之下，竟创“掣签”法，用抽签的方式来安排中下级官员职务，成为千古笑柄。[14]
社会关系的复杂化，使得江西的一些被视为“负贩贱夫”之类的人物，也往往有一定的社会背景。强宗豪右固可通天，孱弱小民或许也可能通过种种关系达于当路。明成化时期，吉安知府许聪“请敕”便宜行事，对吉安的“讼风”大加惩治，却因拷讯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而触动了关系网，被置于死地。《明宪宗实录》对此事有详细的记载：
(许)聪以吉安民好讼，劫盗方炽，且奉诏行事，特严刑立威，以禁制其下，死于狱者五十余人。……遣锦衣卫千户金章核实，械聪至京，仍命都察院会官廷鞫之。乃比故勘律拟斩。命即如所拟处决。刑科都给事中白昂等以未经审录为请，不从，且命毋覆奏。遂以是日夜四鼓押赴市曹斩之。……说者谓其凶暴致祸固宜，但系比律，不许覆奏，又乘夜行刑，则以司礼监黄高纳其所厚吉安人洪僧官，以聪尝笞辱其徒，至以瓦擦其首流血，积恨之潜所致。[15]
正是这些社会背景，造成了江西“讼风”的种种特征和表现，也使得江西“讼风”长盛不衰而治理尤难，成为困扰历代统治者的社会问题。也正是这些社会背景，构成了江西地域文化的特征。
明清时期江西人口的大量涌入湖广，导致了湖广人口结构的重大变化。包括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在内的湖广中心地区，居民的主体已经不再是湖广土著，而是江西的客民及其后裔；在湖广的非中心地带，也分布着大量的江西客民。七十年前，谭其骧先生在《湖南人由来考》一文中曾提出：“湖南人来自天下，江、浙、皖、闽、赣东方之人居其什九；江西一省又居东方之什九；而庐陵一道、南昌一府，又居江西之什九。”[16] 而早在万历时期，李维桢在所作《刘处士墓志铭》中，也分析了湖广承天府竟陵县皂角市的人口结构：“竟陵东六十里聚曰皂角市……市可三千家，其人土著十之一，自豫章徙者七之，自新都徙者二之。农十之二。贾十之八，儒百之一。自豫章徙者，莫盛于永丰，至以名其闾。”在这篇《墓志铭》中，已入湖广籍的李维桢也自称：“余先世亦徙自豫章，为君同郡人。”[17]
同样值得重视的是，虽然江西移民构成了明清时期湖广居民的主体，但湖广的移民又不仅仅来自江西，还来自经济文化比江西更发达的江南和浙江、来自比江西更节俭也更善于经营的山西、来自执拗而不服输的个性丝毫不让江西的广东和福建、来自生性豪阔动辄闹事的山东和河南及陕西，所有这些地区的地域文化，包括各种被统治者认为的恶俗陋习、邪教异端，也无不在湖广各地泛滥，并与湖广的民风蛮习相冲突、相斗争、相融合。这样，湖广遂为国内社会矛盾和社会关系最为复杂、统治者认为最难治理的地区之一。
而以江西移民为主体的各地移民的迁入，又加速了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的开发，“湖广熟、天下足”由预言成为现实，各种经济作物也在湘鄂西丘陵、山地推广种植；汉口及沙市、湘潭等巨镇的发展和繁荣，遍布各地的乡镇墟市的涌现和发展，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广大区域市场的培育和形成，使湖广的经济地位越居江西之上，成为中国内陆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整个西南地区的加速开发，特别是四川成为新的经济发展区，更加强了湖广在全国经济格局中的地位。
因此，明中期以后特别是清干隆以后，湖广成为比江西更具活力、更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地区，其“讼风”之盛于江西自然也不足为怪。影响所及，使其成为中国近代变革和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核心地区。
[1] 杨士奇：《东里续集》卷十《送徐崇威佥宪致仕还乡序》。
[2] 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统计。
[3] 王直：《抑庵文后集》卷十六《赠陈太守诗序》。
[4] 《明英宗实录》卷二六八，景泰七年七月丙申。
[5] 王士性：《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江西》。
[6] 陆容《菽园杂记》卷八：“袭封衍圣公每岁赴京朝贺，沿途水陆驿传，起中马站船廪给。回日，无马快船装送。而张真人往回水陆，起上马站船廪给，且有马快船之从。”
[7] 《朱批谕旨》卷一二六之二二《朱批田文镜奏折》。
[8] 陆容：《蓬轩类记一》，见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六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