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地位[15]。魏晋以后，在不同的情况下，不断被用来宣扬限制君权的，主要仍是上述儒家政治思想，以及历史上的政治得失，经验教训。
　　《三国志》卷二四《高柔传》：魏文帝即位，大权独揽，三公（宰相）“希与朝政”。高柔上疏曰：“天地以四时成功，元首以辅弼兴治。成汤仗阿衡（伊尹）之佐，文、武凭旦、望之力。逮至汉初，肖、曹之俦并以元勋代作心膂。此皆明王圣主任臣于上，贤相良辅股肱于下也。今公辅之臣，皆国之栋梁，民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养高，鲜有进纳，诚非朝廷崇用大臣之义，大臣献可替否之谓也。……自今之后，朝有疑议及刑狱大事，宜数以咨访三公。……庶有裨起天听，弘益大化”。这就是要宰相在重大政事上出谋划策、把关，防止文帝专断可能发生的弊病、危害，以“弘益大化”。这话文帝无可反驳，只得“嘉纳焉”。晋代儒学地位进一步尊崇，这种主张更加流行。《群书治要》卷二九引臧荣绪《晋书·百官志》称：西晋裴頠“以万机庶政，宜委宰辅，诏命不应数改”，上疏歌颂“尧舜劳于求贤，逸于使能，……无为而治……”，反对皇帝“亲细事，躬自听断”，建议“尊崇宰辅，动静咨度，保任其负”。裴顾上疏时间已不可考，但要求用宰相限制君权的意图十分清楚。
　　值得注意的是，甚至有的英主也看到皇帝独断专行的危害。范祖禹《唐鉴》卷三记载：唐太宗便批评隋文帝“事皆自决，不任群臣。天下至广，一日万机，虽复劳神苦形，岂能一一中理。群臣既知主意，惟取决受成（即听任他独断专行），虽有愆违，莫敢谏争，此所以二世而亡也”。《贞观政要》卷一又记他接着说：“朕意则不然。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同上卷二又记唐太宗对宰相房玄龄等说：“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喜则滥赏无功，怒则滥杀无罪，是以天下丧乱，莫不由此。朕今夙夜未尝不以此为心，恒欲公等尽情极谏……”。这些话表明唐太宗之所以欢迎“极谏”，不敢“独断”，并非着眼于人民疾苦，而是总结历史教训，为了避免自己的统治垮台，是从整个地主阶级利益出发的，但他毕竟看到了这个问题，而且成了一个实行前述懦家政治思想的楷模。他的言行对后代君主起着不小影响，同样推动着限制君权的活动。
　　人们都说，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繁荣，和全国交通联系的进一步加强，从北宋起，中央控制地方日益严密，而且为改变五代王朝频繁更迭之局面，宋太祖“杯酒释兵权”，采取许多措施，防微杜渐，总揽权柄，以致一般认为，从此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得到进一步突出发展[16]。可是两宋的儒家政治思想是否也随之变化了呢？没有。它们依然反对皇帝“独断”，主张信用宰相与大臣。如前引《唐鉴》唐太宗批评隋文帝揽权的话下，范祖禹评论说：“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务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为，则虽圣智，亦日力不足矣。故其臣下，事无大小，皆归之君，政有得失，不任其患，贤者不能行其志，而持禄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他还举“圣君”舜为例说：“当舜之时，禹平水土，稷播百谷，土、谷之事，舜不亲也。契敷五教，皋陶明五刑，教、刑之事，舜不治也。……礼、乐之事，舜不与也。……虞（山泽）、工之事，舜不知也。禹为一相，总百官，自稷以下分职以听焉”。“君不可以不逸也，……臣不可以不劳也，……。”需要指出的是，这部《唐鉴》还是进奏宋哲宗阅读，供他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并为“当世所重”的一部著作[17]。这些说明什么呢？它说明虽然北宋初年由于统治尚未稳定，一度能干的宋太祖独断专行，并且起了很大作用，可是等到统治稳定，继位君主并非个个有这种才干之时，当时的思想、舆论界，仍然推崇君逸臣劳的政治模式，因为这种模式最适合一般的、绝大多数中主的情况，何况从唐太宗的言行看，即使英主，独断专行也不是都能给封建统治带来好处的。
　　不仅北宋范祖禹，以大造“尊君”之舆论著称的南宋大儒朱熹，也反对皇帝“独断”。他在“经筵留身面陈四事劄子”（《朱文公文集》卷十四）中说：“上自人主，以下至于百执事，各有职业，不可相侵。盖君虽以制命为职，然必谋之大臣（宰相），参之给（给事中）、舍（中书舍人），使之熟议，以求公议之所在，然后扬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严，命令详审，……此古今之常理，亦祖宗之家法也。今者陛下（宋宁宗）即位未能旬月，而进退宰执，移易台谏，……而大臣不与谋，给、舍不及议。正使实出于陛下之独断，而其事悉当于理，亦非为治之体，以启将来之弊，况中外传闻，无不疑惑，皆谓左右或窃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尽允于公议乎”。为什么要斩钉截铁地说即使“独断……悉当于理，亦非为治之体”呢？就因为君主一个人才干毕竟有限，如做出一个决定不与大臣、宰相商议，不经过给、舍审核、草拟便下达，“悉当于理”只能是一次、两次，如形成定制，长期沿用下去，迟早将会出乱子而危害整个统治。所谓“以启将来之弊”，含意即在于此。而前引唐太宗声称不愿“独断”，其理由实际上也在于此。朱熹如不是根据儒家政治思想，总结无数历史教训，并且为了整个统治利益，具有无畏精神，是不可能也不敢向皇帝作出这种断言的。
　　这一类思想、舆论，在明太祖废除中书省和宰相，独揽大权之后，依然继续流行着。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个例子，便是明代丘浚的言论。他在《大学衍义补》卷一《总论朝廷之政》中说：“人君……一身之精神有限，耳目之见闻不周，人不能尽识也，事不能尽知也。故必择大臣而信任之，俾其蒐访人才，疏通壅蔽，时加询谋以求治焉”。在卷六《敬大臣之礼》中又说：必须重视有盛德的大臣，“人君诚能得斯人而付倚毗之任，以正朝纲，以敦雅俗，垂衣拱手以仰其成，尚何政教之不孚，强暴之不服哉”。按丘浚乃明文渊阁大学士，《大学衍义补》是他于孝宗时奏上，供经筵日讲和太子学习的一部著作。孝宗曾称赞此书“有补于政治”（见书前周洪谟题本引），后来明神宗还亲为制序，“盖皆甚重其书也”[18]。然而，和明太祖指导思想与措施不同，丘浚依然鼓吹君主应委任大臣，甚至垂拱仰成的思想。这就再一次证明，这种思想经过两千年正反面经验的反覆提供，理论上更趋成熟，在儒家经典中又有根据，明太祖带有时代和个人特点，独断专行的做法，和由此形成的政治制度，并不能压服这种思想；相反，这种思想因为符合整个封建统治利益，连孝宗、神宗这些一般君主，也不得不承认它有道理。在这种情况下，便逐渐将明太祖所建立起来的制度，发行成同样可以体现诸大臣统治经验，实际上起着限制君主独断专行的内阁等制度。并一直沿用到清朝灭亡。这个问题，将在后面论述。
　　《明史》卷二一五《骆问礼传》：穆宗时上疏说：“陛下躬揽万机，宜酌用群言，不执己见，使可否予夺，皆合天道，则有独断之美，无自用之失”。这段话准确地反映了明代，也是战国以来封建政治家、思想家的一个理想境界：使君主行使至高无上权力，成为广泛吸取群臣意见基础上的“独断”，成为“皆合天道”，即完全符合整个封建统治利益的“独断”，实际上也就是成为限制了自己独断专行（“不执己见”、“无自用之失”）的“独断”。大概由于明太祖高度“独断”的缘故，明代臣子常使用“独断”这个词，可是如上所述，它已是被改造了的“独断”，其实际涵义，和朱熹反对“独断”的意思，已没有什么不同了。
　　既然两千多年逐渐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如此，既然绝大多数统治集团成员的愿望如此，而皇帝归根结底又必须靠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