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和内阁相配合，还有六科给事中也在制度上直接起着限制皇权的作用。按给事中唐宋本属门下省，金废门下省，明初设六科（吏、户、礼、兵、刑、工）给事中，成为独立机构（清改隶都察院）。其重要权力之一就是：皇帝所下中旨，内阁未反对，草成敕诏；或内阁票拟，合皇帝心意，批准执行，都得再发至给事中处详审。如以为有害整个统治利益，同样可以封还诏书（《明史》卷七四《职官三》）。同上卷九《宣宗本纪》：“谕六科，凡中官传旨，必覆奏始行。”前面已讲，覆奏约始于北魏、北齐之际，宣宗此谕实际上某种程度也是对君主自己专权的一种限制。《明会要》卷三七《职官九》：嘉靖年间，“都察院疏请差御史巡盐，不下阁票拟，（中旨）批答稍误，（迳下六科），户科给事中黄臣谏曰：‘我朝设立内阁，凡百章奏，先行票拟。今使内阁虚代言之职，中贵肆专擅之奸[33]。关系匪细，渐不可长。容臣封还原本，以重命令’。疏入，即加批如制”。同上卷二一五《骆问礼传》：上疏穆宗，“言诏旨必由六科诸司，始得奉行，脱有未当，许封还执奏”。证明此制一直存在。这样，除内阁外，便又多了一重对皇帝独断专行之限制[34]。
通过以上三点，便可看到，在明代，表面上废去宰相，君主独断专行更加厉害，实际上发展的结果是，君主行使权力时在制度上受到的限制比过去更大，想要独断专行的困难更多了。
必须指出，以上都是就集中了地主阶级统治经验的制度规定而言，实际上在执行中这些制度总要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偏颇，甚至极大偏颇。就明代说，这种因素中最重要的一个便是皇帝往往不上朝。本来按祖制他们应该“无日不朝”，甚至一日再朝或早、午、晚三朝（参《大学衍义补》卷四五）。可是由于贪于逸乐，照办的时候很少，如明神宗甚至二十年未上朝[35]。皇帝逐渐对内阁票拟也懒于审批，而让身旁宦官“批红”，致使有时大权旁落。这是明代的一个秕政。但有些著作过于夸大了这一秕政，似乎明代内阁等制度全受宦官操纵，“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明史》卷七二《职官志序》）。这基本上不符事实。因为内阁票拟从明成祖以后逐渐形成，贯穿于明亡前二百多年，从不间断，而宦官之掌权，则要视皇帝是否委任而定，并非制度。如世宗在位四十多年，不但未曾委任，而且制驭甚严[36]。同时即就批红言，按规定只能遵照内阁“票（拟）来字样，用朱笔楷书批之”[37]，执笔者等于一个謄录人，并不允许掺杂个人意见。这一情况，正好是前述皇帝意志受内阁限制的一个具体反映。只有少数几个宦官，得到皇帝特殊宠信，对票拟之审批发生影响。可是其中能算上毫无顾忌，任意改动票拟，甚至另行票拟者，只有武宗时的刘瑾（由正德元年至五年）和熹宗时的魏忠贤（由天启元年至七年）[38]，加在一起不过十二年。这和二百多年的内阁比时间很短，因而应该承认，整个明代在政治上起主要作用的是内阁等政治制度，是内阁的票拟，而宦官造成的偏颇，则是次要的。
至于清代，以少数民族入居中原，由于满汉矛盾的存在（开始还很尖锐），满族贵族不得不把大权集中于君主手中，以维持对广大汉族稳定的统治。再加上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全都雄才大略，类似明太祖，因而把君主独断专行发展到又一个顶峰。可是由于处理全国政务的基本机构及制度，仍然是内阁（后主要为军机处）及其“票拟”[39]，所以无论就整个清代近三百年大多数君主言，或者即使就康、雍、乾三帝统治的大多数时间言，皇帝受内阁、军机处左右和限制的局面，和明代比，虽有不同（如很少看到明代那样内阁拒绝拟旨的情况），却没有根本变化[40]。兹为节省篇幅，此处不进行具论。
（四）
综合以上三部分论述，得出的结论便是：
1．就君主行使权力受到具体政治制度特别宰相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思想、舆论的限制而言，两千多年的总趋势是逐渐由少变多的。可以肯定，秦始皇、汉武帝的恣意妄为，要比明武宗、清高宗方便得多。从这一方面说，我国封建君主专制权力，不是逐渐加强，而是逐渐削弱。
2．至于君主专制制度，从一建立起，其基本点便是君主享有至高无上，超越一切制度、法律的权力。来自臣下的任何限制，如果他想拒绝，都有权拒绝；他的任何荒谬决定，只要坚持，臣下都不得不执行。这一权力并不因宰相权力的大小，宰相对百官控制的强弱，而发生变化。后者乃宰相、百官之间的权力分配问题。如果就这一方面而言，则两千多年全都一样。明太祖、清圣祖手中所拥有的对臣下生杀予夺大权，并不比秦始皇有所增加。这里不存在权力加强与否问题。
3．必须将以上两种不同情况加以区别。决不能因为看到后代某些英主或昏暴之主，运用手中至高无上权力，无视各种制度的限制，任心而行，便忽视了第一种情况的存在，因为这些君主毕竟是少数。就两千多年绝大多数君主言，具体政治制度的限制，儒家政治思想、舆论（包括越来越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约束，仍是起着重大的作用的。
最后，附带想联系谈点对古代人治、法治的看法。
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君主统治国家拥有至高无上，超越一切制度、法律的权力，其实这是最大的人治；儒家宣扬的各级官吏的人治是从属于它的。而逐步建立各项具体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与约束官吏，统治人民的同时，也对君主行使权力进行限制，则属于法治的范畴。
人治、法治的发展趋势是怎样的呢？
大体上越是古代，法治比重越小。先秦法家虽力主法治，秦代并将这一思想付诸实践，可是在当时社会种种条件下实际上仍是也只可能是人治：
第一，如第一部分材料所提供，既然秦始皇超越任何“法”，“独断”一切，自无法治可言[41]。
第二，既然秦始皇“任心而行”，则秦朝中央百官处理政务自得看他的脸色行事，即所谓倚办于“上”，而不是倚办于“法”。这也就是西汉杜周的“专以人主意指为狱”（均见前引）。
第三，对地方官吏虽有法律条文约束，可是从出土秦简看，限于当时条件，这些条文比较具体，概括力并不强，因而很自然，许多律外情况，仍得地方官吏另行决断。如果经济发展，交通联系密切，自可要求他们及时向京师请示，然而当时远不具备这种条件。再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