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典》卷三《食货典·乡党》引宋孝王《关东风俗传》略云：
昔六国之亡，豪族处处而有，秦氏失驭，竟起为乱。及汉高徙诸大姓齐田以实关中，盖所以强本抑末之计也。（北齐）文宣（高洋）之代，政令严猛，羊、毕诸豪，颇被徙逐。至若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一宗将近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献武（高欢）初在冀郡，大族猬起应之。侯景之反，河南侯氏几为大患，有同刘元海、石勒之众也。
这段文字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北朝后期地方大族的基本状况，为研治北朝历史所习见之史料；而深究其义，却多有不详或难解之处。今不揣浅陋，拟以《关东风俗传》为线索，对文中所见诸豪略作考释，借以探求魏齐易代之际地方大族演进和发展的历史轨迹。
一 关于宋孝王与《关东风俗传》
《关东风俗传》三十卷，原名《朝士别录》，《隋书·经籍志》无载，但见于《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1]唐代以后，此书逐渐亡佚，能够保存下来的完整段落，除前揭诸句外，唯见于《通典》卷二《食货典·田制》，记东魏、北齐之均田；《史通》卷十七《杂说》，述魏收袭沈约之事[2]。
由于失佚过甚，使我们难于对《关东风俗传》的史料价值作出完整的判断。其作者宋孝王，北齐末年历度支尚书段孝言开府参军，又荐平北王文学[3]，一般来说，当世之人，记当时之事，其准确和可信程度应无大问题；但《北史·宋孝王传》对该书的可靠性则持明确的否定态度，传文曰：
（宋孝王）亦好缉缀文藻，形貌短陋，而好臧否人物，时论甚疾之。为平北王文学，求入文林馆不遂，因非毁朝士，撰《朝士别录》二十卷。会周武灭齐，改为《关东风俗传》，更广闻见，勒成三十卷以上之。言多妄谬，篇第冗杂，无著述体。[4]
《关东风俗传》佚文所记诸事，与其它史书有很大差别，如据《北史》之言，其史料价值将大打折扣。
细绎史传，发现与李延寿父子同时的李百药，对宋孝王却有另外一番评价，《北齐书·文苑传》在历数文林馆诸士后，称：“其外如广平宋孝王、信都刘善经辈三数人，论其材性，入馆诸贤士三四不逮之也。”言辞之间，颇多称许，与《北史》相左，莫衷一是。
检《史通》卷七《直书》，有一段关于该书的完整议论：
……次有宋孝王《风俗传》，王邵《齐志》，其叙述当时，亦务在审实。按于时河朔王公，箕裘未损；邺城将相，薪构尚存，而二子书其所讳，曾无惮色，刚亦不吐，其斯之谓欤。
又据《史通》卷六《言语》：
……惟王（劭）、宋（孝王）著书，叙元、高时事，抗词正笔，务存直道，方言世语，由此毕张。而今之学者，皆尤二子以言多?秽，语伤浅俗。夫本质如此，而推过史臣，尤鉴者见嫫姆多媸，而归罪于明镜也。
通过以上记述，使我们对《关东风俗传》及其作者有了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该书广招非议的真正原因在于直书无讳，而所谓“非毁朝士”、“言多妄谬”，系《北史》因袭旧说，并非公允之论。唐高武之世，《关东风俗传》完帙尚存；刘子玄于班马以下，多指摘之辞，却能够对一部“杂史”作出“务在审实”的评价，充分说明了该书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作为研究北朝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应当受到充分重视和利用。[5]
二 《关东风俗传》中的青齐诸豪
篇首引《关东风俗传》诸句，虽泛言大族之盛，却出现了七个具体的姓氏和家族，同一时期的其它史籍中，从未出现过这种方式的排列与叙述，其中个别姓氏究竟指称哪一家族尚难以定谳。现据原书排列顺序，分次考述如下：
1、“羊、毕诸豪”
这两个家族属一姓一望，史书记载比较明确，分别指泰山羊氏和东平毕氏。
泰山羊氏入魏约在太武帝时期，《魏书·羊祉传》：
羊祉，泰山钜平人，晋太仆卿羊?之六世孙。父规之，宋任城令。世祖南讨至峄山，规之与鲁郡太守崔邪利及其属县徐通、爱孟之等俱降。
羊规之入魏后，赐爵钜平子，终于雁门太守；其子羊祉历益、秦、梁等州刺史，好刑名，以刚断著闻。魏齐之际的著名人物羊侃、羊深等人均出自这个家族。
与后世新起的诸豪相比，泰山羊氏属正宗的汉魏名族，子孙也每每以此自矜。泰山羊氏见于史传者始于东汉末年：羊侵，汉安帝司吏校尉；羊儒，汉桓帝太常；羊续，汉灵帝南阳太守，历三世，“不登公位”[6]。这一家族的勃兴当在魏晋之际，羊?系司马氏近臣，以定储之功官拜太仆；羊祜西晋时拜征南大将军，久镇襄阳，筹划平吴，为王室重臣。魏晋时期，泰山羊氏一门两后，为当朝一流门第。[7]永嘉之乱后，这一家族相率南渡，东晋南朝间有闻人[8]。值得注意的是，后汉时期泰山羊氏世居“泰山平阳”，而《魏书·地形志》却称羊续墓碑在泰山梁父；两晋南朝，泰山羊氏的郡望均属为“泰山南城人”，至北朝却变为“泰山钜平人”。平阳、梁父、南城、钜平四地，虽同属一郡，却相隔有间，排除其间地理沿革的因素，羊氏郡望的仍有一些令人费解之处[9]，似乎暗示着同一宗族内的远近亲疏；北魏羊祉与西晋羊祉属同一支系，不避祖讳，也有些可疑。北朝羊氏与两晋羊氏间相隔五代世系无考，却已失去了作为旧族的历史连续性；他们与魏晋时期的泰山羊氏虽保持了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其权势和声望与祖辈却相去甚远。
东平毕氏始见于《魏书·毕众敬传》：
毕众敬，小名捺，东平须昌人。少好弓马，交结轻果，常于疆境盗掠为业。刘骏为徐兖刺史，辟为部从事。骏既窃号，历其泰山太守，冗从仆射。
《魏书》于毕氏祖辈未作追述，《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后汉兖州别驾谌，世居东平。五世孙众庆（毕众敬之弟），宋本州大中正。”；《北齐书·羊深传》又曾提及其先世有“毕轨被诛”一事，据《三国志·魏志·曹爽传》注引《魏略》：毕轨正始中为司隶校尉，与何晏、丁谧、邓飏、桓范等人同预曹爽之党，属魏晋间的大姓名士。自罹司马氏门诛之祸后，东平毕氏数世沉寂无闻，至毕众敬之辈，已逐渐沦落成为以弓马为业、以盗掠为生的地方豪侠[10]。
刘宋末年，王室内争，青齐豪民纷纷卷入。天安元年 (469)，薛安都降魏，毕众敬“以母并百口并在彭城”，率兖州军民出降，就拜兖州刺史；后以其子元宾继任，“父子相代为本州，当世荣之”；孙祖朽，隶邢峦统军，在兖州与南军相持经年；曾孙义畅，又为兖州刺史、大中正。终北魏一世，东平毕氏在兖州具有相当强大的宗族势力，家有“百口”之众，“善持家业，尤能督课田产，大致储积”。北齐时，毕氏“资产宅宇足称富室”，“累世本州刺史，家富于财，士之匮乏者，多有拯济”[11]。
《关东风俗传》以“羊毕”并举，原有所本，《北齐书·羊烈传》：
烈天统中与尚书毕义云争兖州大中正，义云盛称门阀，云我累世本州刺史，卿世为我家故吏。烈答云：“卿自毕轨被诛以后，寂无人物；近日刺史，皆是疆埸上彼此而得，何足为言。岂若我汉之河南尹，晋之太傅，名德学行，百代传美，且男清女贞，足以相冠，自外多可称也。”
中正之争，反映了孝文帝分定姓族后北方士族门第标准与观念的变动，显示出“重当世冠冕”与“重汉魏传统”间的内在矛盾：泰山羊氏自诩汉魏衣冠，却已沉滞为地方属吏，其权势与祖辈相去甚远；东平毕氏虽起自豪侠，却“不乏显贵”，因而得以“盛称门阀”。羊毕两家在家世渊源、仕途官宦、家学门风各方面虽互有短长[12]，但在北朝政治与社会中的实际地位却相距不远，两家争夺中正的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后世言北朝门阀，于“崔卢李郑”以下必称“羊毕封高”，不无来由。
2、“瀛、冀诸刘”
和羊毕二姓不同，刘氏属一姓多望的家族，《广韵》所载的刘氏郡望计有二十五望之多；《风俗传》原文称“瀛、冀诸刘”，显见非指一家一族。但在北朝瀛、冀两州政区之内，除“河间刘氏”属瀛州[13]、魏神龟二年“瀛州民刘宣明聚众谋反”[14]外，冀州地区几乎见不到刘氏宗族的痕迹，是史籍阙载，还是作者别有所指呢？
刘姓中的冀州平原一望，在唐以后的姓氏书中已不见著录。考《魏书·刘休宾传》：
刘休宾，……本平原人。祖昶，从慕容德度河，家于北海之昌都县，父奉伯，刘裕时北海太守。
宋魏交争中的平原刘氏，是名副其实的地方大族，时谓“刘休宾父子兄弟，累郡连州”。刘宋末，薛安都引魏军入边，刘休宾据守梁邹，刘氏父子的向背，对青齐地区归附北魏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刘休宾入魏后，为客多年，羁系代都；魏以梁邹为平齐郡，任刘休宾为县令。太和年间，子侄官位不显，或相率南叛，或被徙戍边，宗族南北离散[15]。
北魏末年，刘休宾的直系后裔已不闻声迹，但在他们世居的齐州地区，刘氏宗族仍有若隐若现的活动。《通鉴》卷一五一梁武帝普通七年(526)：
魏齐州平原民刘树等反，攻陷郡县，频败州军，刺史元欣以平原房士达为将，讨之（胡注：宋武帝侨置平原郡于梁邹，属冀州；后入于魏，改冀州为齐州，平原为东平原郡）[16]。
《通鉴》卷一五一梁武帝中大通元年(527)：
魏东清河郡山贼群起，诏以齐州长史房景伯为东清河太守。郡民刘简虎尝无礼于伯，举家亡去，景伯穷捕，禽之，属其子为西曹掾，令喻山贼。贼以景伯不念旧恶，皆相帅出降（胡注：宋武帝侨置清河郡于盘阳，属冀州；后入于魏，为东清河郡，属齐州）。
《通鉴》卷一五一梁武帝中大通元年(527)：
魏齐州广川民刘钧聚众反，自属大行台（胡注：宋武帝侨置广川郡，属冀州，入魏属齐州）。
几次反叛的性质姑置而不论，但民变的背后无疑有宗族的活动。（东）平原、（东）清河、广川均属齐州，而齐州在北魏前期一直称为冀州，是刘宋属地，直到皇兴三年(479) 入魏后才改称齐州[17]。直至北齐时期，这里仍可以见到刘姓宗人的活动，《北史·苏琼传》：
平原郡有妖贼刘黑苟（《北齐书》作“狗”）构结徒侣，通于沧海。琼所部人，连村接居，无相染累。
平原刘氏的本贯属冀州，他们在北魏和北齐之间的主要活动区域齐州，曾长期被称为冀州；刘休宾一家衰败后，“平原刘氏”作为士族的一个郡望在历史上逐渐消失，而在东魏北齐时期，这一地区仍有大小不等的刘姓宗族在活动，这也许就是《关东风俗传》称之为“瀛、冀诸刘”的原因。
3、“清河张、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