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昌末，河北流人南渡，以兰根兼尚书，使齐、济、二兖四州安抚，并置郡县。

《魏书·曹世表传》：

　　孝昌中，青齐频年反乱，诏世表持节慰喻。

《北齐书·阳斐传》：

　　孝庄时，斐于西兖督护流民有功，赐爵方城伯。

《魏书·刘灵助传》：

　　 ……寻兼尚书左仆射，慰劳幽州流民于濮阳，因率流民北还。

北魏王朝的安抚之策并未取得实际成效，建义元年 (528)，青齐地区终于爆发了以邢杲为首的反叛。关于邢杲起兵的整个经过，《北史·元天穆传》记述如下：

　　 初，杜洛周、鲜于修礼为寇，瀛、冀诸州人多避乱南向。幽州前平北    府主簿河间邢杲，拥率部曲，屯据?城，以拒洛周、葛荣，垂将三载。及广阳王深等败后，杲南度，居青州北海界。灵太后诏流人所在皆置，命属郡县，选豪右为守令以抚镇之。时青州刺史元世?表置新安郡，以杲为太守。未报。会台申汰减所授县，以杲从子子瑶资荫居前，乃授河间太守。杲深耻恨，于是遂反。所在流人先为土人凌忽，闻杲起逆，率来从之，旬朔之间，众逾十万。劫掠村坞，毒害人民，齐人号为“舔榆贼”。先是，河南人常笑河北人好食榆叶，故因以号之。杲东掠光州，尽海而还。又破都督李叔仁军。诏天穆与齐献武王讨，大破之。杲乃请降，传送京师，斩之。

一些前辈学者已经注意到：邢杲起兵，与杜洛周、葛荣之反性质有别。[30]考《北齐书·王昕传》，邢杲与河间邢邵为从兄弟；《北齐书·魏兰根传》，邢杲为魏兰根之甥；邢杲本人又“拥率部曲”，属典型的河北世家大族。此次起事的直接原因是所谓选授不公，其深层背景却是源于青齐地区的“土客”矛盾。邢杲举兵旗号不明，但拥十万之众“劫掠村坞”，又“东掠光州，尽海而还”，其目的显然是争夺河北流人在青齐地区的生存空间，而并非针对北魏王朝，因而在尔朱氏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几乎未作任何抵抗即主动出降。
　　邢杲之叛，直接引发了青齐地区流民与土民间的血腥仇杀。《魏书·阳尼附阳弼传》：

　　属洛周陷城，弼遂率宗亲南渡河，居于青州，值邢杲起逆，青州民疑河北人为内应，遂害弼。

阳休之一家“咸为土民所杀”，“诸阳死者数十人，唯休之兄弟获免”；邢邵为土人所执，赖王昕冒死力救才免于一死；至于在这次丧乱中被杀的下层民众，更是不计其数。
　　土客间的矛盾与冲突并不局限在民间。《北史·李浑传》：

　　时河北流人聚青土，众逾二十万，共劫河间邢杲为主，起自北海，袭东阳。青州刺史元世?欲谋诛之，府人遂猜贰。浑乃与长史崔光韶具陈祸福，由是歃血为盟，上下还睦。

这次盟誓的结果，史无明言，但此事却间接反映出青齐地方政权中的内部矛盾。青齐守牧的属下，或为河北大姓，或本地乡豪，对待邢杲起兵的态度截然不同，因而“府人猜贰”，甚至不得不歃血为盟，足见其积怨之深。
　　北魏末年，青齐地区的事态十分严重，在“土客”矛盾当中，包含着河北大族与青齐豪强之间、土民与流民之间、“土人”与“城民”之间以及地方官吏内部的剧烈冲突，又有江左势力煽动其间，局势异常复杂，处置稍有不当，便会导致不可收拾的恶果。河阴诛杀后刚刚控制北魏朝政的尔朱氏集团显然对此缺乏准备，以其有限的政治经验尚不足以应付这一复杂的局面。《北史·薛琡传》：

        元天穆讨邢杲也，以琡为行台尚书。时元颢已据?城。天穆集文武议其所先。议者咸以杲众甚盛，宜先经略。琡以为邢杲聚众无名，虽强尤贼；元颢皇室昵亲，来称义举，此恐难测。杲鼠盗狗窃，非有远志，宜先讨颢。天穆以群情所欲，遂先讨杲。杲降军还，颢入洛。天穆谓?曰：“不用君言，乃至于此。”

所谓“群情所欲”，实际上即是“诸将所请”[31]，反映了北镇武将对河北大姓的一种普遍的仇视心理[32]。邢杲请降后，不仅没有得到赦免，反而被问斩京师，恐怕也是这种情绪的反映。从表面上看，尔朱氏拥北镇之众，挟河阴之威，一举荡平了青齐的反叛，事实上，在短暂的沉寂之后，一场更大范围的社会危机正在孕育之中。

五 高欢与河北大族

　　 魏齐之间，猬起响应高欢的封、高、卢、李等家族，都直接或间接地卷入了这一时期青齐地区的土客纷争。《北齐书·高乾传》：

　　 孝昌末，葛荣作乱于燕、赵，朝廷以（高）翼山东豪右，即家拜渤海太守。至郡未几，贼徒愈盛，翼部率合境，徙居河、济之间。魏因请置东冀州，以翼为刺史……乾兄弟本有纵横志，见（尔朱）荣杀害人士，谓天下遂乱，乃率河北流人反于河、济之间，受葛荣官爵，屡败齐州士马。庄帝寻遣右仆射元罗巡抚三齐，乾兄弟相率出降。

所谓“纵横之志”云云，系史官的誉美之辞；把这段记载与邢杲起兵的过程相比较，就会发现二者活动区域、反叛性质极为相似。“信都之义”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封隆之，时任河南尹丞，其本传曰：

　　时青、齐二州士民反叛，隆之奉使慰谕，咸即降款。

李元忠北魏末一直留居本乡，但其从弟李浑与邢邵、王昕“奉老母携妻子同赴青齐”，事迹已见于上文[33]。卢文伟一家没有直接南徙，但其从弟卢仲延却于孝昌末“率河北流人反于阳夏”[34]。
　　从河阴之变到邢杲被杀的一年间（公元528年4月至529年4月），河北大族对尔朱氏政权的态度并不明朗。北魏政局的巨变使河北大族处于两难的境地：河阴一役，公卿荡尽，河北大族与北镇武人间的仇隙进一步加深；但这一时期双方的武力对比过于悬殊，而地方武装的实际控制者多是世家大族中较为次要的支系，他们多居乡里，对河阴之变感受并不强烈。从某种意义上讲，尔朱荣翦灭葛荣之举，反而间接地保全了他们的地方利益。在一段时期内，河北大族既无明确的效忠表示，也没有公开的反抗之举，他们对北魏王朝尚存希望，等待尔朱氏在天下粗定后能够改弦更张，等待朝廷内部发生变化。尔朱氏讨灭邢杲之举，不仅剥夺了他们在青齐地区的生存空间，使其感到了切肤之痛，也表明了河北大族与尔朱氏的矛盾已经激化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此后不久，孝庄帝被轼，尔朱氏兄弟分据内外，羽翼渐成，河北大族对北魏政权尚存的一线希望彻底破灭，真正意义上的“潜图义举”正是从这时开始的。
　　在北魏末年这场空前的社会动荡中，河北大族的地方势力已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卢文伟广积稻谷，率乡闾屯守范阳，却一战为杜洛周所擒；李元忠“率宗党作垒自保”，连破葛荣，最终仍不免被执；高乾兄弟出降后，“尔朱荣以乾前罪，不应复居近要”，解官还乡，又将高昂诱擒，“禁于驼牛署”。严酷的社会现实使他们意识到，以其一家一姓的势力已不可能保全自身的宗族利益，即使是最低限度的“结境自守”也很难实现，必须结成更为广泛的政治和军事联盟。于是，选择和投效“明主”，成为这一时期河北地方豪强的一种普遍的心态。
　　河北大族最初所选定的“明主”，是北魏正胤所在的孝庄帝。建明元年(530) 九月，孝庄帝诱杀尔朱荣，政局出现转机。为抵御拥兵在外的尔朱兆兄弟，无可依托的北魏王廷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地方豪帅，召高乾“驰赴洛阳”，“庄帝见之，大喜”，“以乾为金紫光禄大夫，河北大使，令召乡闾以为表里形援”。原被尔朱荣囚系的高昂，也被委以通直常仕、平北将军之职，高氏兄弟“援剑起舞，请以死效”。孝庄帝又“以河内要冲”，授封隆之河内太守，假平北将军、当部都督。与此同时，屯据范阳的卢文伟也乘机发动兵变，将尔朱荣余党侯渊逐出了范阳。
　　永安三年(531)十二月，尔朱兆攻入洛阳，幽杀孝庄帝，政局为之一变，无所依归的河北大族转而把希望寄托到幽州刺史刘灵助身上。《魏书·刘灵助传》：

　　刘灵助，燕郡人。师事刘弁，好阴阳占卜，而粗疏无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