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丁堡学派的理论困境及其反思(4)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6-03-04
(四)爱丁堡学派产生的文化背景
1.斯诺“两种文化”的演讲爱丁堡学派源起的社会背景之一,是18世纪50年代斯诺讨论的两种文化之争。1959年物理学家斯诺在剑桥进行了著名的《关于骄傲和科学技术发展》的讲说。这位物理学家在这次演讲中强调了在科学领域内科学的进步和威信有待提高。科学技术总是被大家忽视,像这种高科技的技术却是工匠们摆弄的玩意儿。科学文化这个词语,首次在斯诺演讲中明确地提出了,它其实存在了两种不同的科学内涵底蕴,它不仅包含了文化人的意境而且还有那些专业技能人员的的科学理智。与此同时,他还发现了人文学知识分子和科技专家无论是才智、种族,还是社会出身和收入并无太大差别,但他们之间的沟通几乎为零。甚至在学术、道德和心理状态等方面的也没有什么共同点。简单来说,这两个群体之间互相不认同,他们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也有非常大的差异。斯诺这个演讲仅仅一个多小时,但是却在之后掀起了轩然大波,这个演讲最直接的促成了三件事情:其一,他提出的科学文化的概念,在国际间不可阻挡地传播开来;其二,他阐明了一个在现代社会里任何有思想的观察家都不能回避的问题,这个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转化为若干问题;其三,他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这场争论超乎寻常的激烈并且传播范围很大。斯诺演讲在英国的影响最大,英国首相允诺要开展对科学的研究,于是便有许多自然科学或者数学背景的学者前来英国,这其中就包括爱丁堡学派开创者的巴恩斯和布鲁尔,他们在当时研究的题目是“ciecetudie”。1966年以爱丁堡大学为研究中心,主要进行科学的社会方面研究的ciecetudie:Uit正式成立。著名科学家巴恩斯、布鲁尔和柯林斯都是英国科学技术和社会领域最重要的三个代表人物,他们原来都是其他科学学派的鼻祖。然而,爱丁堡学派强纲领的影响之所以日益扩大也与1976年布鲁尔出版的《知识和社会意象》有很大关系。13在20世纪30年代,置身于科学知识社会学领域研究的绝大多数代表人物,包括斯诺,他们其实都不仅仅只是了解科学技术这一方面,恰恰相反他们都是博学的全才各个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比如说心理学,化学等等。当我们深切领会他们的学业履历和学术成绩时,我们就会发现他们不是盲目地对自然科学进行批评和讥讽的人,而是对那些不足之处给与明白有用的启发,这实在也是这些有完美科学知识体系的人存在的意义。2.“大科学”对爱丁堡学派兴起的影响爱丁堡学派研究是以20世纪的科学为总背景的,那时的科学也在不断的成长,“小科学”向“大学科”的转变算是一次科学技术小改革,进入大科学时期也面临着诸多使人警省的题目,随着科学的不断成长,它的分工也愈来愈细,对社会的影响也在不断加大,还有科学与政治经济之间复杂的关系,都导致了科学技术成长的正面影响和它潜存的负面效应相当。因此,仅仅从科学内部考察科学,换言之,从“裁判员”和“运动员”角色互换的圈子里考察科学,逐渐丧失了其合法性。科学与技术的大规模应用于军事直接导致了“大科学”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没有“二战”期间的大规模军事应用,“大科学”的规模和扩张速度也不会如此迅速。随着苏联的解体,“冷战”的结束,许多过去曾参与军事“大科学”研究的科学家没有了充足的研究经费,也失去了之前的地位,不论是社会还是心理上都有着极强的失落,这时,科学自身的问题成了许多科学家开始认真思考的事情,人文科学研究者也开始收复失去的学术地位。与此同时,“大科学”通过军事、政治现实暴露出的诸多问题,使得“科学家的社会责任”问题日益突显出来。“科学家的社会责任”问题是活跃在一线的科学家提出来的,当时科学的社会影响不断加大,科学与其他领域的互动也不断增强。“科学家的社会责任”问题最初是由贝尔纳为首的一群英国科学家首先明确提出的。贝尔纳曾经发声明说,社会群体在过去的20年里不仅仅让他改变对科学的看法甚至让许多科学家们重新审视科学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20世纪初,相对论、量子力学、生物化学和遗传学的迅速发展,使得许多科学家的一生都发生了改变,从而迫使他们比之前的科学家要更加深入地去思考他们的信念。科学家的平静心境最终还是被外界的激烈事态所打破,这也迫使他们更加认真地思考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能力。在这样复杂又多变的环境下,经济危机、苏联建设等等这些事都是备受人们关注的,也使得各个国家的科学家们已经不能独善其身了。万一战争的枪炮打响了,那么这些科学家们就会14直接利用他们所拥有的知识为国家做出他们的贡献,当然经济其实与科学的发展也有密切的关系,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不行就无法顺利的进行科学技术的研究,那么科学的发展便会停滞。法西斯主义的存在恰恰证明了我们认为已经不存在的愚昧和无知早已经侵蚀到了科学的中心。贝尔纳所言说的仅仅是二战以前的情形,更多地表现为社会因素对科学强制性的影响,二战期间以及二战之后的“大科学”出现,使得大量的科学家工作和研究方向无法剥离地同社会力量结合在一起,科学、技术、经济、政治一体化空前加强,在正反两个方面更多地显现出科学的社会关联、甚至社会本性,这就促使人们注重对科学与社会、政治相互关系的研究。16家的研究成果时应该是具有专业观念的,因此不管在什么期间,自然科学家都必须把某些文化范围内的概念即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成果作为基石。要想游历科学文化,现在的科学家则需利用历史和人类学家的思考方法并通过锻炼才能达到目标。所以,库恩从根本上是想找寻科学作为文化的一种本质特征,这就要在科学研究的领域中运用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当中的解释学方法,也可以运用人文社会科学的眼光,更应该站在人文社会科学背景中来看科学。因此,经过库恩观点的引导,布鲁尔采纳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案,对科学知识进行了实质性的说明,同时,开始重新定义科学研究的学科界限,把社会学放在显著地位。由此,爱丁堡学派思考并得到了强纲领这一主旨。在20世纪70年代布鲁尔发表的《知识和社会意象》里也详细且有条理的解释了,在这本书中作者坚信这四个信条:其一,它应该涉及各种导致信念或各种知识形态的前提内容或条件,展示一种原因与结果的对应联系。在社会原因之外,也有别的原因会致使信念的产生——因果性。其二,它应该对事物的正误以及事物发展的合理性持有一种不偏不倚、公平端正的立场。不管是正确合理或是错误不合理都须进行解释——公正性。其三,它的解释方法应该带有对称的特点。例如,同样的原因类型不仅能体现真正的信念,也能体现不实的信念——对称性。其四,它的所有解释方案一定得适用于社会学。这正是关于人们追求常见的简单解释的体现,也是一种有关原则的条件。若非如此,社会学便处于一种比较矛盾的地位——反身性。以上几个信条,规范了人们认为属于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的强纲领的内容,通过这四个信条,强纲领体现人们在其他科学学科中的同一价值观。我们要理解强纲领主张,首先应该从公正性原则着手,这是由于在该项原则下,首先对传统保守的科学分析模式与客观理智的科学分析模式发起攻击。该原则的内容为“研究者必须客观公正地对待真理和谬误,合理性和不合理性,成功和失败,决不能因为谬误、不合理、失败令人反感或者令人失望,就不去客观公正地对待它们。”[6]科学社会学是以科学知识的全局为分析探究方向的,而不是理性主义科学哲学家研究剩下的东西。这两类知识应该被置于平等地位,受到相同的待遇。公正性原则矛头对准的是“不合理假定”研究模式,这个模式是由科学哲学家劳丹提出的,劳丹认为,17当科学社会学或知识社会学的信念不足以体现其正确性时,知识社会学便会共同辅助解释信念。劳丹的目标是以此实现约束知识社会学的探究领域,但公正性原则恰恰是要冲出这一樊笼,在科学知识的研究阵营中找到社会学的一席之地。具有同样地位的对称性与公正性两个原则是密切联系、相得益彰的。对称性原则是专门为默顿学派的理论而设置的,而该学派旨在规范一些只关注并分析虚假的、失败的知识,对于正确的、理性的知识不再进行深刻探讨的科学家。这样的观点与做法是不科学的,更是有悖于强纲领的公正性的。所以,强纲领更应该清晰地说明真实理性的和虚假非理性的两种对立知识的对称性。爱丁堡学派正是通过强纲领的对称性与公正性原则把传统科学真理和科学正确性扔到一旁,却使用社会学的知识来分析科学知识。爱丁堡学派从强纲领中的公正性和对称性伊始,为接下来的因果性原则的研究打好了坚实的基础,正因如此,才真正达到了对科学知识说明解释的目的。因此,对因果性原则进行深刻的分析是领悟强纲领的枢纽所在。因果性原则的“果”是指爱丁堡学派的研究对象也就是“科学知识”。这样的话,其中因果性原则中的原因指的是什么?我们所说的原因其实是一些关于社会方面的问题,即包括科学技术诞生时的形势情况,也是当时科学家们工作的状态,又指对科学家们自己比较有好处的因素以及他们所处的有利组织,以上都是促使科学技术进步的外在有利因素。所以,这个因果性原则实质是突出科学技术的进步到底是由何种社会利益决定的。从这里出发,因果性原则就是剖析、呈现社会因素的规则。即使布鲁尔在最初因果性原则出现期间一度特别提出,科学知识渐渐的出现和发展是由于社会因素与非社会因素共同起到了作用,这些非社会因素包括:心理学因素、生物学因素等等,但是强纲领在指导实践的时候,却一直在单独提出社会一方面,却一点不提非社会这一方面,而且对人类理性因素可以说是完全不受用的。因此,到了最后社会利益也就变成了事实上仅有的没有超越法律的因素,所以,这一因素比另外一些因素拥有更高的地位。因果性原则变为了爱丁堡学派手中的一把锋利的刀,不管什么科学知识都必须随时被它打入内部进行深度解析,这也正是布鲁尔把因果性原则当作第一纲领的有力解释。在强纲领中,处在末位的是反身性原则,布鲁尔在最初提出该原则时,只是为了使自己的理论可以自洽,同时也证明自己理论是十分严密的。一个理论要想效清晰的诠释探究目标,就要先把自己讲解明白,这也符合了双向要求的目的。布鲁尔认为,不论怎样的解释方法,最低要求是它一定可以符合社会学自身。不然,社会学可能会发展成为一直否决自己的思想形势。所以,反身性原则的提出并非为了佐证科学知识包含社会学,恰恰18是为了说明本身的自洽性以及证明本身的合理性,该原则的提出也充分展现了爱丁堡学派对自己理论的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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