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爱丁堡学派后期纲领:社会学有限主义在强纲领内忧外患的形势下,拥护强纲领的人即爱丁堡学派开始尝试推出全新纲领——社会学有限主义,以此冲破强纲领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有限主义理论是属于物理方面的专业用语,其实质是:物理观、自然历史观的知识不在一个范围,大多时候,历史观是存在传统的和可变的特点,而物理观正好是其对立面。20世纪80年代,巴恩斯在《库恩与社会科学》一书的“科学的社会研究”中使用了有限主义的概念,这本书同时也阐明了社会学有限主义的基本含义。知识的概念在某些时刻是可以改变的,知识是由各个不同词义渐渐组成的,具有不定性,根据现实情况而定。而一个知识含义的正确解释,一定要由某些具体的、现实的和不定的原因来限制。有限主义不认为某一个词汇能够影响观念,且决定它以后的用途,由此,对与错是陈述的自身特性这一说法也不受有限主义支持。在20世纪,布鲁尔出版了《维特根斯坦:知识的社会理论》,使人们对社会学有限主义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社会学有限主义的概念是:词汇以后的用途不会受到现在意思的影响,它类似人的智慧,是在人们的不断探索过程中产生的。1996年,巴恩斯、布鲁尔以及亨利(注:下文中用H代替)在《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的分析》中对社会学的各种类别开展了研究,在这一讨论中他们还系统阐明了社会学有限主义的基本含义,并将这一研究纲领当作基础纲领,并将其引用到科学知识和科学活动的社会学研究当中,论述了在知识的社会学解释当中新的纲领起到哪些作用。简单的说,社会学有限主义的最基本的主张是:分类通常并不是由经验和过去的方式组成和确定的。站在社会学的立场,将词汇进行新的归纳,投入运用时都会遇到一些困难。有限主义特别讲述了分类在社会方面的利益以及它传统的独特地方,比如,进行分类活动时一定包括判断的方式,前次的分类活动对下次的分类活动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分类是随机的、不定的。分类词汇的含义既与其自身的定义有关,又受现实情况影响,也与另外其他词汇相关。H把社会学有限主义的基本含义,明确表述为以下五条基本原则:第一条,分类词汇在以后的使用中是不确定的。虽然分类词汇意义是有开端的,我们却无法确保它将来也是同一个意义,所以,不同时间分类词汇的含义可能不同。这一规则,特别说明了分类具有不定性,它使我们认识到只将经验当作分类的基本依15
      二、爱丁堡学派的指导纲领爱丁堡学派的产生有着极其强大的哲学和社会学基础,并且与当时的文化背景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爱丁堡学派首先对哲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抬高社会学的地位,提出了强纲领。当然,强纲领给爱丁堡学派带来广泛支持的同时,也遭到了更多人的反对,随后爱丁堡学派为了弥补强纲领的不足,在学派后期提出了社会学有限主义。社会学有限主义的提出是爱丁堡学派对强纲领的一种补充,同时也是爱丁堡学派走向没落的一个开始。
      (一)爱丁堡学派前期纲领:强纲领尽管科学知识一直被当做科学的承载者,但是在科学知识社会学形成之前,对其分析探究却始终处于一种空缺的状况。默顿学派一贯认为,用不属于科学知识的方法对科学知识开展研究工作是不正确的行为,作为科学知识,必有其特殊性。曼海姆为代表的知识社会学在一开始也觉得人类的见解与思维方式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改变,直到他遇到带有自决性质的内容时,所有潜心研究的结果都变得无效了。由于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对科学和科学知识的看法非常模糊,爱丁堡学派极不赞同它们,觉得探索知识不应该只是科学哲学家的权利,因此便从科学哲学入手,致力于帮助社会学在科学的殿堂中获取其该有的位置。科学哲学家的垄断在科学知识研究的领域尤为突出,而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只能去研究非理性主义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之下,为了打破哲学家的垄断地位,布鲁尔对科学研究的各学科之间界限进行了重新定义,提高了社会学的地位。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最早使用社会学的方法来解释传统科学,库恩在分析科学史之后察觉,科学和由科学发展而来的社会是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不是简单的对自然界的现实呈现,与其他的文化模式是比较相似的。另外,他在对上述观念的指导中,将科学发展的进程划分为精确明晰的五部分,即从不完善的前科学逐渐进步到较为成熟的新常规科学①,此进程在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之间进行转化。在这个过程中,库恩还提出“范式”这个极具影响力的概念,在某种特定范式指导下进行的科学研究是常规科学,而科学革命的目的是用新范式取代旧范式。库恩将科学的发展过程用范式理论来解释,对此,他曾说,现在的科学家在借鉴与他们较近的科学①这个进程是:前科学——常规科学——科学危机——科学革命——新常规科学。19据是不对的。比方说,将整个世界想象成一个大的蛋糕,刀子由我们掌控,但是,怎样分蛋糕,就要按照一定的要求来做。第二条,不管哪一种分类行为都有出错的可能。因为分类不会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我们又必须根据表象类比实行分类,所以,在分类活动期间,一定会根据多数人的决定来进行分类。这一分类实际是在依据大量个人的感觉并将其总结、整理后产生的,也就是说,协商的传统改变我们的分类观念。第三条,一切的分类行为都不是固定的。将分类当作价值审定的有限主义看法,不但表明了分类词汇的意义不是单一的,还说明它的特点是随机、可变的。一般多数人的说服力效果从一而终的存在于人类的分类活动中,一旦协商传统改变,分类就一定会跟着改变。分类行为永远不能说是正确的,因为不存在永远正确的分类行为。第四条,单个分类词汇的运用不能脱离整体。分类词汇意义的使用受其它词汇的影响,在同一个整体中,时间、环境、人这些都是影响词汇意义的因素。第五条,不同的分类词汇也是不能单独使用的。每个分类系统也不是独立的、毫无联系的,如果这个分类系统想让大家认同,那么它一定是紧密联系的的整体。分类词汇在使用上的联系就像是人与人之间的彼此作用。若分类词汇可以使用有限主义解释,那么对“科学”和“科学知识”的概念也同样可以使用有限主义解释,它们是一种可变更的协议。为达到建设社会学有限主义的系统的目的,H在信念和范例的社会学探究中,强调了社会学有限主义,因此,信念和范例的有限主义特点被一一推出来:第一,将来信念、范例的使用是开放的;第二,每一种信念、范例的叙述都没有标准的对或错;第三,对信念、范例的判断不是一成不变的;第四,对信念、范例的连续使用不能脱离整体;第五,不同的信念和范例在使用上并不是单独的,而是与其它的词汇紧密相联的。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有限主义的实质是“双层观点”,即我们分类的材料是由感觉经验提供的,而文化传统则对它们进行任意分类起到了决定性作用。20
      三、爱丁堡学派的理论困境强纲领为爱丁堡学派带来广泛支持的同时,也遭到了更多人的反对,强烈的批评导致了以下三点问题:第一,强纲领的内在矛盾逐步显露出来;第二,爱丁堡学派生存和发展的合理性基础遭到质疑;第三,爱丁堡学派内部的理论出现了混乱。强纲领的理论困境是相对怀疑主义和其内在矛盾,这两个困难使得爱丁堡学派的各个亚纲领的实践者,用不同的方式改进了强纲领。这样一来爱丁堡学派内部纷争四起,强纲领随即向“弱”纲领转变。对于外界的批评,爱丁堡学派自然也不会坐以待毙,对自己的纲领也进行了自我辩护。从总体上来看,不同的亚纲领依附于强纲领而存在,因此想要从根本上解决强纲领内部存在的理论矛盾是不现实的。
      (一)强纲领“相对主义”遭到批判及其自我辩护
      1.强纲领相对主义遭到批判面对强纲领提出后遭到的许多攻击,布鲁尔在第二版《知识和社会意象》的后记中写到:“自从1976年出版以来,《知识和社会意象》只赢得了少数几个朋友,但是却树立了许多敌人。社会学家们曾经斥责它‘与社会学毫不相干’,因而是一部‘失败之作’;人类学家们认为它是‘以社会为中心的’,与人类本性的单一性相矛盾;研究认识的科学家们认为它是‘旧病复发’,是在‘重复古典的……教科书所犯的那些错误’;而哲学家们则认为它‘显然是荒谬的’,是‘会导致灾难性结局的模糊费解之作’。在这些错误背后,批评者还看到了阴险的意识形态之手,并且把它确定为马克思主义的、非理性主义的、反科学主义的和行为主义的。这样的激烈争辩当然会使单调乏味的日常学术研究活跃起来。我虽然和其他人一样享受它们所带来的乐趣,但是,这里仍然存在某些危险。知识社会学所需要的是冷静的头脑。我们必须避免各种带有情绪和刻板模式——无论这些刻板模式是科学所具有的,还是我们相互之间所具有的。那些只对各种刻板模式感到满足,而不去关注知识社会学家所撰写的著作的确切细节的人,将会连那些与他们正在攻击的立场有关的最重要的学说都理解不了。”[7]实际上,强纲领遭到了比他们想象的还多的人的批判与反对。爱丁堡学派“强纲领”的科学哲学观主旨是拒弃实证主义,放逐理性主义,指导一代学者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的领域进行研究。可是,“强纲领”却有着十分明显的相对主义立场,实际上,爱丁堡学派把库恩的相对主义放大了才解构了默顿的科学社会学,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与库恩的地位和影响力有关,他还借用了库恩的范式推动21自己学派的发展,即由非认知向认知科学社会学的转变。因此,“强纲领”自提出以来在理论发展的道路上遭遇到了极大的困境。在科学史界库恩可以算是对其强烈批评的典范。库恩对于爱丁堡学派对自己思想的激进解读忍无可忍,即便爱丁堡学派一再声称强纲领的诞生是受到库恩思想的启发,库恩还是激烈的批评到:“‘强纲领’(相对主义的建构论方法的别称)被广泛地理解为,声称权力和利益就是存在的一切。自然本身,无论它是什么,似乎都不参与有关信念的形成。至于事实或者由此得出的见解的合理性,以及这些见解的真理性或可能性,仅仅被看作是一种修辞术,在修辞学背后,得胜者隐藏了其权力。于是,把什么都认为是科学知识,就完全成了胜利者的信念。有人发现强纲领的主张是荒谬的,是一个发疯的解构实例,我就是其中的一员。”[8]哲学自身发展过程中相对主义始终在各个角落里隐藏着,等待着时机。与其说强纲领中留有相对主义的立足之地,倒不如说如何能够更好地建设性的扬弃相对主义自身的问题。强纲领的倡导者认为他们所坚持的“相对主义”仅是在方法论意义上的。这种方法论的“相对主义”使得研究者得以避开独断论的质疑,并能够针对研究对象形成逐步深入的观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相对主义”的态度是科学研究必须的。而强纲领批判者则以为不然。他们认为这里的相对主义是存在于认识论范畴的。也就是说,批判者们认为,强纲领的倡导者抹煞了逻辑矛盾律和排中律。认识论相对主义由于逻辑上的崩溃无法构成自洽的连续的认识论体系,对于强纲领来说。至此,方法论“相对主义”极易退却成为“怎么都行”的相对主义,而认识论相对主义又难调众人之口,即便是对于强纲领的倡导者来说,他们也不能说明白哪个相对主义是需要坚持的,对于这一问题,巴恩斯和布鲁尔认为,坚持的相对主义其实简单而言就是可信性问题,这与真假无关,因为可信性并非所有我们坚持的信念都是真的或者假的,要想用信念特殊性来说明,只有依靠影响过它的经验了。当强纲领将自己置身于自然科学审视者位置的时候,显然是充满了经验性的认识;而如果单纯讨论其对于科学的态度,则明显的具有理性主义。总的来说,科学也是诉诸因果关系的与其他知识无异,科学的根本肯定是唯物主义,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经验主义。强纲领在对待经验主义的时候,沿袭了唯理论的道路,这点与理性主义不同,他们认为经验不是决定理论的,虽然经验并非完全决定科学知识,但同时又不意味着此二者之间毫不相干。它们之间的关联并非伴随着科学知识解释的经验而产生,更进一步的说,并非单纯的由经验所支持。科学知识源自于社会,这就使得社会22因素是真理的重要部分,却绝不是其产生错误的原因。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强纲领开始遭到批判。但是,对科学知识以及真理的社会学阐释才是使强纲领真正陷入困境的原因。这是因为,强纲领的拥护者不只是将科学知识作为客观自然对象的正确表述,而是进一步地,视其为一种信念。这种对于客观真理的二次抽象,使得社会学的分析在此成为了可能。单纯从文化的角度来说,并无所谓真假对错、合理或不合理,也就没有相对主义这种特定哲学范畴存在的必要了。问题是,正是由于上述范畴边界界定的不甚明确,或基本语境的不一致,遭到理性主义者的强烈质疑,他们错误的以为强纲领之下的科学知识也没有真假对错之分。不过,反驳者很难真正驳倒强纲领,恰恰是由于它自身的内在“退却”。强纲领认为理性主义与相对主义的信念不同,这种解释使得其理论退化了,也就是说,相对主义者可以反对理性,但却反对不了信念,理性主义者同样不能反对相对主义尤其是相对主义信念。这个世界上最正确、最有力量的学问是科学(通常是指自然科学),这种观点使我们潜移默化地在思维定式中形成了科学至上的观念,这就使得我们普遍习惯于用科学作为标尺去衡量身外之物,而很难将相同强度的原则加之于自身。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动摇了或者说进一步动摇着科学作为绝对话语权的地位,以至于不可避免的会引起争议。强纲领(尤其是反身性原则)消解了科学知识的特权,使其得以被自身反复考察,势必引起了某些极端理性主义者的不满,尽管这种极端的理性主义会恰恰走向它的反面,把理性主义与相对主义绝对对立,反而最终深陷于相对主义的泥潭。这对于科学知识社会学“是否存在”并“如何存在”的问题,给出了一个验证性的答案。其实这是一个康德式的论题,它之所以遭到理性主义者的猛烈批判,与其浓重的哲学色彩和强烈的“解构”主义有很大的关系。理性主义者对爱丁堡学派相对主义有过激烈的批判,这些理性主义者包括哲学家、社会学家和科学家。我们这里只讨论科学哲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因为他们与科学知识社会学联系最为密切,所以他们对强纲领的批判应该是很客观的。他们一致认为,一方面爱丁堡学派合理的理论界限并不包含相对主义;另一方面相对主义解释科学知识没有说服力也并不恰当。具体表现如下:第一,强纲领在科学知识研究过程中不合理的运用了社会学因素。对于非理性知识进行分析的学科界限,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必须遵守。社会学只适用于反常现象,只有当出现非合理的反常现象时才会用到社会学。爱丁堡学派说明信念的前提是信念的合理性不能自洽,解释科学知识的前提是否定科学知识的合理性,这已是超出了他的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