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强纲领相对主义的自我辩护爱丁堡学派对于强纲领遭到的批判并不是默不作声:布鲁尔结合飞机的制造史和空气动力学撰写的《社会建构拒斥科学吗?——三万英尺上空的相对主义》,有很大一部分是为了反驳道金斯和诺里斯的批评,并指出,“空气动力学是主体主动适应自然的构建过程,并不是为了镜像式表现自然真理,这个过程受主体的利益引导(布鲁尔认为自己的主张是‘相对主义与唯物主义的结合’,并非诺里斯所说的唯心主义,因为相对主义的对立面是绝对主义,而不是唯心主义,诺里斯的批评‘遗忘了这种界限’。”[9]爱丁堡学派通过积极回应表明,反对相对主义或者想赋予知识特殊地位的人才会认为相对主义是个威胁,爱丁堡学派始终认为相对主义在科学理解知识的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它在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制度史和思想史方面都有很突出的表现,在这些领域涉及到了知识的多样形式和知识分布的广阔,这就证明了相对主义对科学和知识根本没有威胁。首先,布鲁尔就表达了自己既拥有唯物论立场又拥护相对主义。因为,他认为强纲领并非主张社会因素包揽了对科学知识的所有解释权,而不去考虑自然界作用。他曾经在强纲领的因果性原则中就明确指出,导致信念的原因类型有社会原因与其他原因。他认为,自然界独立于我们的认识之外,但是却能对我们的主观感觉产生作用。在讨论社会因素是否是唯一影响科学知识形成的因素这个问题时,他受到了多方的指责,面对这种指责他是这样说的,强纲领认为社会成分是一种科学背景条件和一种导火索,而这种导火索将可能导致任何的变化,社会成分并不是构成知识的唯一,它只是自始至终都存在的一种构成知识的成分。同时,科学知识的形成原因是否有社会利益这一项也是值得商榷的,但是学界普遍认为强纲领是将社会利益作为一个原因的,对于这个观点他也解释道:“如果我们相信密立根基本上正确,那么随后我们也会相信,作为密立根所描述的世界的一部分,电子是使他相信和探讨的原因。然而,我们必须记住(在这样的场景)电子也同样对密立根的同辈和反对者——不相信电子的艾伦哈福特起了作用。一旦我们认识到了这一点,就感到电子本身从故事中退却了,因为它是两个不同的反应之后的共同因素①。”[10]布鲁尔的言论实际上是坚持唯物主义立场的,但是作为爱丁堡学派的领袖也不能背弃相对主义,所以他也运用社会学相对主义对科学知识进行了说明。①布鲁尔在这里使用的“使两个反应不同的因素”就是指的社会因素。23科学界限。社会学家高估了社会因素在科学知识积累过程中的权重,也没有能够在研究科学知识本身的问题上前进多远,这与社会学家避免科学发展误入歧途的目的是相违背的。这是因为科学知识本身是没有阶级属性的,也就是说,它的核心是没有社会性问题的存在余地的。所剩下为数不多的社会性因素也只不过是为了能够更好的对核心问题进行解释说明才得以存在而已。第二,强纲领对科学知识的解释并不能使其站稳脚跟。从爱丁堡学派总体研究工作来看,他们没有合理的解释科学知识的内部因素,尤其是社会因素,这样就使得科学研究成了只分析外部科学知识的社会过程。尽管如此,对于科学知识而言,社会因素对于它本身的影响还是微乎其微,社会因素也绝不可能决定它,因为,它只对科学学知识的发展过程有些许影响。科学知识是并不含有任何的社会因素,只是对自然的正确反映而已,而事实上阻碍正确认识自然发展的也很有可能是社会因素,因为社会因素也许已经破坏了科学的正确性。因此,在整体上,知识社会学研究成果只是一种哲学观点,所谓的“经验研究方法”也只是为了证明它的观点而提出的。殊不知,这种哲学观点造成了他们经验研究道路上的堵塞,因为此观点无需经验证明。还存在着这样一种自我矛盾,即强相对主义与强经验主义方法论二者的结合,如果想避免这种自我矛盾导致的不良影响,爱丁堡学派是应该直接取消相对主义还是应该放弃经验研究?或者二者兼有。相对主义在应用中本就乏力,广义相对主义更是不合理的,即便它的吸引力很强。爱丁堡学派的相对主义立场,在对科学知识的决定作用方面,把社会的因素无限扩大从而否定了经验世界,对于社会因素是否能影响科学知识的内容,爱丁堡学派的相对主义始终不能做出明确的答复,这实际上影响了社会学家的判断,他们对科学家的行为无法正确解释。在他们日常的工作中,社会过程的实质性影响对于科学知识或者科学片段①尤为重要,但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对其进行证明,现在看来,仅仅谈论对科学运作情况的影响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实在的建构论才是探寻知识本质的关键,所以我们更要对实在的建构论加以关注仅仅依靠爱丁堡学派对科学知识的社会学解释是没有说服力的。总之,强纲领建立的基础是前后矛盾的相对主义,不仅如此相对主义还徒劳无功的对科学知识进行了社会学的解释,强纲领只会阻碍我们对科学知识的正确理解也不能真正的掌握科学知识的本质,所以,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的研究是不明智的。①只是结果和科学片段是指:终将被科学共同体以真理来接受,随后在那一领域占据核心知识的地位的科学。25其次,布鲁尔一再声明他是在方法论上的相对主义,这样就为自己的辩护做了让步的准备。他表明,爱丁堡学派认为知识的客观性并非如人们所想,即便它是真实存在,所以爱丁堡学派并非否定知识具有客观性。他将当前对于客观性研究的理论作为自己方法论相对主义批判的对象,直接忽视了客观性本身。他认为,运用相对主义对科学知识进行说明,科学知识就会呈现出不同角度的样子。布鲁尔只在方法论层面上谈论相对主义,表明他只是想让自己的纲领不再受到攻击,所以他的相对主义只是一种缓和的相对主义。最后,布鲁尔和巴恩斯把相对主义划分为三种不同的形式:第一,一定范围内的信念必定会有一个被环境或者相关因素决定;第二,对称或者等值假设;第三,不同的信念针对不同的论题。通过对上述分类的理解,我们可以看出所有的信念都需要经验研究才能产生影响,并且还要可以用可信性的特有原因来解释。依他们的观点,对称或者等值假设是很重要的,因为相对主义要想使所有的信念在可信性上都是平等的就必须借助对称或者等值假设,所以相对主义不会威胁科学理解上的知识形式。
      (二)社会学有限主义是极端的相对主义在知识的社会学层面上,有限主义极有可能成为最重要的观点,有限主义作为一种意义上的理论不仅对强纲领进行了发展和深化,并且对与世界的联结点(包括理论、次和信念)进行的社会学的说明。由于对人的分类行为的集中阐述是爱丁堡学派有限主义的落脚点,所以在谈论某个对象时,有限主义总是充当这种类型的实例。爱丁堡学派强调的分类行为是一种权威的与分类有本质性关联的行为,也就是说经验独自维持一个分类系统是不可能的,他必须是发生在传统的和集体的生活方式当中的。爱丁堡学派坚持,要充分的说明分类行为,只有同时考虑经验因素和文化因素。换一种说法就是,人建构的分类系统中,由于人们的经验存在差异,因而即便对待同样的自然事物,不同文化传统中生活的人们也有不同的系统分类,所以根据经验构建的分类系统并不是唯一的。我们要想对事物进行分类,就必须研究事物在整个社会当中的分类系统,要知道没有哪一个个体的分类系统是可以脱离他所存在的社会系统的,只不过由于个体不同的文化构成在此基础上会形成他所特有的分类系统。它表明:首先,社会的分类因社会的不同而不同;其次,社会在维持分类系统时依靠的不是个人而是单元。现在,我们认为在分析科学知识与实践时有限主义还是很有建树的。一方面,有限主义将科学实践当做一种对世界进行分割的过程,而科学知识是某种固定的分割方26法。这样一来,科学中存在的争论就是对不同分割方法的争论,科学家之间存在着不同观点,也就是他们关于世界的不同的分割方法,这些方法直接就反应了他们对世界的不同看法。另一方面,有限主义忽略了感觉经验知识的限制作用,以至于知识的形成过程与感觉经验毫无关系。也就是说,爱丁堡学派在一直坚持的“唯物主义与感觉经验是可靠的”这一观点是不完善的,因为他们忘了感觉经验在知识形成中其实是毫无作用的。这样,爱丁堡学派的“激进”的科学观主要是由于用了有限主义来分析科学知识。这种“激进”主要的表现为:第一,爱丁堡学派对于科学知识与实在的关联性方面没有做出任何的描述。爱丁堡学派已经在它的经验研究中付诸实践了,实在最终会否表现成爱丁堡学派论证和声明的那样,常常成为科学实践中争议的主题,而没有有力的裁决。第二,有限主义并没有说明科学知识的稳定性。爱丁堡学派将世界的认识过程用切蛋糕的过程来比喻,这样生动的表现出了此学派对科学知识看法上的不确定性。有限主义可以从整体上并坚持在任意时刻都有不同的蛋糕分割法,每次都会变化不同的角度甚至可以重新开始。社会学有限主义是爱丁堡学派为了克服相对主义困境而提出的,但是社会学有限主并没有达到这种目的,反而加剧了这个困境。从社会学有限主义的角度出发,探讨语词与实在之间的关系时将实在归入了知识形成的过程,实在就变成了语词的影子对语词也就丝毫没有约束力。在社会学有限主义看来问题在于每个词的每次运用和它所运用的对象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而不在于不同理论之间到底哪个更符合理性。这种关系的确立和扩展都是社会协商问题①,所以爱丁堡学派的相对主义深化了词与物的关系。爱丁堡学派的社会学有限主义坚持的是对于不同的人群来说每一个词的每一次运用都是有意义的,而并非仅是坚持不同的社会人群对应不同的文化理论,当然这种文化理论有真有假,有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所以说爱丁堡学派的社会学有限主义是极端的相对主义,按照它的这种观点,科学知识就变得极度的不确定和不稳定。即便科学知识变得不再那么确定和稳定,爱丁堡学派也没有否定科学知识的有效性和确定性,只是否认了经验对照决定科学知识这种理性驱动,同时也否定了科学知识的真假取决于与经验的对照。也就是说,在经验研究中,强纲领在不经意间攻击了①这里的协商问题一句H的观点,即:一个[表示类的]名词的每一次新的应用都是一个社会学的问题,每一个行动改变了下一次行动的基础,每一次行动都是可错的和可修改的。27科学知识的确定性,由于其是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所以这种攻击就是无效的。实在能否用科学知识的社会因素去解释是值得商榷的,但社会学有限主义却认为这是可行的,于是他们极力去实践,实践的结果自然不尽人意,不但将实在归入了语言成为语言的影子,而且也使科学知识的形成和变化显得没有了约束力。社会学有限主义在词与物的关系方面进步一阐述了强纲领的认识论相对主义,这就进一步加剧了科学知识的不确定性。对爱丁堡学派困境的深刻认识,使拉图尔这位信奉强纲领达十年之久的学者转向“行动者网络”理论,而皮克林则转向“实践的碾压”理论。这些新兴的理论从不同的角度突破了强纲领,形成了爱丁堡学派的新理论遍地开花而强纲领却日渐衰弱的局面。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