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他试图通过"无人自愿犯错"的命题来论证假如人们有了关于道德的充分知识就不会在道德行为上犯错。如果这个理论能够成立，知识和信念的一致当然就有了希望。可是看来客观事实不作美，事实表明，利益和信念压倒真理的情况更为多见。尤其是后来休谟关于"to be"推不出"ought to be"的理论更加彻底地否定了各种各样试图在事实和价值之间形成一致的想象。当代虽然已经很少有坚持事实与价值统一的理论，但是又转向寄希望于所谓"理解"。其中的秘密可能就在于，理解不是那种冷漠的科学知识，而是或多或少含有感情因素（比如同情和设身处地）的知识。正是因为它的"感情因素"，使人们寄希望于它能够因此成为过渡到信念的桥梁--以为感情是沟通知识与道德的中间媒介，这是康德的老结构--可是事实再次不作美，我们几乎观察不到"感情随着真理走"的事实，相反，感情总是跟着信念。因此，我们不得不现实主义地承认感情是站在信念或价值观一边的，它根本就不是什么中间环节。  
　　现代发达的理性与审慎习惯的确使人们大大发展了相互理解，可是同时也生产了以文化多元论或文化相对主义为名而以相互冷漠为实的"政治正确"。政治正确表面上是礼貌和互相尊重，实际上是互不关心、各行其事、互相歧视，只不过不说出来。"谁也别管谁"貌似保护了各自的权利，实际上却是用来消解他者的利益、价值和力量的非暴力抵制性策略，而且非常成功。这很容易理解：正如"卖"总要被"买"才有意义，"说"也总要被"听"、"做"也总要被"认可"、"给予"也总要有"接受"才有意义。这个抵制他者的策略就是通过"没有感觉、不给反应"而达到取消他者的市场，没有市场就没有了价值。假如这个应答式的二元关系被削减为一元事实，所有意义就被消解了。也许多元论的确有着对普遍主义的解构作用，但却不是放弃抵制他者的途径和希望，相反，多元论意味着各自都被贬值、各自都被抵制。彼此的独立自由同时的代价就是彼此的冷漠和贬值（还值得反思的是，多元论其实很容易从个人主义演变出来，因为它们在导致彼此冷漠和维护各自权利方面是同构的。而普遍主义则是个人主义试图消除彼此冷漠的恐惧和痛苦的一个尽管不太成功的方案）。  
　　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对话与交往的怀疑论困惑：我们将不得不怀着良好的愿望把对话永远继续下去，因为别无更好的抉择；但又不能奢望被接受，因为理解不保证接受。这好象是说，对话是好的，但不解决问题。即便在我们处于哈贝马斯的"理想的言说状况"之中，情况也无非如此。那种理想的言说状况是个交往乌托邦，在其中人们永如哈贝马斯宣称的那样真诚地以正确的方式谈论着真实的事物13。看来哈贝马斯对于人类理性相当乐观，他相信：在完好的理想商谈氛围中，参加者将会非强制地达成一致观念。也许这种交往的乌托邦最终真地会创造出一个生活与世界的乌托邦，只要这种理想的交往能够持续异乎寻常长久的时间14。可是这种长生不老的乌托邦恐怕不是那么现实，且不说事情会日久生变，太久的等待也会使最好的东西变得一文不值。知识论的热心想象如果不能同时成为一种有现实兑现力的策略，可能终将会变得与需要解决的问题毫不相干。这里并没有怀疑哈贝马斯理论的重要性，而只是说这种理论忽视了人际关系中的某些重要问题特别是"接受"问题。  
　　事情看来是这样的：对于形成人类的良好共同生活来说，仅仅有关于他人的科学知识（了解对方是什么样的）固然远远不够，于是我们就需要进一步理解他人（理解他人做某些事的可以同情或谅解的原因），可是理解了他人仍然不足以使我们形成良好的共生局面，因为缺乏可以让大家都接受的信念、价值观和生活想象，因此，"接受"问题便成为人际关系、不同共同体间关系和文化间关系的最后问题。理解他人心思不意味着接受他人心事，而拒绝别人的精神永远会使合作困难重重，这就是对话与交往理论中的关键难题。  
　　出路也许应该是去改变或者重写对话与交往理论，去重新思考关于他者的概念。哈贝马斯等所强调的语用学观点仍然是个必要的出发点，它把我们对语言的注意力从语言游戏内部的制度性规则引向了语言游戏的应答性实践，于是，"谁在说话"以及"我们在对谁说话"就变成了语言的基本问题。从实践性的语言问题入手，这没有错，关键是，当语言的实践方面成为思考的核心，就必定要走向通过语言实践所表达出来的生活政治和文化政治问题。这样，语用学就需要进一步变成语言政治学。这于是形成了语言问题的发展顺序：由针对任何"所说的"之意义分析走向"说者与听者"的互相理解，再由"说者与听者"的互相理解走向关于"各自所说的"之可接受性的价值分析。  

（四） 发言与倾听  

　　当代哲学中出现了从自我向他者的转向，而且他性的问题已经成了一个几乎所有问题都与之相关的新焦点，这一点现在正变得越来越明显，无论是全球化、地方性、身份认同、普遍主义、共同体、西方与东方、多元论和相对主义、文明冲突、暴力、大众文化、交往和对话、博弈与合作等等表现着这个时代特征的问题都从各自的方向联系到他者这样一个核心问题。现代以来的"主体性"（subjectivity）原则（它是各种现代观念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民主思想包括法西斯主义等等观念的共同哲学基础）已经远远处理不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思想新形势。  
　　这个新形势就是：世界上各种文化传统（如中国文化等）和文化共同体（如女性主义等）获得了自己的话语权（the right of discourse）并且开始发展了话语的自圆其说的辩护能力，于是，尽管存在着强势文化，但其它文化有了"不合作"的思想能力。这个事实的理论后果是，笼统的我思或主体性概念已经表达不了心灵问题。"他人"从原来所假定的那个同质的我思或者主体性这样的普遍概念中逃离出去，而"他人"的逃离同时也就等于剥夺了"我"在那个普遍的我思概念中的居留意义，因为如果只有我在而他人不在的话，"我"就被减弱为自言自语的单一心灵，这个单一心灵唯一有意义的作为就只能是自虐，因此"我"也就不得不逃离出来。我思或主体性就只剩下抽象的意向性和逻辑思维这样的形式而没有精神内容了。现在我思（cogito）只不过是个思想的纯粹形式，这个形式是普遍的，因此所有的所思（cogitatum）都能够在我思在被理解，但是我思却不享有对所思的支配权利，所思不仅是自由的而且有着属于所思的全权理由，就是说，我们各自要想什么就想什么，想成什么样就什么样，一种想法的理由不能批评另一种想法的理由。于是，所?quot;拒绝"了我思的统一支配。主体性并非不存在了，而是退位了，它不再是个重要的问题。  
　　主体性的退位是时代的要求。这一点可以从中国20年来的现代化经验中典型地反映出来。中国上世纪80年代全盘引进了西方的主体性观念，一时一统话语天下，但是在新奇感觉过去之后，人们很快就意识到，人们本来渴望要得到表达的，通过主体性观念什么也没有得到表达，或者说，它表达的东西与人们所希望克服的困难、所希望实现的理想和成功，实在是缺乏密切的相关性。由于在中国发生的是个后发的、迟到的现代化过程，而这个过程又无比迅速，因此在很快就扑面而来的全球化问题面前，主体性观念马上就变成一个抽象的意图不明?quot;启蒙"或"解放"的符号，不但解决不了当前的重要问题，而且它能够说明的问题也已经无足轻重了。全球化时代在思想上的一个后果就是思想的"问题体系"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中国20年经验只不过是以浓缩的方式表达了世界的这种巨变。  
　　主体性教条向他性问题的转向就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变化。与此密切相关，对话的概念与知识的概念应该得到重新阐释，以发展一种新型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