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从语言角度看，to be或Sein是印欧语言中一个非常基本的词，即系词，含有这个词的语言结构是一种非常基本的语言结构。印欧语言是一种拼音语言，在这样的语言中，to be或Sein的系词作用主要是一种语法作用，因此，它的系词用法（或含义）乃是根据这种语言的句法形式可判定的；相反，“存在”或“有”的用法（或含义）就不是由句法形式可以判定的，而是一种词典或语义的意义，它需要靠人为的理解或解释才能明白。因此，我们理解to be或Sein的含义，绝对不能忽视它的句法作用，而我们翻译这个词，一定不能把它翻译成一个无法依据句法来判定的词，也就是说，绝对不能或者尽量不能（保守地说，至少不能）消除了它的句法特征。
从表述中接连不断的退步中不难发觉，这个理由并不是充分自足的。因为论者已经发现，在西方语言中，to be除系词功能外，本身也是一个实义词，西方也有不少学者把古希腊文中的一些einai理解为“存在”（exist），有的甚至就是这样翻译的。我们还可以举一个便当的例子：莎士比亚的名剧《哈姆莱特》中主人公的一段著名独白——“To be，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 ……”，根据上下文和语义，一般都译为“生存还是毁灭，……”（朱生豪先生译文），如果翻译成“是还是不是”，孰好孰劣不是很明显吗？所以我们也可以模仿论者的语气说：我们一定不能、绝对不能或者尽量不能、至少不能在翻译时，完全不顾它在实际使用中的具体含义以及这种含义的多样性。
说到to be含义的多样性，有人引述了卡恩（C.Ｈ.Kahn）的研究成果。据介绍，卡恩从60年代开始对古希腊文“einai”这个动词进行研究。根据他的研究结果，这个词主要有三种用法：系词用法、存在用法和断真用法。在这三种用法中，系词用法是最主要和最普遍的用法。根据他的统计，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einai”这个动词出现的情况中，用作系词的至少占80%以上。因此他认为，“纯粹从量的角度说，eimi的主要用法是系词构造”，换句话说，系词用法是最根本的用法。这一研究成果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不应轻视。但我的疑问是：纯粹统计学意义上的量的优势能证明什么必然性？哪怕我们统计出在古希腊文中，这个词的系词用法超过95%乃至更高，能够排除这个词在使用中实际存在的多义性吗？
我们还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单从语法特征去把握to be的系词含义，其功能就是把判断或命题中的主词和宾词联系起来，相当于命题中的通项（常项），这样一来，假如我们使用某种逻辑符号去代替它，全部形而上学中的复杂争论不是就烟消云散了吗？然而事实是，这种争论不仅在历史上非常激烈，而且至今也没有消停的迹象，虽然它经常遭到被否定和“拒斥”的命运。
第三，从思维方式看，on（being，Sein）之所以在汉语中找不到完全对应的译词，是因为这种语言上的差异，反映了中西哲学在思想方式上的差异。陈康先生在《巴曼尼德斯篇》中将它直译为“是”时，所讲的一条主要的理由，就是“这样也许不但为中国哲学界创造一个新的术语，而且还给读者一个机会，练习一种新的思想方式。”[7] 事隔几十年后，杨适先生颇有感触地说：“对希腊哲学乃至整个西方哲学的最基本的概念estin（希腊文）即is（英文）、Sein（德文）的译法，通常中译为‘存在’或‘有’，而陈先生译之为‘是’。译为‘是’，在中文里常常使人感到非常别扭，不习惯，但是，正是陈先生这种译法，才第一次使我意识到中西哲学及其思维方式的重大差异，促使我对西方哲学本身作深入考察。”[8]
以上见解，是学者们认真研究的结果，或从长期的翻译实践中体会出来，或从对某一或某些著作的深入研究中得出，或从中西哲学的差异比较中觉悟出来。由此看来，on（being，Sein）应译为“是”有相当强的理由和根据；但从前述情况看，也不是完全没有讨论的余地了。
既然人们对词根“on”在汉语中的意义存在着“有”、“在”、“是”等等不同理解；相应地，“ontology”在汉语中也出现了不同的译名，如“万有论”、“存有论”、“本体论”、“存在论”，等等，其中以“本体论”流传最广。据有的学者考证，最初把它译为“本体论”的是日本学者。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日本哲学界普遍采用“本体论”这个译名，这影响到中国并延续到今天。但20世纪30年代以后，日本学者已逐渐放弃“本体论”而采用“存在论”一词，大约从50年代至今便几乎完全用“存在论”代之，“本体论”这一术语已经消失。[9] 中国也有一些学者，例如陈康先生，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就提出，用“本体论”来翻译西语中“ontology”这个概念，严格说并不确切。近年来，关于“本体论”的译名问题，又成为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有人（这样的人并不少）继续沿用“本体论”的译名；有人则主张起用“存在论”的译名；而更多的人，与主张把“on”翻译成“是”相一致，认为ontology只有译为“是论”，才忠实于这个西文词的本义，这是最近几年一种占主流地位的意见。但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不赞成这种译名的人都感到，“是论”这个词在中文里显得很别扭，很不习惯。因此可以肯定，这样的讨论还将继续进行下去，而且短期内难以达成大家都可以一致接受的意见。
二 译名分歧的深层根源
随着讨论的深入，人们已经认识到，单纯从词源上去寻找根据，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同样，也不能拘泥于词汇的字典意义，而应该根据对不同形而上学理论的理解，结合具体哲学学说的历史演变，才能确定哪种译法最接近文本的原义。这实际上就是说，译名的准确与否，更主要地取决于对相关学理的理解。这可以看作一条重要的翻译原则。
从前面的讨论看，如果说词源的考察大都支持“是论”这个译名；那么从义理方面看，情况就要复杂得多。人们现在对“本体论”这个译名的批评很多，但无论从语义角度还是从从形而上学史角度看，这个译名的合理性恐怕都不能完全否定。
首先，从语义角度看。
在希腊文中，“on ”的含义是双重的：既可以指“在者”（“是者”、存在物）的共性（being－in－general），又可以指“在者”（“是者”）的基础（ground—of—being）。前者接近于“本质”，后者接近于“本源”。显然，这两种所指不能不有一定的区别，实际上它们之间有重要的区别。海德格尔揭示出，由于这两种含义的混淆，导致传统形而上学用“在者”、“是者”（Seiende）的寻求代替对“存在”、“是”（Sein ）本身的追问。因此，笼统地把关于on的言说称为“存在论”或“是论”，具体是用它指称关于“存在者”、“是者”的研究呢？还是用它指称关于“存在”、“是”的研究呢？这是一个尚待明确的问题。如果用ontology来涵盖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就需要在它下面的分支中明确地区分出来，哪一个分支是研究存在者、是者的，哪一个分支是研究存在方式、是的方式的，否则就会忽略“存在论差别”而铸成大错。
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一书中曾专辟一章，讨论了“存在”、“是”（Sein）一词的相关语法和语源问题。[10] 从语义学角度来利用海德格尔的考察成果，对于我们说明ontology的译名问题是有帮助的。
德文表示“存在”、“是”的名词das Sein，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