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不管西语和汉语之间存在着多么巨大的差异,有助于在汉语或中文语境中讨论问题,应该是我们在翻译和研究上所坚持的一个基本的工作假定。这种假定的理由说来也十分简单:因为我们是以汉语为母语来讨论哲学问题。[25] 除非我们不使用汉语讨论哲学问题,或者偏执地认为汉语不适合于用来讨论哲学问题[26],这种选择就是必然的。同时应该看到,汉语与其他语言一样,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近代中西文化交通以来,中国人已经创造出了许多新的词汇——有的取自日文,有的取自英文或其他西方语言,这些新的词汇,能够传达出新的意义,可以有效地与西方思想交流。尽管在使用这些新的语词时,古老的汉字无法完全摆
脱它们世世代代相沿的内涵,但这一点可以通过解释和说明来加以弥补。[27]
最后,有必要说明一下汉语中“本体论”这一术语的命运。
从讨论的情况看,大多数人已经公认,采用“本体论”来翻译“ontology”,或者把中文中的“本体论”这一术语与西方作为一门哲学分支学科的“ontology”,作为含义相同的概念等同起来,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在“ontology”中,作为词根的“on”根本没有汉语或中文里“本体”的意思,至少不是它主要的基本的意思。这样的理由完全成立,并且坚强有力。因此,如同日本哲学界的做法一样,中国有的学者也主张彻底废除汉语中“本体论”这一术语。
本文不赞成这种做法,而是主张在对“本体论”的一片否定和“拒斥”声中,不失时机地“抢救”这一概念,并把它用于其他目的,赋予其作为“批判”对象的积极意义和价值。
简单地说,保留“本体论”这一术语的理由,就是赋予“本体论”新的、恰当的含义,通过适当的话语转换,用它来指称另外的事情。被保留下来的汉语“本体论”这一术语,不是用来指称作为一门哲学分支学科的“ontology”(存在论),而是用来指称西方哲学史上,哲学家们在探讨“on”的问题时,历史地形成的一种哲学形态——实体主义或实体中心主义的哲学形态。
海德格尔通过“解析存在论的历史”,揭示了“存在”(on,Sein,being)和“存在者”(onta,Seiende,beings)的“存在论差别”。根据他的揭示,前苏格拉底哲学中,哲学家们对“存在”(on,being)问题的思考,包含着内容丰富的思想源头;但是,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直到黑格尔,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用关于“存在者”的讨论代替了对“存在”本身的追问。传统形而上学所探讨的“存在者”有较多的含义,但“实体”(entity)、“实在”(reality)概念是其核心含义,可称之为实体论形而上学。从这种意义上看,用汉语中的“本体论”一词来标志这种研究“存在者”的哲学形态是比较恰如其分的。而这种意义上的“本体论”,就是一种以追求终极实在为依归,以奠定知识基础为任务,以达到终极解释为目标的哲学。我们将其命名为“本体论哲学”,并把它理解为“传统形上学”的同义语。[28]
这种命名和理解,可以在中国文化中寻找到相应的解释学背景资源,从而有助于我们开展相关的研究。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相当于上述意义上的“本体论”的那部分哲学学说,被叫做“本根论”,指探究天地万物产生、存在、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和根本根据的学说,其意义与“本体论”一词基本吻合。中国古代哲学家一般都把天地万物的“本根”归结为某种无形无象而与天地万物根本不同的“东西”(如“气”、“理”、“心”等),也与西方哲学家把“本体”(相当于最高存在者)理解为某种最高的终极的“存在者”,而这种最高的终极的“存在者”又被视为产生天地万物的最终根据和最高原因基本一致。据有的学者研究,在汉语语境中,“本体”一词与“客形”相对,“客形”是变化不定的状态,“本体”则是本来恒常的状态。[29] 这种语义与亚里士多德所谓“实体常住不变而只是变换它的性状”的说法也非常接近。所以,用“本体论”一词来诠释和理解西方哲学史上那种以追求最高存在者为最高使命的哲学形态,是较为适当和合理的。
当然,在汉语中使用“本体论”这个概念,要避免使之泛化。因为从学理上说,一个科学上或哲学上的概念,一旦失去了特定的内涵和外延,而变成一个无边界的概念,它也就成了一个在理论上无效的概念。遗憾的是,在当前的相关研究中,特别是在文艺界和美学界,“本体论”概念的泛化已经到了极端任意的地步。
我们首先应该意识到,“本体”这一概念在中国语文中的使用情况是非常多样化的,而且这两个字原是可以分开来用的,如“本末”之“本”,“本根”之“本”,“本性”之“本”,“体用”之“体”,等等。至于“本”“体”二字合用为“本体”一词,大约是在宋明理学中,其含义各家解释不同。如张载《正蒙》说:“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太和》)这里的“本体”是指本来恒定的状态。朱熹讲本体有三义:“性之本体”、“形气之本体”、“天理自然之本体”。例如他说:“大抵人有此形气,则此理始具于形气之中,而谓之性。才说是性,便已涉乎有生而兼乎气质,不得为性之本体。”(《朱子语类》卷九十五)他在解释《易传》“形而上者谓之道”时说:“但即形器之本体而离乎形器,则谓之道,就形器而言则谓之器。”(《朱子语类》卷七十五)关于“天理自然之本体”,他说:“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其实一理也。”(《论语集注》卷三)朱氏所说三种本体的意义有层次的不同:天理自然之本体,指理本身;性之本体指性的本然;形器之本体指存在的根据。王阳明讲“心之本体”,如云:“人心是天渊,心之本体无所不该,原是一个天,只为私欲障碍,则天之本体失了。心之理无穷尽,原是一个渊,只为私欲窒息,则渊之本体失了。”(《传习录》卷下)“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同上)王阳明所谓心之本体即是良知,亦即先验的道德意识。这里所谓本体是本来状况之义,心之本体指心的本来状况。[30] 可见,在中国传统文献中,“本体”一词的含义是多种多样的。
在日常语言中,“本体”一词的用法更是多样,有“基本”、“基础”、“根本”、“根据”、“本质”、“真实的”、“本来的”等多种含义。这里举一个例——
是的,已经走向世界、走向成熟的中国体育正在回归体育的本体意义。……我们不再把竞技场上的比赛视为“政治理念”和“阶级”的较量。今天的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