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意识依托上帝使自己服从抽象道德、压抑生动人性。它是从康德哲学发源而来（或者说康德哲学是其代言）。在康德看来，要服从来自上帝的绝对命令，要就凭借信仰，因为从我们人的自身出发，则我们的欲望冲动必定要与绝对命令相抵的。而凭着对颁布绝对命令的上帝的信仰（实则是恐惧，因为这个上帝是全知全能者），我们可以放弃自己的情感欲望，来无条件都服从绝对命令。并且我们也因着服从绝对命令而逃离出有限，使个体生命直接获得无限的本质。这也正是当时德国虔敬派的信仰。黑格尔从早期的《图宾根论文》到晚期的《宗教哲学讲演录》都没有停止为对这种虚假宗教情绪的批评。他分别用与客观的宗教相对的主观宗教、与公众的宗教相对的私人的宗教、与民族的宗教相对的实证的宗教来称呼这样一种信仰方式。
这种意识通过信仰，通过服从上帝的命令，使自己“在不变的意识（即上帝）那里达到它自己”，因此，这种意识对自己的高洁往往得意非凡。但它所理解的上帝及其命令与他作为一个有限的人是无关的，上帝永远是一个主子，正如黑格尔说，康德教会了人们把外在的主子放到自己的内心里来（41），所以，这种信仰的意识又是一种奴隶的意识，只不过，因为是上帝的奴隶，所以在他人面前还是高出一等的。黑格尔常常以亚伯拉罕来举例说明。
在黑格尔看来，亚伯拉罕与其他古人的不同是，他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这表现在，他不能与其它民族的祖先那样安于自然安于故乡。由于上帝的招选，他知道自己高出于其它的一切受造物，从而与自然，家乡，故人都发生了分裂，成为一个漫游者。这就是亚伯拉罕的自我意识的表现。但正象康德的自我意识建基于对上帝绝对命令的服从一样，亚伯拉罕的自我意识也是建基于这样一个前提条件：听命一个绝对的主子。在每一次的服从之前，他并不知上帝的意图，在他的脑海里除了服从别无它物。亚伯拉罕听到了来自上帝的命令，要他离开家乡，甚至在他还不知要去往何地时，他就服从了；亚伯拉罕听到上帝要他献上儿子以撒，他就带着儿子上山祭献。这一切的服从，与人自然的乡土之情，父子之情相背的。但是，为了与无限联合，这就是代价。


亚伯拉罕的这种信仰并不过问我们的人类情感。（其实，如果把信仰惯彻到底，就可以看出其中的矛盾，因为人作为上帝的造物，其情感欲望都来自上帝的创造，无视这一部分，显然是对上帝创造的亵渎）。宗教信仰不仅仅是古代的精神现象，可以说，每一个时代都有，特别是在一个功利盛行的时代，超凡的虔敬也会跟着出现。为了摆脱现实的功利世界的庸俗，那些具有浪漫情怀的人往往会长久地下跪祈祷，到处地施舍行善，因此而获得自我感的满足，并且在来世进入天国。于是，这些宗教性的道德意识自有一种孤芳自赏的快乐感。西方思想史上对基督教的批评可以说都是针对这样一种伪善与自得的宗教的批评。
在黑格尔的时代，尤其是在德国，这种宗教型的道德意识盛行。而二十世纪，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另一种非宗教型的道德意识。它同样起源于康德哲学。在这种非宗教型的道德意识中，取代上帝发布绝对命令的是“人类”。黑格尔虽然着力地批判了宗教型道德意识，但并非没有注意到这种非宗教行的道德意识。这种非宗教型的道德意识对二十世纪的人类生活影响非常之大。下面，我们就对此作一番考察。
如果说宗教型道德意识可以用亚伯拉罕来作比喻，那么，这种非宗教型的道德意识可用“大游行”者来做比喻。米兰昆德拉曾谈到“大游行的幻象”时说：“自法国大革命以来，一半的欧洲被称为是左派，另一半被称为右派。然而要根据他们自称的理论原则来界定他们是不可能的。毫不奇怪，与其说政治运动是基于理性的态度，不如说是基于幻象，意象，言词，原型之上，它们一起构成了这种或那种政治膺品（Kitsch），直译为拙劣艺术品，常译为媚俗，而本文认为膺品更确切，因为媚俗让有联想起一种讨好他人的心态，但是本文认为，KITSCH所要求的并不是讨好他人，而是讨好自己，能给人产生一种良好的自我感觉）。大游行的幻象是与各个时代各种倾向的左派联系在一起的一种政治膺品。大游行是在通往兄弟友爱、平等、正义、幸福之途上的一壮丽行进。它一直在前进啊前进。”（42）我们并不完全同意昆德拉把政治看成一种非理性行为。但是，他确实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美好的理想往往可能堕为一种膺品，当人们为了这种理想奋臂高呼的时候，很可能是象前面宗教型道德意识一样，只是屈服在一种抽象的理想下面，为了摆脱现实生活的平凡琐屑而在一条通向彼岸理想的大道上持续不断地游行着，并且象前面的宗教行道德意识一样，因为自己置身于这一行例，而感到自豪得意，没有参加这场大游行的人，或者阻碍了这场大游行的人，都要被扫到历史的拉圾堆里去。
其实，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的“德行与世界进程”一节似乎正是对上述大游行者批出了批评。只不过，大游行者在这里被称为德行意识或道德武士。这此道德武士、大游行者以人类明天的代言人出现，以历史进程的预言家显身，但是他们所预言的理想和目的，“归根结蒂，只是一些空话，它们使心地高尚，使理性空疏，它们努力建设，但是毫无建树；这些夸夸之谈，只说出了这样的一个内容：那自以为其行为符合于这样高贵目的、沉溺于使用优美词句的个体，是把它自己当成了一个优秀的本质；——这是一种吹嘘，这使自己和别人都为之冲昏头脑，而冲昏头脑总是出于一种空的傲慢自负。”（43）大游行者的理想沦为泛泛空谈，就是因为大游行者并不懂得理想与现实的关系，这两者在他们那里是分裂的，因而理想也是抽象的。
黑格尔能对大游行的本质做出如此精辟的论述， 是因为在他那个时代大游行已经出现了。法国大革命就是一场大游行。法国大革命的理想是每一个个体的自我意识的张扬，它是对现实的落后陈旧发起的一场摧毁运动。但黑格尔说，法国大革命的理想是在抽象的推理上建立起来的，法国大革命的斗士是这一抽象理想的代言人，而“这些抽象推论一旦得势，就发生了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不可思议的惊人场面：在一个现实的大国中，随着一切存在着的现成的东西被推翻之后，人们根据抽象思想，从头开始建立国家制度，并希求仅仅给它以想象的理性东西为其基础。又因为这都是缺乏理念（即观念、精神——引者注）的一些抽象东西，所以它们把这一场尝试终于搞成最可怕和最残酷的事变。”（44）


然而大游行者本人却是不会意识到自己理想的抽象性，以及作为理想代言人的自我的空虚性，相反，与宗教的道德意识在祷告与行善中掩盖起奴隶心态而孤芳自赏一样，大游行者因为自己的热血为人类沸腾而激动不已。另外，就象宗教的道德意识中的上帝对于个人是一种压迫一样，“人类”，“未来”这样的抽象理想会对现实的个人产生压迫，为了明天的人类牺牲当前个人的幸福，就是一个不可拒绝的命令。其实，这种大游行者恨恶一切有限，所以，这个“明天的人类”不过是使自己弃绝有限的一个堂皇借口。
总之，这两种形式的道德意识都是苦恼意识，是向物自体——上帝或者人类——的飞升，但又是这种努力不断受到打击，因为知性的二元论在有限与无限之间确立了不可逾越的鸿沟。然而，这些道德意识本身却并不苦恼。“这种道德天才同时又是自己本身中的上帝崇拜；因为它的行为就是它对自己的这种神圣性的直观”（45）。他们都陶醉于“对这样纯洁高尚的东西的认知和表述、关怀和维护中表现出来的光明磊落所产生的愉快”（46）

（3）道德意识的伦理生活方式
本文的基本结构就是，把个体生命的状态与伦理生活方式联系起来考察。所以，这里，我们同样要来审视道德意识的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