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黑格尔哲学中的一个问题：苦恼意识及其出路（上）(6)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5
面穷奢极侈，另一方面贫病交迫”。（53）这一切都不是精神应有的状态。
因此，我们就要谈到黑格尔哲学中最重要的概念——国家。家庭中的爱是精神的感觉形式，市民社会表面上破坏了这一形式，但以需要的相互依赖、劳动分工的方式把爱的本质即那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发展了，但这种联系完全成了外在的，强迫性的，因此，精神的要素只能自在地起作用。而“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是作为显示出来的（原文黑体）、自知的实体性意志的伦理精神，这种伦理精神思考自身和知道自身”， “国家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54）
黑格尔常常给人以国家集权主义的倡导者的印象，也许与上述这些用词不无关系。但是，这里的国家实际上是一个哲学概念而不是具体的定在的国家。“现在如果问，一般国家或者每个特殊国家以及它的法和使命在历史上起源是或曾经是怎样的，又如果问国家最初是从家长制关系，从畏惧或信任，还是从同业公会等等中产生出来的”等等这样一些关涉具体的定在的国家的问题，“都与国家的理念无关。这里，我们仅仅在谈对国家的哲学上的认识问题，从这一观点说，以上这些都是现象，是历史上的事物”，“哲学所考虑的仅仅有关所有这一切问题的内在方面，有关被思考的概念。”（55）黑格尔不是在谈论历史上的国家，同样也不是在谈论现在或未来的国家，而是在谈论国家的“真理性”，在谈论国家的概念。而我们日常中的国家则是一些“外在的国家”，也因着这种强迫性，它们是属于市民社会这个阶段的。（56）
而在目前阶段所谈的国家是“具体自由的现实”，在国家中个体之人“一方面通过自身过渡到普遍物的利益，他方面它们认识和希求普遍物，甚至承认普遍物作为它们自己实体性的精神，并把普遍物作为它们的最终目的而进行活动。”“人不仅作为私人和为本身目的而生活，因为人没有不同时对普遍物和为普遍物而希求，没有不自觉地为达成这一普遍物的目的而活动。”（57）这里的普遍就是那在家庭中以爱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市民社会中以外在需要与劳动的联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而这一切，在这里达到了自觉的程度，表现为个人把这些联系当成其希求着的普遍。在国家这个概念里的普遍性就是精神，所以国家是伦理生活本质的实现。这样国家就是家庭与市民社会的内在目的。（58）在国家这个阶段，家庭的狭隘没有了，市民社会的强迫性消失了。
虽然黑格尔谈论的不是历史上的国家，但作为定在国家的概念，它还是要在历史上具体的国家中发生作用的。黑格尔本人也是运用历史上国家形成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战争来展示他这里所说的国家的本质、伦理生活的精神价值的。
当一群人在一片土地上定居下来，生而育女，繁衍后代，并进行劳动、分工等等，这些行为还不足以使这群人组成为一个国家，——如果用人类学上的术语来说，则是不足以使这群人成为一个民族。在黑格尔看来，民族之神要用血来祭奠。一群人尚未在那片土地上为了他们共同的生活洒过鲜血，他们就不是这片土地上的民族，而只是一群偶然的在这里栖息着的群落而已。所以，战争造成就民族。
两个部落之间的战争带来了个体生命的死亡，财产的流逝，是一个“把个人的利益和权利设定为瞬即消逝的环节”。这当然是一个否定性的环节，但黑格尔又说它“肯定个人的绝对（原文黑体）个体性而不是个人的偶然和易变的个体性。”（59）这里，绝对的个体性就是指人的个体生命应当成为的那个“一”、那个普遍性，而偶然的易变的个体性就是指人作为有机体的那样一种存在状态。
因此，“通过战争，正如我在别处表示过的，‘各国民族的伦理健康就由于它们对于各种有限规定的凝固表示冷淡而得到保存，这好比风吹动防止湖水腐臭一样；持续的平静会使湖水发生相反的结果，正如持续的甚或永久的和平会使民族堕落。’”（60）民族战争直接否定了伦理生活是为了求生存，因而成了对家庭与市民社会表面上的那些目的，如生存发展等等之类的否定，战争用刀枪挑开了伦理生活的面纱，把伦理生活对有限性的否定这一面活生生暴露出来的。当然，这里的战争一定要是正义的民族战争，否则这种否定性，这种战争中主导的就不是民族之神，而是空洞的死神了，因为“冒死的危险当然比光怕死要高明，但还是属于单纯否定的东西，它本身既没有规定，也没有价值。肯定的东西即目的和内容才给与这种勇敢以意义”。（61）有内容的死，即为了人与人之间的联合而死，为爱而死，为自我意识的统一而死，才是精神对死亡的战胜。
为民族赴死的战士把自己的生命献给民族，这是民族分工中最伟大的职业，这一职业真正达到了以普遍性为其目的。黑格尔认为，“有限的东西，如生命、财产，被设定为偶然的东西，那是必然的，因为这就是有限东西的概念。从一方面来看，这种必然性具有自然力的形态，因而一切有限的东西都迟早必死，从而是暂时性的。但是在伦理性的实体即国家中，自然被夺去了这种力量，而必然性也就上升为自由的作品，即一种伦理性的东西。至于那暂时性则成为所希求的消逝，作为有限东西的基础的否定性也成为伦理性的本质所特有的实体性的个体性。”（62）民族英雄就是自觉地祈求着有机体生命的消逝而升华为伦理的精神，以死昭示出伦理生活的最终目的是人与人的联合，是家庭中的爱在一个更高层面的复活。因为他们把自己的生命给予了与他们共同生活的他人，而他们自己也就成了“实体性的个体”。
不过，黑格尔并不是鼓吹民族战争，民族英雄也不是他心目中的最高精神状态。因为民族的生存还是一个“类”的保存问题。这其中的自然因素还占着重要的比例，而黑格尔认为精神是要摆脱对自然的存在的这种依赖性。而更重要的是，黑格尔这里所说的民族战争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民族形成初期的情形，在民族形成之初，我们上文所说的那种自我意识还没有出现，民族英雄表现的精神不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精神。我们将在下文看到，在今天这个时代再把民族英雄提出来以拯救精神已经过时了。不过，民族英雄所揭示出来的伦理生活的目的却是从古至今长存的，这也是民族英雄的故事始终是有价值的原因，因为它表示的正是象家庭中埋葬死人那样的人类生命超越死亡的努力，即精神的力量，使迫于自然的有机体的死亡变成向精神的过渡，在死亡的过程中加入仪式祭献的因素。
至此，我们通过分析家庭、市民社会与国家这伦理生活的三个层面，所要揭示的就是：伦理生活以人与人的完全结合为目的，而人与人的完全结合，就是精神。黑格尔把体现在伦理生活的精神称为客观精神，在客观精神之外还有绝对精神和主观精神。但是，这并不是说有三种精神存在，这只不过是同一精神的三种不同的体现些方式。而绝对精神作为主观精神与客观精神的统一，就即是国家，又是个人，这里“国家即个人”，“它在被提升到普遍性的特殊性自我意识中具有这种现实性。”（63）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黑格尔对伦理生活的这种解释是否会导向禁欲主义，是否会影响我们发展经济的热情，让我们退回到那只要精神不要物质的时代？
其实答案很清楚。黑格尔虽然认为家庭、市民社会与国家是三个逐级升高的层次，国家是前两者目的的最终实现，但并不是说有了国家就可以不要市民社会，正象有了市民社会家庭仍继续存在一样，国家出现之后，家庭与市民社会并不消失，但它们只是作为环节，而不是作为目的存在了。黑格尔非常重视家庭与市民社会的作用，他在批评柏拉图的理想国时指出，其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要婚姻和财产，由此而把人的特殊性这一原则否定掉了。如果没有了特殊性，那么在国家阶段所达到的普遍性就是抽象的普遍性，而不是精神了
因此，我们就要谈到黑格尔哲学中最重要的概念——国家。家庭中的爱是精神的感觉形式，市民社会表面上破坏了这一形式，但以需要的相互依赖、劳动分工的方式把爱的本质即那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发展了，但这种联系完全成了外在的，强迫性的，因此，精神的要素只能自在地起作用。而“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是作为显示出来的（原文黑体）、自知的实体性意志的伦理精神，这种伦理精神思考自身和知道自身”， “国家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54）
黑格尔常常给人以国家集权主义的倡导者的印象，也许与上述这些用词不无关系。但是，这里的国家实际上是一个哲学概念而不是具体的定在的国家。“现在如果问，一般国家或者每个特殊国家以及它的法和使命在历史上起源是或曾经是怎样的，又如果问国家最初是从家长制关系，从畏惧或信任，还是从同业公会等等中产生出来的”等等这样一些关涉具体的定在的国家的问题，“都与国家的理念无关。这里，我们仅仅在谈对国家的哲学上的认识问题，从这一观点说，以上这些都是现象，是历史上的事物”，“哲学所考虑的仅仅有关所有这一切问题的内在方面，有关被思考的概念。”（55）黑格尔不是在谈论历史上的国家，同样也不是在谈论现在或未来的国家，而是在谈论国家的“真理性”，在谈论国家的概念。而我们日常中的国家则是一些“外在的国家”，也因着这种强迫性，它们是属于市民社会这个阶段的。（56）
而在目前阶段所谈的国家是“具体自由的现实”，在国家中个体之人“一方面通过自身过渡到普遍物的利益，他方面它们认识和希求普遍物，甚至承认普遍物作为它们自己实体性的精神，并把普遍物作为它们的最终目的而进行活动。”“人不仅作为私人和为本身目的而生活，因为人没有不同时对普遍物和为普遍物而希求，没有不自觉地为达成这一普遍物的目的而活动。”（57）这里的普遍就是那在家庭中以爱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市民社会中以外在需要与劳动的联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而这一切，在这里达到了自觉的程度，表现为个人把这些联系当成其希求着的普遍。在国家这个概念里的普遍性就是精神，所以国家是伦理生活本质的实现。这样国家就是家庭与市民社会的内在目的。（58）在国家这个阶段，家庭的狭隘没有了，市民社会的强迫性消失了。
虽然黑格尔谈论的不是历史上的国家，但作为定在国家的概念，它还是要在历史上具体的国家中发生作用的。黑格尔本人也是运用历史上国家形成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战争来展示他这里所说的国家的本质、伦理生活的精神价值的。
当一群人在一片土地上定居下来，生而育女，繁衍后代，并进行劳动、分工等等，这些行为还不足以使这群人组成为一个国家，——如果用人类学上的术语来说，则是不足以使这群人成为一个民族。在黑格尔看来，民族之神要用血来祭奠。一群人尚未在那片土地上为了他们共同的生活洒过鲜血，他们就不是这片土地上的民族，而只是一群偶然的在这里栖息着的群落而已。所以，战争造成就民族。
两个部落之间的战争带来了个体生命的死亡，财产的流逝，是一个“把个人的利益和权利设定为瞬即消逝的环节”。这当然是一个否定性的环节，但黑格尔又说它“肯定个人的绝对（原文黑体）个体性而不是个人的偶然和易变的个体性。”（59）这里，绝对的个体性就是指人的个体生命应当成为的那个“一”、那个普遍性，而偶然的易变的个体性就是指人作为有机体的那样一种存在状态。
因此，“通过战争，正如我在别处表示过的，‘各国民族的伦理健康就由于它们对于各种有限规定的凝固表示冷淡而得到保存，这好比风吹动防止湖水腐臭一样；持续的平静会使湖水发生相反的结果，正如持续的甚或永久的和平会使民族堕落。’”（60）民族战争直接否定了伦理生活是为了求生存，因而成了对家庭与市民社会表面上的那些目的，如生存发展等等之类的否定，战争用刀枪挑开了伦理生活的面纱，把伦理生活对有限性的否定这一面活生生暴露出来的。当然，这里的战争一定要是正义的民族战争，否则这种否定性，这种战争中主导的就不是民族之神，而是空洞的死神了，因为“冒死的危险当然比光怕死要高明，但还是属于单纯否定的东西，它本身既没有规定，也没有价值。肯定的东西即目的和内容才给与这种勇敢以意义”。（61）有内容的死，即为了人与人之间的联合而死，为爱而死，为自我意识的统一而死，才是精神对死亡的战胜。
为民族赴死的战士把自己的生命献给民族，这是民族分工中最伟大的职业，这一职业真正达到了以普遍性为其目的。黑格尔认为，“有限的东西，如生命、财产，被设定为偶然的东西，那是必然的，因为这就是有限东西的概念。从一方面来看，这种必然性具有自然力的形态，因而一切有限的东西都迟早必死，从而是暂时性的。但是在伦理性的实体即国家中，自然被夺去了这种力量，而必然性也就上升为自由的作品，即一种伦理性的东西。至于那暂时性则成为所希求的消逝，作为有限东西的基础的否定性也成为伦理性的本质所特有的实体性的个体性。”（62）民族英雄就是自觉地祈求着有机体生命的消逝而升华为伦理的精神，以死昭示出伦理生活的最终目的是人与人的联合，是家庭中的爱在一个更高层面的复活。因为他们把自己的生命给予了与他们共同生活的他人，而他们自己也就成了“实体性的个体”。
不过，黑格尔并不是鼓吹民族战争，民族英雄也不是他心目中的最高精神状态。因为民族的生存还是一个“类”的保存问题。这其中的自然因素还占着重要的比例，而黑格尔认为精神是要摆脱对自然的存在的这种依赖性。而更重要的是，黑格尔这里所说的民族战争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民族形成初期的情形，在民族形成之初，我们上文所说的那种自我意识还没有出现，民族英雄表现的精神不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精神。我们将在下文看到，在今天这个时代再把民族英雄提出来以拯救精神已经过时了。不过，民族英雄所揭示出来的伦理生活的目的却是从古至今长存的，这也是民族英雄的故事始终是有价值的原因，因为它表示的正是象家庭中埋葬死人那样的人类生命超越死亡的努力，即精神的力量，使迫于自然的有机体的死亡变成向精神的过渡，在死亡的过程中加入仪式祭献的因素。
至此，我们通过分析家庭、市民社会与国家这伦理生活的三个层面，所要揭示的就是：伦理生活以人与人的完全结合为目的，而人与人的完全结合，就是精神。黑格尔把体现在伦理生活的精神称为客观精神，在客观精神之外还有绝对精神和主观精神。但是，这并不是说有三种精神存在，这只不过是同一精神的三种不同的体现些方式。而绝对精神作为主观精神与客观精神的统一，就即是国家，又是个人，这里“国家即个人”，“它在被提升到普遍性的特殊性自我意识中具有这种现实性。”（63）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黑格尔对伦理生活的这种解释是否会导向禁欲主义，是否会影响我们发展经济的热情，让我们退回到那只要精神不要物质的时代？
其实答案很清楚。黑格尔虽然认为家庭、市民社会与国家是三个逐级升高的层次，国家是前两者目的的最终实现，但并不是说有了国家就可以不要市民社会，正象有了市民社会家庭仍继续存在一样，国家出现之后，家庭与市民社会并不消失，但它们只是作为环节，而不是作为目的存在了。黑格尔非常重视家庭与市民社会的作用，他在批评柏拉图的理想国时指出，其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要婚姻和财产，由此而把人的特殊性这一原则否定掉了。如果没有了特殊性，那么在国家阶段所达到的普遍性就是抽象的普遍性，而不是精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