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人类近代的历史，就是西方霸权的历史。西方霸权的历史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涉及到五个领域，即经历了军事的霸权、政治的霸权、经济的霸权、科技的霸权和学术的霸权。前四个霸权是显性的或者硬性的，容易察觉，如殖民主义时代军事的入侵、帝国主义时代政治的占领，全球化时代经济的控制，信息化时代高科技的垄断，而学术的霸权则是隐性的或者说软性的，不易察觉，如在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教育和学术中，非西方的人群在西方文化强大的辐射、熏染和压力下，不知不觉地甚至是完全自愿地拥抱、效法、接受西方学术中所体现的价值观、世界观、历史观和各种思想。在现在的世界上，除了极少数伊斯兰教的国家，西方学术的霸权几乎侵占了所有人类的学术领域。在非西方世界的大学、研究所、文化机构、学术社团、出版社、学术期刊以及各种媒体中，由西方学术衍生出来的价值、思想、观念、规则占据着支配与控制的地位，西方学术的话语权力在当今世界各国的学术研究中一支独霸已是不争的事实。就算在非西方国家的现实事务中，其行为背后的最终理据仍是来源于西方学术，如所谓民主化中的全民公决来源于西方政治理论中的“社会契约说”，市场化中的资源最优配置来源于西方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看不见手”的理论，国际关系中大国通过强力平衡各国力量维持和平的外交政策来源于西方建立在基督教原罪思想上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等等。此外，世界各国国内的许多争论冲突以及国际的许多争论冲突，虽然互不相让，但其背后的理据仍产生于西方的各种学术，最典型的是冷战时代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争论冲突都产生于西方学术思想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争论冲突。冷战结束后，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冲突消失，但西方学术独霸世界的格局仍未消失，民主、自由、人权、发展等产生于西方学术的象征符号仍是支配世界的最强音，世界学术研究与讨论的基本规则仍产生于西方学术，所以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实际上就是世界所有非西方学术话语权力的终结，即终结到西方民主自由的话语霸权上。总之，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西方学术话语称霸世界的时代，我们每个人不管愿不愿意，都成了按照西方学术价值进行思考与讲话的人。

为什么西方的学术话语有这么大的力量称霸世界呢？除西方学术挟西方百年来军事、政治、经济、科技的强盛之势外，还因为西方将其学术中所体现的价值说成是排它的普遍真理，适用于所有的人类世界。这就使得非西方世界的人群在接受的西方学术思想时，认为自己不是在接受西方思想而是在接受人类普遍的真理。诚然，人类的学术思想都可能体现普遍真理，但在西方理性主义与基督教普世论的影响下，很自然地会认为西方学术思想代表了普遍真理。这样，西方学术便普遍化与人类化，而非西方学术则特殊化与民族化。其结果必然是西方学术中心化，非西方学术边缘化，最后导致非西方学术被西方学术排挤压迫，非西方学术的基本义理被西方学术颠覆解构，非西方学术的解释系统被西方学术驱逐取代。如今，人类非西方文明中的学术都丧失了话语权力从而最终丧失了话语权利，人类非西方学术领域都成了西方学术的殖民地，人类一个新的学术霸权与学术压迫时代已经来临。前面说过，西方在军事、政治、经济、科技的霸权是显性的硬性的，容易察觉，容易反抗，且容易成功，而西方学术的霸权则是隐性的软性的，不容易察觉，不容易反抗，且不容易成功。所以，人类要从西方学术霸权与学术压迫中解放出来并非易事，人类将会长期处在西方学术殖民与霸权的重压之中。

在这种西方学术霸权与殖民的时代，中国传统的学术同样也遭受到西方学术的排挤压迫，中国学术的基本义理被颠覆解构，中国学术的解释系统被驱逐取代，中国传统的学术丧失了话语权力进而丧失了话语权利，中国的学人已经不能按照中国文化自身的义理系统来思考问题与言说问题，中国的学术领域已经成了西方学术的殖民地。这就是一百年来中国学术的真实写照！这种西方学术霸权与学术殖民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中国儒学自身的解释系统被解构，中国儒学不能按照自身的义理结构来解释自己与理解自己，只有按照西方学术的义理结构才能解释自己与理解自己，尽管可能是错误地解释自己与理解自己。这就是所谓西方学术是“语法”，中国儒学是“词汇”；西方学术是研究方法与规则，中国儒学是研究对象与材料。这一问题不解放，中国儒学将永远处于边缘化状态，将永远丧失解释与理解自身的权利，更谈不上解释与理解自身的权力。中国儒学不能解释与理解自身，又遑论解释与理解其它学术（包括西方学术）与世界。因此，今日中国儒学的当务之急就是打破西方学术一统天下的霸权状态，回归中国儒学自身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重获儒学的话语权利与话语权力，把儒学从西方学术的殖民地中解放出来，使儒学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总之，今日中国儒学的当务之急就是以儒学解释儒学，以儒学解释中国，以儒学解释西方，以儒学解释世界。一句话，就是以中国解释中国，收回中国儒学界一百年来在解释系统上的“治外法权”。

二、中国儒学被西方学术解构与殖民的历史过程

近代世界进入了一个受西方建立的“丛林规则”支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时代，弱肉强食成了人类相处的所谓自然法则。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中国百年来内忧外患，处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侵略的悲惨境地，救亡成了中国近现代史的最强音。在西方列强侵入中国时，“学术跟着军舰走”，西方学术也进入了中国。为了救亡图存，中国的知识分子除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与“声光化电”之学外，也开始大量学习西方的政治、法律、经济、伦理、宗教、哲学、历史等人文学术，开始用西方学术的眼光来看儒学，看中国，看世界。这样，中国的学术──儒学──就开始被西方学术解构与殖民，即中国人不再用儒学自身的解释系统解释儒学，解释中国，解释世界，而是用西方学术的解释系统解释儒学，解释中国，解释世界。中国儒学开始进入了被西方学术逐渐解构与殖民的过程，这种解构与殖民有许多表现形式，下面就其大者逐一论述。

首先，中国儒学的解构与殖民开始于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按照儒学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体”和“用”是不分的，有其“体”必有产生于此“体”的“用”，“用”不能离开其“体”而独立存在。故按儒学的义理结构用儒学的术语来说就是“体用一源”、“体用不二”、“明体达用”、“即用显体”，张之洞把“体”“用”分开，使“中体”不能致其“中用”，“西用”又不能显其“中体”，所以严复批评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是“牛体不能马用”，这一批评无疑是正确的。张之洞把“体”“用”分开，使儒学所体现的“中体”挂空飘荡，不能在现实的“用”中具体落实，“中体”遂变成“无用之体”，即“中体”遂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不再产生实际的影响（历史进程即“用”的领域），从而导致“西用”主宰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发展到现在，中国铺天盖地都是“西用”，而“中体”已经退出了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舞台，中国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无中体的国家”。正因为张之洞把“体”“用”分开，导致“中体”退出了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舞台，就为西方学术所蕴含的“西体”入主中国敞开了大门，有了趁虚而入的可乘之机。到现在，中国不仅“用”是西方的了，“体”也是西方的了，“西体”（不管是那种西方学术意义上的“西体”）也同“西用”一样主宰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中国现在成了一个世界上最独特的“西体西用”的国家。

复次，张之洞把儒学中的另一对范畴“理”与“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