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开，按儒学的基本义理结构，“理”“势”是不能分开的，“理”是“势”的最高道德评判标准，“势”是“理”的具体评判对象；“理”永远不变高高在上评判“势”，“势”则不能离开“理”的评判而有其正当性。尽管“势”并不按照“理”的要求变化发展，但离开了“理”的“势”因其没有正当性自古以来一直是儒学依“理”批判的对象。儒学的理想是“以理转势”，就算做不到这一点，也必须“以理判势”，绝不能“舍理言势”，更不能“屈理就势”。然而，张之洞为了回应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挑战，在西方列强入侵瓜分中国时救亡图存，把“理”和“势”分开，舍“理”而言“势”。张之洞认为，面对西方列强入侵瓜分中国的“势”，没有办法讲“理”，因为建立在西方文化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只懂“势”而不懂“理”。中国文化是君子文化，即讲“理”（讲道德）的文化，西方文化是小人文化，即讲“势”（讲霸力）的文化，君子面对小人只能讲“势”而不能讲“理”，所以中国就要学习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势”（即西方坚船利炮等所谓“长技”）来对抗西方。张之洞虽然为了救亡不得已而以小人之“势”抗小人之“势”，但毕竟是“舍理言势”，把“理”“势”分开了。对张之洞本人而言，其心中固然有儒学的“理”，不承认西方的“势”，但由于“势”离开了“理”，不再接受“理”的评判，就为以后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屈理就势”甚至“以势僭理”打开了方便之门。这一趋势发展到严复与鲁迅，就直接把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势”当作“理”了，在他们心中已经没有高于“势”评判“势”的“理”了，亦即“势即理”了。再发展到后来，中国“五四”后的革命知识分子又进一步把“阶级斗争”的“势”当作“理”了，“势”僭越“理”的位置成了主导中国历史进程的主人。然而，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想到，“理”一旦挺立不起，退出了评判“势”的历史舞台，“势”就会祸害人群，肆虐天下，而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成了“理”隐退而“势”横行的历史，成了一部“势”摆脱“理”的评判羁束而猖獗的历史。到今天，中国与世界一样，只知道“势”而不知道“理”了，中国与世界都生活在一个“无理”的“势的世界”中。

复次，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张之洞也将二者分开。按照儒学的基本义理结构，个人与国家是不能分开的，个人要服从“理”，服从道德，国家也要服从“理”，服从道德。儒学认为国家的基础是强力，可能会对社会和个人造成更大的伤害，所以国家与个人相比，就更应该服从“理”，服从道德。在儒学的经典中，特别是在《春秋经》中，所确立的基本原则都是国家必须服从“理”、服从道德。然而，张之洞认为，在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肆虐的情况下，个人可以讲“理”讲道德，国家则不能讲“理”讲道德；个人可以做君子讲礼让，国家则不能做君子只能讲霸力；因为国家讲“理”讲道德做君子讲礼让就会灭亡。这样，个人与国家在道德上二分，使人类的普遍道德（善）不适用于国家领域，国家有国家自己独立的道德，那就是霸力（“势”），人类的普遍道德（善）只适用于个人领域。这种道德个人化的思想违背了儒学“国家必须服从道德”的根本精神。

以上所述张之洞把“体用”、“理势”、“群己”（国家与个人）二分，违背了儒学的基本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而这种“二分”正是中国儒学传统被西方学术解构与殖民的结果。“体用二分”，就是在西方强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学理影响下认为“体”无用，只有“用”有用，因此强调功效的“用”而把道德的“体”挂空搁置，然而强调功效的“用”排斥道德的“体”正是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最大特色。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社会国家存在的法则是弱肉强食残酷竞争的丛林法则，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就是人类历史的自然规律，这一法则和规律如同在动物世界一样，只论力量的大小而不存在道德的问题，即只论竞争的效用而不论道德的善恶，用儒学的术语来说，就是“体用二分”，只论“用”而不论“体”。张之洞正是在中国救亡的压力下接受了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将儒学的“体用观”解构了（二分了），西方的学术（社会达尔文主义）开始在中国的学术（儒学）中殖民了。（在张之洞时代，“体用观”仍是儒学的一个范畴，被解构后表面上仍然采用“体用”的说法，但在内容上“体用观”的义理结构已经不是儒学原来的义理结构了，已是西方学术即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义理结构了，只是借儒学的话语形式来表达而已。又，学术解构的过程就是学术殖民的过程，这边的学术义理结构被破坏而丧失解释功能，那边的学术义理结构就随之入主取得了话语解释权。）

张之洞之后，用西方学术对儒学进行进一步解构的是康有为。康有为在救亡的压力下发动戊戌变法，用儒学中的“春秋公羊学”作为变法的理论号召，用“孔子改制说”来从事政制改革。但是，在具体的改制方案上则力主中国实行西方的民主制度——君主立宪制，因为康有为认为中国的儒学传统中已具有民主政治的精神，在中国实行民主制度是理所当然，势所必然。（按儒学之理当然，依救亡之势必然。）这样，“孔子改制”就不是按照儒学“王道政治”的理想“孔子改王制”（“王道政治”在制度上的具体落实就是“王制”），而是在儒学外衣的掩饰下“孔子改西制”（民主制度就是“西制”）。康有为通过“孔子改西制”的变法理论与政治实践用西方的民主学说对儒学进行了解构，具体说来对“春秋公羊学”的“王道理想”进行了解构，这就为今后中国的政治思想彻底抛弃“王道理想”与中国儒学的完全殖民化铺平了道路。

康有为之后，中国同样在救亡的压力下出现了广泛的立宪运动与影响深远的国民革命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立宪运动的指导思想是西方的宪政学说，此时中国的政制改革已直接诉诸西方的学术，已经不要孔子的（儒学的）象征符号了。国民革命则直接诉诸自由民权学说，新民主主义革命则直接诉诸社会主义学说，这两种学说都属于西方学术的范畴，在中国的学术文化中没有根基。至此以后，中国的社会政治运动与历史发展进程日益“西化”（“俄化”是“西化”的一个变种），中国日益丧失自己的文化自性与国性。到今天，中国不仅在“体”上是西方的，在“用”上也是西方的了！中国这种“西体西用”的局面就是儒学所说的“以夷变夏”，“西体西用”不仅标志着中国学术（儒学）被西方学术彻底解构，也标志着中国学术被西方学术完全殖民。也就是说，当今中国社会政治现实中“以夷变夏”的局面，其最深刻的原因，就是近百年来中国学术逐渐被“以夷变夏”所致。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救亡付出的最沉重的代价，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学术文化的歧出与变质。如果按照亨廷顿的分类，土耳其在文明性质上尚属“无所适从的精神分裂回家”，那么中国在文明性质上就已经是“丧失文明自性的西化的国家”了，因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儒学——已经被西方学术彻底解构殖民了。

除了上述在影响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社会政治思想方面中国学术被西方学术解构殖民外，中国以“四部”为特征的传统“六艺之学”近代以来也逐渐被西方学术解构殖民。我们知道，在以“四部”为特征的传统“六艺之学”中，各“部”的地位是不平等的，“经”处于最高的学术地位而统摄各“部”，各“部”则必须担载实现“经”的价值。但是，西方学术进入中国后，情况就改变了。首先，西方学术通过“学术分科”解构了“四部六艺之学”。西方近代以来把人文方面的学术分为哲学、政治学、法律学、伦理学、历史学、宗教学、人类学、文艺学、美学等，并且每一学科的地位都是独立平等的。在这种“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