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中国近代以来在学术上有“国学”一说，“国学”是相对于“西学”而言，是近现代中国学人反抗“西学”对中国学术解构殖民而争取中国学术话语权利的一次努力，是有学术自尊的中国学人对中国学术自性的自我觉醒与学术身份的自我认同。然就“国学”的形式和内容而言，并无独特新颖之处，只是标明“国”字这一中国特性与“西”学抗衡而已。但是，在近代以来中国学术被西方学术解构殖民的大背景下，“国学”研究虽欲与“西学”抗衡，然不自觉地也是在援用西学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来研究“国学”，“国学”在近代的中国徒有反抗“西学”之名而无解释“中学”之实，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遗憾之事。其实，“国学”就是以“四部”为形式特征、以“经学”为学术本源、以“理学”为义理核心、以“子”“史”“集”为辅翼流裔的“六艺之学”。因中国学术中已有此“六艺学”之名，按理本不应再另立一“国学”之名，如古代中国有儒学、孔学、经学、圣学、理学、子学、史学之名而无“国学”之名。但是，现在中国文化的处境已与古代不同，中国文化现在出现了有史以来最严重最广泛最深刻的一次文化歧出与文化变质，表现在学术上就是“西学”独霸中国的学术领域，中国的学术领域被西方学术彻底解构而完全殖民。在这种“以夷变夏”“学绝道丧”的情况下，保存“国学”一名有与“西学”抗争维护中国学术自性与学术尊严的作用，也有争取中国学术独立自主从“西学”殖民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作用。所以“国学”一词在今天的中国仍有其积极的正面价值，在当今中国的学术研究中仍须保留。不过，我们应当记住，“国学”始终是中国学术被西方学术排挤后边缘化的产物，是中国学术百年来受屈辱而抗争的表现，“国学”的直接诉求只是指向中国学术自我身份的认同，（即在学术上我是我而不是你），而不像古代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学术其直接诉求是中国文化的义理价值，表现出来的名称则带有强烈鲜明的儒家价值色彩，如儒学、孔学、经学、圣学、理学等。所以，哪一天“国学”一名在中国消失，哪一天就是中国学术的回归与解放，即回到中国传统学术的称谓，从“西学”的压迫下得到解放。对“国学”一名也适用《春秋》”“实与而文不与”的“书法”，我们期待“文不与”这一天的到来。
以上从六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儒学被西方学术解构殖民的具体表现，其直接后果就是中国学术上的“以夷变夏”、“学绝道丧”，那么，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在中国学术中“解构解构者”与“驱逐殖民者”，具体说来就是回归中国儒学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重建以“六艺之学”为本源的具有中国学术自性特质的中国学术体系，进而以中国解释中国、以中国解释西方、中国解释世界，把中国学术从百年来一直被西方解释的“词汇处境”与“材料状态”中解放出来，使中国学术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真正成为中国学术研究中的“语法”，使中国学术真正站起来成为具有话语解释权的主人。要做到这些，就引出了下一个问题：回归中国儒学的解释系统解释中国与世界。
四、回归中国儒学的解释系统解释中国与世界
中国人百年来都是按照西方学术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解释中国与世界，中国人在心灵深处已经被西方学术殖民了。一个中国学人，尽管未留过洋，不懂外语，但其思考事物的逻辑、理解世界的规则、评判历史的标准、指导人生的价值以及研究学术的规范、评价学问的体系，都是建立在西方学术上。因此，回归中国儒学的解释系统解释中国与世界，就是把思考事物的逻辑、理解世界的规则、评判历史的标准、指导人生的价值以及研究学术的规范、评价学问的体系都建立在儒学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上，用儒学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来理解并解释中国与世界。由于中国儒学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与西方学术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不同，二者所看到的历史图景与世界图景就会不同，所得出的结论与对治的方法也会不同。这些不同正显示出中国儒学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相对于西方学术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的独特优胜之处。本人近年来的学术努力正是力图回归中国儒学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并用中国儒学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来解释中国与世界。本人在这一努力中有一些心得体会，在此仅举几个本人印象最深的例子来说明回归中国儒学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的意义与重要性。
（一）用儒学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解释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史是一部被西方各种学术解释的历史，有用社会达尔文主义来解释，有用社会进步论来解释，有用历史唯物论来解释。通过这些解释，解构了中国儒学解释历史所固有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即解构了前面所说的“体用论”、“理势论”和“群己论”，改变了中国人评判历史的标准与理解世界的图像。具体说来就是“体用二分”、“理势二分”和“群己二分”，最后“执用弃体”、“以势僭理”以及在道德评判上“去群重已”。然而，按照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进步论和历史唯物论对中国近代史的解释，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合理的历史，即是一部合“物竞天择”之理、社会进步之理与历史发展之理的历史。但是，按照中国儒学固有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来解释中国近代史，则是另一番图像——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不合理的历史，即是一部不合天理、不合人理、不合物理、不合事理、不合历史文化之理的历史，亦即是一部只有“用”而无“体”的历史，只讲“势”而不讲“理”的历史，只承认个人道德而不承认国家道德的历史，因而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不道德的历史。同样，按照中国儒学固有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来解释中国近代史，我们就会发现，中国近代史上的“清流派”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纯正的学术流派，因为“清流派”在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猖獗的时代坚守中国文化的道德理想不动摇，坚持用尧舜孔孟之道即儒学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来评判西方学术与解释中国与世界，即坚持“明体达用”、“以理判势”、“群己”都必须服从道德的儒家“圣人义法”，在一个只讲霸力的时代高举“王道理想”的旗帜，为今后中国人恢复“王道记忆”保住了儒学活的生命之源与根本精神。然而，按照西方学术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即按照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进步论和历史唯物论对中国近代史的解释，“清流派”则是一个落后的反动的迂腐的守旧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顽固派，“清流派”企图在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面前，即在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