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用儒学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解释民主——按照西方学术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即按照西方自由民主的学理体系，民主原则是迄今为止人类政治生活中最好的原则，民主制度是迄今为止人类政治生活中最好的制度，美国学者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一书中就表达了这样的看法，这也是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共识。但是，这只是西方学术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视野下的图景，按照中国儒学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则不如此，即民主原则并非是人类政治生活中最好的原则，民主制度也并非是人类政治生活中最好的制度。何以见得呢？我们知道，民主政治的根本在于政治权力的合法性问题，民主政治通过“主权在民”的学说或者说“人民同意”的学说来解决政治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因此，民主政治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一重合法性——“民意合法性”——基础之上的，并且“民意合法性”排斥神圣合法性与历史合法性而“一重独大”，导致了民主政治极端世俗化、平面化、庸俗化、现世化、私欲化、非历史化与非生态化的弊病。然而，在民主政治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中看不到这些弊病，看到的反而是民主政治的优越处，即民主原则是人类政治最好的原则，民主制度是人类政治制度中最好的制度。但是，按照儒学“王道政治”关于合法性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来看，民主政治则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我们知道，“王道政治”的核心就是政治权力的三重合法性并存制衡，即天道（神圣）的合法性、历史（传统）的合法性与人心（民意）的合法性同时构成完整统一的合法性，并且每一重合法性都相互制衡而不能独大排斥其它的合法性。一个政权要同时具有三重合法性才完全合法，少一重合法性就意味着这一政权在执政的正当理由上要打许多折扣，人们对统治权威就不会全心会意地服从，其统治的能力就会下降。因此，“王道政治”用中国政治术语来说就是“政道制衡”的政治，是真正能实现长治久安的政治。“王道政治”能包容民主政治，吸取民主政治“民意合法性”的正面价值，又能通过天道合法性与历史合法性制衡民主政治“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的偏向，克服民主政治极端世俗化等弊病，建立一种实现人类“中和价值”（三重合法性价值）的政治。因此，我们用“王道政治”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看到的不仅是与民主政治不同的政治，并且是在合法性上比民主政治更周全更完善的政治，因而也是比民主政治更优胜更可欲的政治。（详细论述请看我的有关文章）
（三）用儒学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解释当今世界的国际关系——按照西方的国际关系学说与地缘政治学说，当今世界的国际关系属于正常。因为西方特别是美国主流的国际关系学说是所谓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说”，这种学说认为在国家领域不能讲道德，只能讲实力，并且国际间的和平取决于力量的平衡。因此，一个超级大国运用超级实力去维持世界和平是必须的，也是正当的。如果没有一个拥有超级实力的国家维持国际和平，世界会更乱。正是因为这一理由，一个拥有超级实力的超级大国去追求世界霸权是合理的，是有正当理由的，因而这个超级大国去按地缘政治学的原则在全世界谋取自己的权力和利益也是合理的，控制石油资源与发展高科技武器同样也是合理的。西方的政治家、外交家、战略家从不怀疑这套国际关系学说与地缘政治学说有问题，而是相信这套学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环顾当今世界，确实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接受了这套西方的国际关系学说与地缘政治学说，并认为这套西方学说所揭示的是不言自明的必须接受的公理。然而，这只是用西方学术（国际关系学与地缘政治学）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解释国际关系时所看到的图景，若用中国儒学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解释国际关系，看到的则是另外一种不合理的图景。我们知道，儒学在解释国际关系时用的是“霸道”与“王道”这一对范畴，这一对范畴可以说就是儒学解释国际关系的义理结构与解释标准。在儒学看来，“霸道”任力不任德，“王道”任德不任力；“霸道”以力服人，是人“力不赡”不得已才被迫服从，“王道”则是以德服人，是人心悦诚服地自愿服从。因此，“霸道”不能建立合理的国际关系，只有“王道”才能建立合理的国际关系；“霸道”建立的和平只能是短暂的和平，“王道”建立的和平才可能是长久的和平。在当今世界，我们用儒学的这种义理结构和解释系统去解释国际关系，我们才发现当今世界的国际关系是一种“霸道”的国际关系，即是一种建立在霸力基础上的不合理不道德不正常的国际关系，而不像西方国际关系学和地缘政治学所说的那样是合理的正常的国际关系。同时，我们还可以发现西方所谓的国际关系学和地缘政治学是一种不合理有问题的学说，其学理并不像当今国际关系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国际关系研究中不言自明的公理，而儒学所揭示的“王道”才是国际关系研究中不言自明的公理。此外，西方国际关系学说受基督教末世论影响，认为人类的希望是“历史之外的希望”，即上帝之国来临时人类才有希望，因而人类历史中没有“向上一几”，所以在历史中只能接受恶的力量的支配，具体到国际关系中只能接受“实力原则”的支配，即只能实行“霸道”不能实现“王道”。然而，儒学没有来世末日的希望，追求的是“历史中的希望”，故儒学相信人类历史中有“向上一几”，具体到国际关系中可以用“王道”去克服“霸道”，人类历史中有实现“王道”的可能。由此可见，用儒学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解释当今世界的国际关系，不仅可以看到当今世界国际关系的不合理不道德不正常，可以看到西方国际关系的显学在学理上有问题而误导世界，还可以看到儒学的“王道理想”能够给当今陷入死局的国际关系带来希望。
（四）用儒学“实与文不与”的“书法”解释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与现实——西方学术的思维方式大多是理性的直线思维方式，其特征是非此即彼，二元对待，表现在对历史与现实的解释上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比如，中世纪以神为本位，近现代以人为本位；中世纪政治合法性在神，近现代政治合法性在人；在对待历史与现实的看法上，要就是冷酷无情的权力现实主义，要就是热烈浪漫的道德理想主义；二者往往偏朝一端，不能统一综合。而儒学的思维方式不是非此即彼、二元对待的理性直线思维方式，而是辨证综合的多层次立体思维方式，具体表现为“实与文不与”的“书法”体现出来的“中和智慧”。根据这一“中和智慧”，价值是有高低层次之分的，而同一个历史事件，在某一层次上是合理的，其另一层次上又是不合理的；也就是说，同一历史事件，在现实层次上是合理的，但在理想层次上则是不合理的。比如春秋时的“霸道”，在“上无天子下无方伯”政治无道失序的情况下能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秩序，减轻生民的痛苦，所以在现实层次上“霸道”是合理的，但是相对于“王道”而言，“霸道”则不合理，因为“霸道”任力不任德，违背了“王道”任德不任力的要求，所以“霸道”要受到“王道”的批评，“王道”才真正代表理想。所以，《春秋》对“霸道”采用“实与文不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