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六艺》的说法史学出于经学，而经学则是儒学最重要的基础。由于中国史学出于儒学（经学），中国的史学就不只是记载历史事实，而是在记载历史事实中通过褒贬进退的史书笔法来对历史事件与人物进行是非善恶的评判与成败得失的记录，从而将事实评判与道德评判综合起来，对历史进行事实评判与道德评判，为后世的政治统治与社会治理提供事实上与道德上的经验教训。这就是陈寅恪总结的中国史学的精神是“明史实，供借鉴”，而不只是所谓发现历史的真实。但是，西方历史学进入中国后，影响了中国的史学研究，解构了中国传统的史学，因为西方历史学或者是为了发现历史的真实，在历史研究中排斥道德的因素，为历史而历史，反对历史为现实提供道德借鉴；或者是为了在历史研究中发现客观的历史理性或者历史发展规律，为虚无飘渺的乌托邦政治运动提供理性的合法性证明。这两种西方历史学研究的倾向，都与中国史学“明史实，供借鉴”的精神相背离，而中国近现代以来史学研究的主流如古史辨派与历史唯物主义派就最典型地代表了西方历史学研究的这两种倾向。遗憾的是，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近现代以来在中国的大学历史系与研究所中占主导地位的就是这两个受西方史学影响的流派（陈寅恪也许是一个影响很小的例外）。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史学已经在整体上被西方史学解构殖民了，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中国史学传统在今日的中国已经不复存在了。古人说“亡国先亡史”，中国的史已经亡了（被西方史学解构殖民了），现在的中国人已经不能按照中国史学的义理结构和解释系统读懂中国自己的历史了，现在的中国人只能按照西方史学的义理结构和解释系统来读中国史，结果读到的是被曲解被丑化的中国史，如中国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中国是长期停滞的封建社会、中国是没有自由人权的专制社会、中国是神权政权合一的极权社会，中国是超稳定结构的社会，中国是经济文化道德落后的社会，等等，一个按照中国史学所理解的历史上真实的中国现在已经无从知晓了。徐复观先生与牟宗三先生曾经感叹现代中国的史学中不会再出“儒林传”人物了，这既是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严厉批评，也是对中国史学被西方史学解构殖民的沉痛叹息。

（五）在宗教学方面中国儒学被解构殖民——儒家是不是宗教？儒学是不是宗教学说？在中国古代的儒学探讨中不存在这一问题，传统的儒学都是按照自身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来理解自己、解释自己，不需要按照另外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来理解自己、解释自己。但是，近现代以来，西学东渐，西方的宗教学术思想进入中国，儒家是不是宗教、儒学是不是宗教学说才成了聚讼纷纭的问题。争论者莫衷一是，有的认为儒家是宗教、儒学是宗教学说，有的认为儒家不是宗教、儒学不是宗教学说，但不管各方争论多么激烈，各方所依据的标准，即所凭借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都是西方的宗教学术思想，实质上各方的争论都是西方学术中关于宗教的标准在争论，中国儒家和儒学只是作为证明西方某一宗教标准正确的材料而已。比如，有人认为儒家是宗教、儒学是宗教学说，是因为儒学中有所谓“终极关怀”，而“终极关怀”正是西方存在主义神学解释宗教的标准；又有人认为儒家不是宗教、儒学不是宗教学说，因为儒家的信仰体系中缺乏超越的精神，儒学中没有来自上帝彼岸世界的“终极关怀”，评判的标准仍是基督教的神学体系；又比如，有人认为儒家是宗教、儒学是宗教学说，是因为儒家的信仰体系中有人格神、有经典、有仪式、有教主、有信众、有教士阶层，这种对宗教的理解仍是以基督教为标准；又有人认为儒家不是宗教、儒学不是宗教学说，因为儒家的信仰体系中没有完全意义上的人格神信仰和独立于国家的教会组织，评判的标准仍然是基督教；再如，有人从人类学角度认为儒家是宗教，因为儒家重仪式；有人从宗教学的角度认为儒家不是宗教，因为儒家不讲灵魂不死，没有来世追求。总之，不管争论的结论是什么，争论的依据都来自西方学术中的宗教标准，中国人都是按照西方宗教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来理解儒家是不是宗教，儒学是不是宗教学说。这样，在所谓宗教方面，儒学不能自己定位自己，不能自己解释自己，也被西方学术解构殖民了。

（六）中国儒家经学被西方学术解构殖民——以上为了言说方便，从西方的学术分科上简略地分析了西方学术对中国儒学的解构与殖民。然而，西方学术对中国儒学的解构与殖民破坏性最大后果最严重的是对中国经学的解构与殖民，而经学又不能纳入西方的学术分科，故须单列出来进行论述。我们知道，在西方学术对中国儒学的解构与殖民过程中，首当其冲的是经学。前面已言，中国一切学术均出于“六艺”，“六艺”就是“六经”，故中国的一切学术都出于经学，西方学术进入中国后首先遇到的当然就是经学了。然而，经学与西方学术不同，是一个浑全的整体，囊括了不同的学科，但又不是具体的学术分科，因为“经”假借不同的学科来体现“常道”“常理”，所以“经”就不是产生于历史事实的学术分科，而是古人所说的“托事明义”的“义藏理窟”；也那是说，经学就是荀子所说的“在天地之间者毕也”的博大精深的圣人之学，是马一浮先生所说的“盈天地之间，聚万物之理，尽自心义理大全”的“六艺之学”，所以经学是一个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

此外，经学还有一套自己独特的解释系统或者说解经系统，用经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家法或师法，不通过这套独特的解经系统我们就无法进入经学的义理结构，也就无法读懂经学，比如我们不懂今文经学家法，我们就读不懂汉代的经学。所以，“五经”文本的存在，并不是构成经学的根本要件，独特的解经系统的存在才是经学的根本要件。在中国的经学史上，凡讲到经学，大多讲的是经学的解释系统或者说解经系统，文本上的差异往往体现的是解释系统或解经系统的差异。由此我们可以说，解释系统或解经系统是经学的生命线，解释系统或解经系统的破坏与消亡，即意味着经学的破坏与消亡。

然而，近代以来西方学术进入中国与经学遭遇后，经学受到了猛烈的冲击与巨大的破坏，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经学特征的形式和内容完整统一浑全博大的“六艺之学”体系被完全解构，二是作为经学义理结构的解经学系统或者说解释学系统被彻底殖民。先论第一个问题。经学是一个完整的“六艺之学”体系，但是，西方学术侵入经学以后，按照西方学术独立分科的形态对经学进行了分解，即把完整浑全的“六艺之学”分属独立不同的所谓现代学科。比如，把《诗经》分属文学或民谣学，把《书经》分属历史学或文献学、考古学，把《礼》（“三礼”）分属人类学、民俗学、政治学或行政学（如《周官经》），把《易经》分属哲学，把《春秋经》分属历史学中的断代史学，又把《论语》分属伦理学，等等。这样，一个完整浑全的“六艺之学”体系就被西方的学术分科解构了，在中国大学的教学系统与人文学术研究中已经没有“经学”这一学科设置与研究机构了，完整的“经学”体系在中国消失了。第二个问题更严重，因为虽然完整的“经学”体系消失，但作为“经学”载体的文本还存在，永远也不会消失，并且近现代以来也有不少中国学人以“经学”为对象研究“经学”，如顾颉刚、郭沫若、范文澜、周予同等，但是由于中国儒学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被解构，具体在“经学”研究中“家法”“师法”被解构，即独立的儒家解经学系统被解构，就算“经”的文本存在，中国学人已经读不懂“经”了，非但读不懂“经”，在读“经”的过程中只能是误读或歪曲。如顾颉刚把《春秋》当作断代史来读，把《书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