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国“有文字，知书计，所置官亦采中国之号焉”[31]，则高昌的官衔及其品级即使不完全等同于中原王朝，但二者相差无几，却可以大体肯定。因此，不妨略微探索一下参与祭祀的这些职官，便能得知萨薄的大致地位了。
“谏议”当即中原官衔“谏议大夫”之略，按隋制，隶门下省，掌侍从规谏，为正五品上官。“主簿”，初为中央和地方诸官的属吏，掌文书簿籍之事，魏晋以降，多居将帅重臣幕僚之右，参与机要，总领府事，北魏时为从五品下。“参军”乃是“参军事”之略，是为王公府、军府、州的佐吏。“明威”是将军之号，按隋制，为正八品。“中郎”乃“中郎将”的简称，原为宫廷侍卫诸郎之一，南北朝时诸王公府、军府多置从事中郎为幕僚。“虎牙”为“虎牙将军”之略，杂号将军之一，西汉时设置，后世沿用，但地位逐渐下降，北魏时仅为秩正八品下。“仓部”是尚书省的属曹，隋朝度支尚书（后改民部尚书）下设有仓部。“通事”即翻译官，为州郡的佐吏，北魏时代郡的通事为七品上。“校郎”即校事，掌检察郡僚百吏。
《隋书》简单地谈及高昌的职官：“官有令尹一人，次公二人，次左右卫，次八长史，次五将军，次八司马，次侍郎、校郎、主簿、从事、省事。”[32] 若按此说，则知高昌的校郎在主簿之上，而主簿已近主要职官之末。而比照北魏官制，诸门府主簿为“从五品下”，虎牙则为“第八品下”，可知虎牙更远低于主簿。那么，我们检视上引高昌永平二年的文书，“萨薄□□”被置于“虎牙孝恕”与“虎牙孟义”之间，其品级即使不比虎牙更低，大约也与之相仿；再说，这一组成员被置于九组“知祀人”的最后，也进一步表明其品级可能是这些官吏中最低的。至此，我们可以较有把握地说，在高昌政权中，“萨薄”是品级最低的行政官吏之一。
最后，必须强调的一点是：尽管高昌的“萨薄”很可能是南亚和中亚之“萨薄”演变成中原之“萨宝”的一个中间环节，但是，它与中原的萨宝仍有相当的区别。这种区别不仅在于它的品级和地位较低，还在于它未必如中原的萨宝一样，“拥有称为祆正的部下”（上引姜伯勤语）。因为，从迄今仅见的两条有关高昌之“萨薄”的资料来看，一条只说萨薄下令发给某人粮食，另一条则表明萨薄仅仅是在特定的国定典礼中，负责祭祀诸多非祆教神祇的许多官员中的一个低级官吏，并且，他所参与祭祀的神的性质不得而知。
所以，我们根本无法据此得出结论，认为这类萨薄尚有专门负责祭祀祆教神祇的下属官员。而比较大的可能性是：以粟特人为主的“西胡”商团东来定居之后，对高昌政权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着一定的影响，因此其首领遂被当局授予某种荣誉性的官职，而其称衔也就顺理成章地沿用了“商主”（即“萨薄”）之号。此职的实权可能仍在于管理自治程度较高的本族的移民团体，它既不是专理宗教事务的教职，也不是以宗教领袖身份兼理政务的“政教合一”的职务，而是一个地道的“俗官”称衔。
3．中原王朝的“萨宝”
(1) “萨宝”并非教职
此前，人们之所以将“萨宝”与祆教紧密地联系起来，恐怕不外乎是鉴于两三条史料中的若干辞句，犹如本文开初已经谈及的那样。第一，《通典·职官志》在提到“视流内”的官品时，先谓萨宝为视正五品，紧接着说萨宝府祆正为视从七品，同时，又为“祆”作了一个比较详细的注释。第二，在叙述“视流外”的官品时，将位属勋品的萨宝府祆祝、四品的萨宝率府和五品的萨宝府史排列在一起。第三，《旧唐书·职官志》谈及，开元时曾废除了视流内的许多职官，却只保留了“萨宝、祆正二官”；在“视流外”的职官中，亦“唯留萨宝祆祝及府史”。
显然，从这些行文来看，“萨宝”与“祆”同时并列，很容易造成“萨宝”即是祆教教职的印象。但是，经过仔细剖析之后，我们不仅不能认为萨宝是纯粹的教职，甚至也不能认为这是“政教合一”的官职。
首先分析上述最容易导致人们误认为“萨宝”是教职的几段文字。《通典》谓萨宝为视正五品，萨宝府祆正为视从七品，这分明是将“萨宝”与“祆正”分为两种职官，如果说二者之间有着一定的关系，那也只能说“祆正”是“萨宝府”中的官员之一。祆正固然是负责祆教事务的官员，但是，某一机构中的下属官员之一负责祆教事务，决不表明这整个机构都从事于祆教事务的管理！
《通典》还接连提及三种“视流外”的职官：萨宝府祆祝、萨宝率府、萨宝府史。显然，这只能表明，在“萨宝府”这一机构中，还有三种较低级的官员。在这三种职官中，“祆祝”负责祆教事务，当无疑问。然而，“率府”却是一个十分地道的“俗官”：此官署始置于秦代，汉、唐期间的历朝虽迭有因革，但都承袭了这一称衔，大体为太子属官，掌东宫的兵仗、仪卫及门禁、巡逻、斥候等事。在此隶属于萨宝府，则不外乎是负责最高长官萨宝及其家属的出入安全之类。至于“府史”，则也是一个“俗官”，它是一种佐吏，自秦汉以后，“府史”逐渐成为掌管官府文书籍册的佐吏通称。那么，这里的“萨宝府史”，也应该只是掌管“萨宝府”这一机构的图籍文书等物的官员。显而易见，在此除了能够确认“祆祝”是萨宝府属下管理祆教事务的官吏之外，看不出“率府”、“府史”与祆教有任何关系，更看不出“萨宝”一职的宗教性质。
再看《旧唐书·职官志》所言。它所传达的最明确的信息只是：开元时期，视流内的职官只保留了萨宝、祆正二官；视流外的则也仅保留了二官：萨宝府的祆祝和府史[33]。那么，我们至多认为，由于祆教事务在萨宝府中的某种必需性，故保留了祆正、祆祝二职。至于它们的上级长官萨宝以及平级官员府史，则仍然无法被证明为也是负责宗教事务的官职。相反，同一段落的开头将萨宝与三师、三公等世俗职官并称，倒似乎暗示了“萨宝”也是一种世俗性的行政官职：“流内九品三十阶之内，又有视流内起居，五品至从九品。初以萨宝府、亲王国官及三师、三公、开府、嗣郡王、上柱国已下护军已上带职事者府官等品。开元初，一切罢之。”。
《隋书·百官志》谈及北齐的鸿胪寺时说道：“鸿胪寺，掌蕃客朝会，吉凶吊祭。统典客、典寺、司仪等署令、丞。典客署，又有京邑萨甫二人、诸州萨甫一人。”这里所言的“萨甫”即是“萨宝”；而古代的鸿胪寺则略似于现代的外交部，主要管理涉及域外诸政权及其居民的诸种事务。至于其下属机构典客署，按唐制，其职责为“掌二王后介公、酅公之版籍及四夷归化在蕃者，朝贡、宴享、送迎皆预焉。酋渠首领朝见者，给禀食；病，则遣医给汤药；丧，则给以所须；还蕃赐物，则佐其受领，教拜谢之。”[34] 由此，我们看不出典客署的职责中有与宗教事务相关者，因此，典客署属下的“萨甫”很可能也是只理域外“胡人”之世俗事务的一个部门。所以，《隋书》的这段记载也倾向于显示“萨甫（＝萨宝）”一职只与世俗事务有关。
如上文所见，萨宝府的下属职官中，率府和府史两职颇具“世俗性”。而在《新唐书》的宰相世系表中，我们还见到另一个十分“世俗”的官职——“果毅”：在郑氏北祖的世系中，有一位郑行谌，其职位是“萨宝果毅”。[35] 综观该《世系表》的体例，多是先列一个人名，接着列其官职；而官职则分两个部分：先列地区或机构，再列实际担任的官职。即某某地方的某某官，或某某机构的某某官，例如：“（郑）行邕，荆王府参军”，“（郑）行颍，卫州司马”，“（郑）岩，京兆少尹”，“（郑）润，太府寺主簿”，如此等等。因此，所谓的“萨宝果毅”，也就是指萨宝府的果毅。而“果毅”则是隋唐时期的武官称衔，隋以折冲、果毅等郎将官统领禁卫军；唐代则以果毅为府兵军府的副将，协助折冲都尉（即军府主将）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