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兵、番上宿值、出师征戍。那么，这一“萨宝果毅”也应该是萨宝府内负责军事的官员；至少，与宗教事务毫不相干。
通过以上剖析，我们可以初步看到“萨宝”的大概面目：这是一个与域外居民管理有着密切关系的机构，它至少置有下列几个常设部门：专门负责最高首长安全的“率府”，专门执掌文书图籍的“府史”，专门统率军事行动的“果毅”，以及专门主管宗教事务的“祆正”和“祆祝”。由此看来，与其将“萨宝”视作一个宗教事务机构，毋宁将它看作一个享有很大自主权的行政机关，至于宗教管理部门，只不过是隶属于它的诸多部门中的一个而已。一旦对萨宝的官位品级进行更为仔细的分析，这一看法就会得到进一步的确认。
(2) “萨宝”是西胡自治团体首领的官衔
总的说来，随着地域的东延和时代的发展，萨宝的官位品级越来越高。如上文对高昌的萨薄进行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所示，它与虎牙的地位大致相仿，亦即不过八、九品。
然而，按照中原隋王朝的官制，萨宝（＝萨保）的地位已经提升了：“又有流内视品十四等：……雍州萨保，为视从七品。……诸州胡二百户已上萨保，为视正九品。”[36] 所谓“视”，就是“比照看待”之意，因此这里的“视从七品”、“视正九品”之类，也就相当于“从七品”和“正九品”。于是我们看到，至少在隋代的首都所在地雍州（即京兆郡），萨宝一职已经位列从七品。
再看萨宝在唐代的地位。按《通典·职官志》，萨宝为“视正五品”，萨宝府的祆正则为“视从七品”。亦即是说，降及唐朝，萨宝的官阶大大地跃升了一步，居然相当于正五品；而其下属职官祆正的官阶也相应提升，与隋代的萨宝一样了。那么，“正五品”应该是怎样一种概念呢？
按唐制，位列“正第五品上阶”的有谏议大夫、御史中丞、国子博士、给事中、中书舍人、太子中允、太子左右赞善大夫、都水使者、万年、长安、河南、洛阳、太原、晋阳、奉先、会昌县令、亲勋翊卫羽林郎将、中都督府上都护府长史、亲王府咨议参军事、军器少监、太史少监、亲王府典军、中散大夫、开国子、定远将军、上骑都尉。而位列“正第五品下阶”者，则有太子中舍人、尚食尚药奉御、太子亲勋翊卫郎将、内常侍、中都督上都护府司马、中州别驾、下府折冲都尉、朝议大夫、宁远将军。[37] 
尽管作为“视正五品”的萨宝的地位不能完全等同于“正五品”官员，但是应该大致相仿，所以萨宝享受的荣誉或者物质待遇，可能与在朝廷担任比较重要职位的官员，以及包括首都长安、洛阳在内的重要城市的县令等相去不远。有鉴于此，如果把“萨宝”视作为祆教的宗教首领，那么我们就难以想象，一向藐视域外“邪教异端”的中原王朝，为什么会将祆教敬奉到如此高的地步？所以，比较合理的答案只能是：萨宝并非祆教的教职。
至此，我们必须再强调一下北朝和隋唐时期的社会大背景。自两汉以降，由于中原王朝政府颇致力于和域外的交往，故而域外“胡人”越来越多地前来中原或其周边地区。历经西晋末的“五胡乱华”之后，无论是“北胡”（主要由北方的游牧民族构成）还是“西胡”（主要由中亚、西亚、南亚等地的印欧民族构成），都更加大量地涌入中国，甚至在中原地区建立王朝（如鲜卑人统治的北魏）。而隋、唐政权的强大，又导致了更多的“胡人”前来“朝贡”或者“降附”。总而言之，降及唐朝的开元时期，中原的“胡化”臻于鼎盛。那么，一般说来，中原王朝是如何处理与这些“胡人”的关系的呢？《册府元龟》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这类对策的概貌：
“中国之于夷狄，羁縻而已。若乃殊邻绝党之国，钦风慕化而至，琛賮维旅，鞮译以通，解辫而习宾仪，保塞而请内属。由是推怀柔之道，开抚纳之意，优其礼遇，厚其赐予，以笃其好而厌其心焉。汉氏之后，乃复加以侯王之号，申之封拜之宠；备物典册，以极其名数，持节封建，以震乎威灵。至于告终称嗣、抚封世及，必俟文告之命，乃定君臣之位。”[38]
“先王之御夷狄也，接之以礼，示之以信，濡之以惠泽，耸之以威德，羁縻勿绝而已。……三代而下，因其慕向，厚加恩纪，以申抚纳。或优厥赠贿，或被以官带，赐印绶以异其数，班币帛以将其意。以至殊馆谷之待，加优戏之娱，纡车驾以临会，命公卿而祖道。”[39]
“天生四夷，以御魑魅，故前代圣王，羁縻勿绝，禽兽而畜之。……自汉已来，乃有向慕风教，震惧威烈，因其衰弱，相率内附。而乃招谕之以礼，申于抚纳；怀柔之以德，厚其存恤。以至张官置吏，设亭筑塞，锡之以衣冠印绶，振之以缯絮菽粟。因以弭兵息役，开疆拓土。斯皆得来远之道，达御戎之要者焉。”[40]
综此而言，中原朝廷在处理与“夷狄”之关系时的得意之作，亦即比较成功的策略，乃是“怀柔”和“羁縻”之策。即尽可能地满足“夷狄”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需要：多赐财物、授予官位，从而换取他们的“归附”——安分守己。
而隋唐时期的中原王朝也颇奉此策，例如，唐太宗击破东突厥之后，归附的“夷狄”酋长便多被拜为朝官：“自突厥颉利破后，诸部落首领来降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已上百馀人，殆与朝士相半。”[41] 又如，原隶薛延陀的诸部落在归顺唐廷后，其使者也都被拜为郎将等官：“贞观二十年，既破延陀，太宗幸灵州，次泾阳顿，铁勒、回鹘、拔野古、同罗、仆骨、多滥葛、思结、阿跌、契丹、奚、浑、斛萨等十一姓，各遣使朝贡。……（太宗）见其使至，甚悦，遣黄门侍郎褚遂良引于悬厅，浮觞积胾以礼之，夜分乃已。异日，召铁勒等并入宫，张乐以宴之，拜为郎将及昭武校尉等官，乃降玺书劳其酋长，及赍绫锦等，以将厚意。”[42]
上述两例虽然主要是指“北胡”酋长被授予官位，但是“西胡”享受这种待遇的例子也不在少数。如，唐代张掖郡的石崇俊（源自西域，又姓“昭武九姓”中的石，故当为粟特人）的祖父石宁芬，乃是“本国大首领，散将军”[43]。这里所谓的“本国大首领”，显然是指他在自己乡人中的地位，而“散将军”则是唐朝廷授予他的称衔。散将军也就是武散官，按唐制，从骠骑大将军至陪戎副尉，共二十九阶。是为一种虚号，只用以表示服饰、资荫和仪制等级别，往往授与域外部落首领。可见石宁芬是以部落首领的身份而享有唐的“将军”称号的。这点在下一例中更为明显：
唐代“六胡州”的粟特人首领安菩，曾被封为定远将军：“君讳菩，字萨。其先安国大首领。破匈奴牙帐，百姓归中□国。首领同京官五品，封定远将军，首领如故。”[44] 按《唐六典》，“定远将军”位列“正五品上”，并且“止施于外国”[45]，则安菩分明是既掌粟特部落“首领”之实权，又获唐廷“定远将军”的封号。而更值得注意的是“首领同京官五品”一语，因为它与上引《贞观政要》之语是十分吻合：诸部落首领均拜将军中郎将，都在五品以上。
那么，我们似乎可以推测，中原王朝为了表示对所“归附”的域外群体的“怀柔”和“优渥”（实质上也是为了便于管理），往往保留固有的胡人团体，仍由原有的酋长担任首领，同时授予他一个中原王朝的官号，该官号虽然是个虚衔，却品级较高（例如七品、五品等），以笼络“夷狄”之心。
有鉴于此，当我们再度注意到只有“胡户”首领才能拥有的“萨宝”称衔，在唐代也是“视正五品”时，就很容易认为，这更可能是域外移民团体的行政首领的称衔，而不是宗教职称。唐代的几则墓志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更多的佐证：
粟特人康婆的墓志铭载云：“君讳婆，字季大，博陵人也，本康国之裔也。高祖罗，以魏孝文世，举国内附，朝于洛阳，因而家焉，故为洛阳人也。祖陁，齐相府常侍；父和，隋定州萨宝，又迁奉御；并英风秀出，器局沉明，率下有方，事君以礼。虽日磾归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