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余适秦，无以仰则忠贞，取侔荣观。”[46] 康和先任定州的萨宝，此后又升迁为奉御。而按隋制，“奉御”是殿内省所属六尚局的长官，秩正五品；“萨宝”在当时则至多视从七品。我们由此看到的是一个“归化”的粟特部落首领的逐步获得重用，即从一个较低级的官职升迁至另一个较高级的官职，却实在看不出这里的“萨宝”与宗教有任何关系。
又，粟特人康拔达的诸种官职，也展示了这样的意思：“公讳阿达，西域康国人也。其先盖出自造化之初，藤苗大唐之始，公即皇帝之胄胤也。盘根万顷，王叶千寻，宗继皇基，枝连帝业。祖拔达，梁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凉、甘、瓜三州诸军事、凉州萨宝。当官处任，水镜元以近其怀；处逝公途，石席不之方其志。诏赠武威太守。父莫量，同葬安乐里。”[47] 骠骑大将军的品级各朝不同，隋代为正四品，唐朝则为从一品；而开府仪同三司为散官，若按唐制，则为从一品。看来，康拔达的地位不低。按照墓志铭的行文惯例，列数的官衔，都应该是足以向世人炫耀者，因此，与诸多显贵的世俗性称衔并列在一起的“萨宝”，恐怕更像是“本族大首领”之类的官号，而非鲜为人知——尤其是被汉人轻视——的祆教的教职。
再看粟特人康仵相的的官衔：“君讳元敬，字留师，相州安阳人也。原夫吹律命氏，其先肇自□居毕万之后，因从孝文，遂居于邺。祖乐，魏骠骑大将军，又迁徐州诸军事；父仵相，齐□州摩诃大萨宝，寻改授龙骧将军；皆以忠勤奉主，操等松筠；委质称臣，心贞崐玉。”[48] 这里的“肇自□居”中所缺一字肯定为“康”，而隋唐时期汉人所谓的“康居”实际上是指“康国”，亦即粟特地区，故这一康姓家族为粟特人无疑。而康仵相先任北齐某州的“摩诃大萨宝”，后则改授龙骧将军。“龙骧将军”是杂号将军，北朝时期地位较高，为三品。显然，他是从“摩诃大萨宝”升迁而为“龙骧将军”的。与上述二例一样，如此行文，更像是在叙述世俗官职的升迁，而没有任何蛛丝马迹表明康仵相从宗教职位换成了世俗官职。
而粟特人安盘娑罗的例子，则更清楚地表明“萨宝”应该是一个世俗性的官职。《元和姓篡》载云：“姑臧凉州  出自安国，汉代遣子朝国，居凉土。后魏安难陀至孙盘娑罗，案，唐《世系表》作‘盘婆罗’代居凉州为萨宝。生兴贵，执李轨送京师，以功拜右武卫大将军、归国公。”[49] 这里所说的安兴贵之父“盘娑罗”，即是《新唐书》所言的“婆罗”（“武威李氏，本安氏。……后魏有难陀孙婆罗，周、隋间，居凉州武威为萨宝。生兴贵、修仁。”[50]），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亦即《安忠敬碑》里的“罗方大”（“公讳忠敬，字某，武威人也。……高祖何藏器，广宗之子也，周开府仪同三司、宁远将军、肃州刺史、张掖郡公。曾祖罗方大，隋开府仪同三司，皇朝赠石州刺史、贵乡公。祖兴贵，右武威大将军、凉州刺史，徙封荣、凉、归三国公。考文生不仕。”[51]）。
由此可知，安盘娑罗因世袭而任凉州萨宝，但是所谓的“开府仪同三司”和“石州刺史”，却一为名誉称衔，一为死后所赠。陈国灿很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但将这一现象归结为“显然与他是武威一带有影响的祆教领袖萨宝有关”[52]。然而，更为合理的解释应该是：正因为安盘娑罗是凉州地区世袭的西胡移民群的大首领，在当地颇有实力，故隋廷授予他相应的荣誉性称衔“开府仪同三司”，唐廷则根据他在世时的实际权位，追赠相应的“刺史”（一州之行政长官）称号。如果认为强大的中原王朝隋、唐政府会仅仅因为某胡人担任了其乡人之宗教团体的首领而给予他如此高的荣誉，那就大悖于情理了。所以，此例进一步肯定了“萨宝”是拥有较高职权的行政长官的称衔。
(3) “摩诃大萨宝”、“摩诃萨宝”与“大首领”
上文所引的《唐故处士康君墓志》提到，康仵相曾任北齐某州的“摩诃大萨宝”。《安万通墓志铭》称，安万通的高祖安但在北魏时期任“摩诃萨宝”。那么，这类称衔与“萨宝”有何异同呢？我认为，就中原王朝的官衔而言，这类称衔的实际内涵完全一样；这些异名只体现了人们对被称呼对象的尊崇，或者汉人在译名上的无意识的异译。
“摩诃”显然是梵文“mahā”的音译，其意思为伟大（great）、大（large、big）、胜（surpassing）、妙（mysterious）等[53]。这是一个使用率较高的形容词，往往施之于某些称衔前，以更加突出其重要性或显要性。例如，“摩诃罗惹（Mahārāja）”意即“大王”，而它在许多场合，与“王（Rāja）”的意思并无出入。又，“梵天（Brahmā）”有时就是“大梵天（Mahābrahman）”的略称。再结合前面所引《贤愚经·出家功德尸利苾提品》之语：对于同一个人，先是称之为“大萨薄”，嗣后则反复称之为“萨薄”。故知“大萨薄”与“萨薄”绝无区别。而这里的“大萨薄”在梵文中，也就是“Mahā Sārthavāha”；若全部音译成汉文，岂不是“摩诃萨薄”或“摩诃萨宝”？
据此，我们不仅得知，“摩诃萨宝” 与“萨宝”并无区别（至于“摩诃大萨宝”中的“摩诃”与“大”，只是古人因不太熟悉外文而重复翻译音、义而已，故亦即“摩诃萨宝”）；并且，汉人所使用的“萨宝”一称，不但如有些学者所说，可能是从伊兰语族中的中古波斯语或粟特语翻译而来，也有可能直接从梵文翻译而来，因为“摩诃”显然是梵文的音译名。当然，即使译自梵文，也并不表明此名一定是由印度人传入中国，它也可能仍由粟特等伊兰系人传入，只不过传入时直接使用梵文罢了。从粟特人当时在欧亚大陆上异常活跃地参与各大文明之交流的背景来看，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最为客观的推测是：由于当时活动在中原地区的各类“胡人”很多，对“萨宝”的称呼各随其俗，因此出现不同的译名，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我们在见于吐鲁番盆地的一份用中古波斯语书写的摩尼教文书中，也见到了“大萨宝”之类的称号：“啊，最伟大的队商主啊，他的商队迷失在荒凉的沙漠、山地和峡谷中。”[54] 这是哀悼摩尼教团的高级僧侣末扎库（Mar Zaku）之死的一首赞美诗。在该诗中，“伟大的队商主”（或“大商主”）就如“伟大的明灯”、 “伟大的树”、“伟大的太阳”等其他称号一样，都是一种崇敬性的称号，而决不是实际的职称，这毋庸置疑。此地的“wzrg”义为“伟大的”（“wzyšt”义为“最伟大的”），与梵文中的“mahā”具有相同的含义。至于“s’rtw’”则完全是梵文“sārthavāha”的音译，亦即相当于汉文的“萨薄”或“萨宝”。
根据此例可以肯定，即使如粟特人这样的伊兰系民族将印度的“萨薄”借用到自己的宗教里时，也并不把它作为实际的宗教职位，而只是借喻式的“领袖”或“伟大领袖”之意。所以，我们更加确信，中原王朝的“萨宝”既与西胡的摩尼教（注意，东方的摩尼教信奉者中，粟特人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此说基本上已成学术界的共识，在此不赘）教职没有关系，也与他们的祆教教职没有关系。
由于伊兰系移民通常以庞大商团的形式前赴东方，并定居下来，故对其首领的尊称“商主”或“大商主”很可能被沿用，只是内涵有所演变，由“商主”而成“首领”。所以，早先的“大商主”演化为“大首领”或“摩诃萨宝”，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当我们发现东来中国的许多西胡移民团体的最高行政长官经常被称作“大首领”时，更倾向于认为，“摩诃萨宝”即是“大首领”的同义词；而“萨宝”也就成为中原王朝授予西胡移民社团之行政首脑的正式官衔。
 
三．小结
根据上文的分析，大致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梵文“sārthavāha”是古印度对于某种商团首领的称呼。这类商团规模较大，经商的路程也很远，通常要远抵海外。出任首领者，不但必须拥有相当雄厚的财力，还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