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还有哈伯罗王公巴哈拉姆被叶尔羌军队俘虏并被带回叶尔羌的传说。鉴于《拉失德史》并无此种记载，《小西藏史》作者认为，当叶尔羌苏丹返回拉达克后，斯卡杜王公便向哈伯罗发动进攻，以报复哈伯罗王公随同入侵者对希格尔和斯卡杜造成的破坏。哈伯罗的叶护戈尔戈尔（Yabgo Korkor）和叶护巴哈拉姆（Yabgo Behram）战败后逃往拉达克找叶尔羌苏丹求援，但苏丹已离开拉达克回去了，他们便在后追赶。又因为苏丹病逝于途中，他们的目的无法实现，只好去了叶尔羌。后来，哈伯罗河谷的人们不堪斯卡杜王公的统治，派人到叶尔羌找巴哈拉姆，要他回去。巴哈拉姆取得拉达克人的支持，恢复了自己的统治。[54]
哈伯罗河谷不仅是巴尔蒂斯坦自然条件最好、开发最早的河谷，从哈伯罗经萨尔托洛（Saltoro）河谷，还有古道与列城——新疆间的交通干线相连，因而在巴尔蒂斯坦与我国新疆地区的交往中具有重要地位。该地同叶尔羌的往来尤为密切。《小西藏史》说，“从哈伯罗去叶尔羌的道路要经贡杜斯（Kondus）河谷和锡亚琴（Siachen）冰川，从冰川西部分支下到叶尔羌河河谷。从这里或者经喀喇昆仑山口，或者经叶尔羌河河谷，便可到达叶尔羌国。” [55] 在巴尔蒂斯坦各河谷之间的战争中，失败一方常常逃往叶尔羌。一些伊斯兰传教士，或者经这里去新疆传教，或者从新疆来这里传教。当地学者称，“伊朗传教士和谢赫经突厥斯坦来这里的过程一直持续到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才因突厥斯坦发生的动乱而停止。”[56] 在锡亚琴冰川尚未发育到现今这样巨大的时候，不仅商旅队来来往往，叶尔羌的土匪还不时经此道到巴尔蒂斯坦抢劫。《小西藏史》称，“后来，由干（锡亚琴）冰川向下生长，这条路便不通了。同样，该冰川北部分支在哈姆丹湖（Khamdan）也向希约克河谷发展。其结果，从努布拉（Nobra）经希约克河谷去叶尔羌的古道也不通了。此后，渡过希约克河后，要绕一个大圈才能抵达这条古道。在锡亚琴冰川上，至今仍可看到人类驻留的遗迹。”[57]
据《小西藏史》，冰川的发展封住了古道，人们由此摆脱了叶尔羌土匪的骚扰。当地人把这件事归功于当时居住在哈伯罗的伊斯兰传教士沙·纳赛尔·杜西（Shah Nasir Tusi），认为是他的功行所致。沙·纳赛尔·杜西是17世纪初从新疆经萨尔托洛冰川进入巴尔蒂斯坦的，[60] 因此，在此之前，这里曾是一条重要的通道。上述呈文表明，至18世纪中叶，从哈伯罗至叶尔羌的商道依然存在，但路途艰难，商旅稀少。哈伯罗王公此次遣使，信誓旦旦地以护路为已任，其主要目的正是“重开途经我土之商路” ，以获取经济利益 。
（七）           贸易关系
乾隆二十八年（1763）乌苏万汗的呈文还提到叶尔羌伯克原先曾派伯德尔格等赴该地贸易，但是，“┅┅今有数年未派来伯德尔格等，究其原因，据闻，先前叶尔羌之伯德尔格等来到巴勒提贸易时，虽然上头款待有加，但下属人使其甚受累苦，并不善待，故伊等不前来贸易。此并非我所经历之事。若将军悯爱，嗣后派来伯德尔格等贸易，我将十分欢忻，不胜感激。”[59]
伯德尔格一词的满文拉丁转写为Bederge，其语源及含义待考，据文意推测，可能是一种官派商人。
巴尔蒂斯坦与新疆间的贸易往来，古已有之，但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如交通条件和物产，以及克什米尔、拉达克和中亚地区的政治形势，等等。
从克什米尔至西藏、新疆的交通路线，有一横两纵的总体格局。自斯利那加经佐吉山口（Zuji-la）至列城的道路，是连结克什米尔和西藏的交通干线，构成“一横” ；斯利那加——吉尔吉特——新疆线和列城——喀喇昆仑山口——新疆线也是通往新疆的两条交通干线．构成“两纵” 。而巴尔蒂斯坦主要河谷所处位置，恰恰不在这几条交通干线上。特别是锡亚琴冰川的发展使哈伯罗经该冰川至叶尔羌河上游的通道无法通行后，从该地主要河谷到这三条交通干线，还有很艰巨的路程。正是这一个原因，途经该地的商人也就较少。无论是税收，还是土产的输出和必需品的输入，均受到影响。这是希格尔统治者请求清廷派伯德尔格至该地的主要原因。
巴尔蒂斯坦山高地少，土地贫瘠，气候严峻，可供输出的物品甚少，因而对商人的吸引力也很小。乾隆二十五年五月二十八日海明、额敏和卓奏文的附件罗列了巴勒提便者及其他人员携来的货物∶

    巴尔替来使两名，所带货物∶杏干大小十四包，每包约二十斤；□□（原
文不清——引者）一小包，约六斤（系海内所出红虫，染物所用）；冰糖一小包，约三斤；烟一包，约五斤；香羊皮靴六双；香羊皮一张；花绸一个。跟役及贸易人等所带货物∶香羊皮一百七十一张、香羊皮靴十九双、花红古戎八十七疋、印花布二半疋、漂布三十七疋、荡子花布二疋、紫檀木六斤、凤鲜花四斤、干姜一十八斤、各样药七十三斤八两、冰糖八斤、白糖七斤、杏干七十五斤、胭脂七十三卷、白锡九斤八两、松香一小包、檀香木五斤、红花一斤八两、篦子一千四百张、胡椒十四斤、羊皮金一千六百张、黄蜡九斤、草果一百六个、科子六斤八两。

上引清单表明，来使及众商人所带货物品种、数量确实很少，因而叶尔羌大臣等决定给予优待，免征货物税。
从乾隆二十五年五月二十八日海明、额敏和卓奏文来看，尽管路途艰险，仍有商贾及朝觐者途经该地，人员范围亦甚广泛，安集延、叶尔羌，拉达克等地商人都很活跃。乾隆二十八年五月，乌苏万所遣使臣携来的巴勒提商人达五十名，可见其积极性之高。
因档案文书记载颇简，也许是因为相关文书尚未全部译出，我们还无法得知巴尔蒂斯坦使臣及商人来新疆的具体路线。但据上引海明等人奏折及《清实录》乾隆二十六年七月丙寅日之记载，巴尔蒂斯坦使臣均由玉喇里克卡伦及库克雅尔卡座入境，其所取路线为列城——新疆道无疑，可惜未载明具体程站。
纵览乾隆二十五年至三十九年的有关文书目录，巴勒提使臣赴叶尔羌，主要为通商贸易。在这一段时间里，双方关系十分密切，清朝驻南疆大臣对有关事务的处理，亦甚得体。可惜的是我方无人员赴该地作一考察，否则当有更真切的了解。

巴尔蒂斯坦与清朝官方往来的终结

有关巴尔蒂斯坦的满文档案中，最后一件是乾隆三十九年（1774）叶尔羌
参赞大臣玛兴阿等奏巴勒提伯克遣使贸易等情形折。
  现将该奏折译文刊布于下，由吴元丰先生译出。

  叶尔羌参赞大臣玛兴阿等奏巴勒提伯克遣使贸易并请商人贸易等情形折
  乾隆三十九年七月初七日
奴才玛兴阿、雅德、鄂对谨奏，为奏闻事。
    本年六月二十日，巴勒提伯克额依默特所遣使臣社克尔携带巴勒提等处商人到叶尔羌贸易，进上额依默特致奴才等帕尔西字呈文一封，礼品有花巴布提一个，致奴才鄂对帕尔西字文书一封，礼品巴布提。奴才等接收礼品，并经译看文书记载∶额依默特我派遣属下人社克尔为使臣，率领商人前往大臣处。俟社克尔贸易完毕，请令与前来我处之商人一起尽快返回。至商人行走之道，我均已妥善修葺，极为平安。由叶尔羌赴克什米尔等处贸易之人，若经我处道路行走，则额依默特我毫不劳累伊等，尽力看护通行。现派遣使臣社克尔向大臣等请安，进献礼品花巴布提一个，请接收。请大臣等悯爱，乘商人往返之便，赏给文书一封，额依默特我不胜感戴，欣然奉读。等语。致奴才鄂对文书之言辞，皆为类同。奴才等查得，原先巴勒提伯克之名为迈玛提沙，后仿照经名改称额森阿里，现呈文内又缮为额依默特。或文书内写错，或另行更换伯克，有无口头转告之事，理合询问核实，据告称，额依默特系额森阿里之胞兄，现额森阿里将伯克位让给其兄额依默特后，已移住巴勒提所辖另外一城，并无他故。社克尔我前来时，伯克交给文书、礼品，并言抵达叶尔羌后，向大臣等请安。别无口头转告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