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中国的"后现代"思潮可区别乃至修正于各种"传统主义"的地方端在于，其立足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批判性反思立场的持守。"新儒学"从表面上看似乎具有批判资本主义的功能，颇可和"后现代"的若干理念为伍，但其所以区别于真正的"保守主义"，不仅在于其批判资本主义的方式恰恰是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认同为前提的，更在于其依赖"学统"重建的思维理路逃避了对中国政治与制度重建的反省，无法把传统资源有效融合到中国政治的运行体制中成为内化于其中的动力。"后现代"思潮不仅可以在批判现代资本主义全球化体制对中国社会的渗透方面有所作为，更应该在重建"传统"与现代政治制度的有效运行关系方面有所作为，以改变自己只"破"不"立"的旧形象。

　　1、从文学的"后现代"争辩到史学的"后现代"叙事（章节内的小题目排同号黑体）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中国文学界是借助"东方主义"叙事获得"后现代"话语表述的优先权的。其论说焦点始终定位在如何区分西方对东方民族的"他者化"想象，以及中国思想界如何设计出可以替换此种想象的各式"民族主义想象"。所以文学界发生的各种所谓"后现代"论说，大都关注的是中国与西方在互动过程中的跨文化临界状态，基本上无法回答中国内部如何应对现代化的制度挑战这类问题。

　　中国史学界所涉及的"后现代"问题正好与此相反，其关注点并不聚焦于跨文化意义上的解读，而是把主要精力用来探讨中国历史所应呈现出的某种"前现代"状态。他们的基本判断可以表述为：现有的历史解释基本都受到现代因果关系叙事与线性进化史观的污染，使我们无法知晓历史在某一特定时间内的本真状态。"后现代"史观的任务就是要割断进化史观人为搭建的前后衔接的连续性解读策略，而是截取某一段历史场景，尽量设身处地般地在那特定的历史脉络中评估其可能造成的影响，如此一来，各种历史现象的出现变得只具有某种"阶段性"的意义，而并非扮演着衔接前后相续之历史链条的粘合角色。因此，历史界借用的更多地是某种特定的"后现代方法"，或者其"后现代"表征更多地体现在具体研究的叙述过程中，而不是象文学界那样体现在自我标榜出的所谓"后现代"是什么"主义"之类的争辩姿态中。

　　要凸现历史在某一特定时段的独立状况，就仍然无法回避对传统的重新理解这个问题。无论从什么角度进行考察，中国"后现代"思潮的形成均以对"传统"在当下生活中的位置的理解有关，同时也与如下问题是否能得到合理解答有关：即"传统"在中国社会生活形态发生剧烈变化的现实处境中到底应显示何种作用。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观是现代化论支配下的独断论式解释，这个解释建立在以下的论断之上：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程度必然与对传统清算的程度成正比关系。中国传统尤如过街老鼠，舆论界则尤如嗅觉灵敏的老猫，必欲除之而后快，这种如此简化处理传统与现代化之关系的"猫鼠游戏"在九十年代初即遭遇尴尬，因为"传统"被现实变化所检验以后发现并非可轻易归于"鼠"类，于是"猫"的捕鼠动机自然立刻遭到了质疑。九十年代改革实践有悖于上述独断论逻辑的现象表现在：中国现代化程度越高，某些"传统"复兴的速度就越快。比如某些乡村地区的宗族、祭祀制度的大面积复苏，就与现代化程度构成了正比关系。当然这种所谓"复兴"不是简单地向过去形态回归，而是与现实的政治控制策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存在着十分复杂微妙的纠葛关系。对这种纠葛关系的分析显然不是八十年代粗糙简单的现代化命定论式的研究所能胜任的。于是，人类学方法的介入开始改变视传统（特别是乡村传统）为社会发展之障碍的旧有观念格局。

　　人类学介入历史研究最初有些自身发展与变革需求的考虑，其目的是改变以往只注意阐释共时现象而忽视时间流程对社会变化的影响的偏向，力求使立足于现实生活的田野调查增加历史感，但这种学科内部的自我调整至少在两个方面深刻影响了历史研究在九十年代的转向：一是不再囿于思想或观念史的范围内奢谈"传统"的功能，而是把传统置于基层社会组织与日常生活的实际运作中加以考察，从而与"新儒学"和"第三世界批评"的文化分析理路区分了开来。二是在诠释何为"底层记忆"并与"民族记忆"做出区分的同时，更细致地梳理出了民众观念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复杂的张力关系，包括政治意识形态对底层观念的消抹、改造与钳制等等多样复杂的状态，从而与文学界简单地借助民族主义话语取代历史与现实分析的姿态区别了开来。这两个方面都与广义上的"后现代"思潮有一定的关系。

　　话虽如此，如果从"阅读史"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学界并没有顺利地轻易接受人类学的思路，比如对柯文当年流行一时的那本《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的解读就是实例。这本书的流行程度早已证明其确实影响了相当一批中国史家的研究状态，不过显然大多数人并没有读懂美国中国学内部范式转变的意义，也并不明晰这种转变到底应该与中国史界内部的方法论变革建立起怎样的关联性。柯文明显受到了人类学思维的影响，对美国中国学六十年代即已兴起的"地方史"研究思路颇有感悟和洞察，这点恰恰可与中国学者形成共鸣。但中国学者却在无意中忽略了其中所流露出的反现代化论倾向。

　　柯文在此书的开头部分即已交待了其具有"后现代"特征的学术转向动机。他说："虽然有一些通行的求证规则使我们忠于史实，但是在所有的历史研究中都不可避免地引进大量主观成分。选择什么事实赋予这些事实以什么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提出的是什么问题和我们进行研究的前提假设是什么，而这些问题与假设则又反映了在某一特定时期我们心中最关切的事物是什么。随着时代的演变人们关切的事物不同，反映这些关切的问题和前提假设也随之发生变化。"（39）如果联想到柯文在九十年代出版的关于义和团的著作中所表露出的相当纯粹的"后现代"立场，我们就不会惊讶其对历史客观性所做出的怀疑判断了。（40）然而中国史家显然没有在这层上参透柯文的用意，如译者林同奇把柯文反对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与共性，按照个别历史事件丰富多采的特性重建过去，反复驳斥历史发展的单向集聚观点的做法仅仅概括为渊源于实用主义，则显然是把问题简单化了。

　　更深入一层说，中国史家对柯文的误读尤其表现在以下的错位理解中：柯文清算的是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冲击－回应模式所表达出的现代化论的霸权性质及帝国主义论的政治话语对中国历史真相的遮蔽。而中国学者的"阅读接受史"则恰恰是把"在中国发现历史"这样一个命题，借述为摆脱"革命史叙事"的束缚而转向论述现代化在中国历史中应如何取得其合理性的当然契机。其落脚点虽貌似是一种中国内部史学视角的自然转换，可这种所谓转换与美国中国学日益注重摆脱现代化观察模式，转而关注民众日常生活的学术关怀颇有不同，"向中国内部寻求历史真相"由此变成了中国学者从"革命史叙事"向"现代化叙事"转换过程中所需要的某种托词而已。

　　因为美国史界中有关中国历史叙事中的"帝国主义论"与"冲击－回应说"曾经共享着某些理论前提，即都承认西方外力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区别的界线只是划在了政治立场的分野上，所以按道理应该一起被清算，在柯文的视野里，这两种思路确实同样成为了批评的对象。而中国学者的心态则要复杂的多，在这本书的中译本出版的1989年，中国正处于崇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