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国内曾经引进了一些可被明确定位为使用"后现代"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如艾尔曼对清初常州今文经学派的研究，就明显区别于国内史界治学传统中所强调的所谓观念史"内在理路"的研究。艾尔曼强调中国历史的阶段性主题与线性历史观所规定的目的论式主题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所以在评价常州今文经学的作用时，就要把它放在一种当时政治社会的复杂脉络中去理解，而不应把它与具有现代变革意义的康有为今文经学硬扯上关系，刻意形成前后衔接，相互呼应的关联性解释。（41）如此明确阐发的"后现代"思路对中国史学方法的转变到底有多大影响尚难估计，不过其倡导的把"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研究相结合的取向无疑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响应。
另一本在西方备受争议的作品《怀柔远人：马戛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也是对现代化叙事的直接挑战。因为在进化史观的逻辑推演下，清代的乾隆皇帝对作为大英使者的马戛尔尼的不敬，恰恰可以和中国现代化机遇的丧失划上等号，乾隆对"蛮夷"态度的居高临下，在中国近代史"政治正确"原则的观照下，变成了拒斥文明的野蛮姿态。作者则把乾隆与马戛尔尼各自表述的礼仪体系和观念视为并列的两大系统，这两个系统不是按当今"政治正确"的标准区分其高低，而是被置于"前现代"的历史场景下加以对待。在这种情况下，乾隆在礼仪方面表现出的矜持似乎反而被赋予了拒斥"帝国主义"的"正义"色彩。
这类具有"后现代"意味的历史解读具有以下特征：一是都力图把历史按时间框架安排的叙事置换为"空间"状态加以解释，以破除线性史观强调连续性的制约。二是"后现代"思潮的中心词"后"在对历史的重构过程中被置换成"前现代"的"前"，这样一来，所谓"后现代"的方法在对历史的重新表述中，其实就被界定为力图复原"前现代"历史的"真实"，尽管这种"真实"仍有可能是想像的。国内亦有个别著作属于贯彻这两个"置换"的尝试性作品。如杨念群关于"儒学地域化"概念的提出，就是想把中国思想史发展的线性解释置换成一种空间分布的状态重新加以解读。（42）同时，亦想通过挖掘区域性的历史传承资源，力图说明近代思想变化中的许多因素是建立在"传统"格局制约之内的表现，而不一定是西方塑造的结果。但"儒学地域化"概念贯彻"后现代"中的断裂原则显然不够彻底，即在历时解释框架下的思想资源被置换于空间状态之中加以解读后，著者仍认为每个区域空间内部的思想传统（包括其源起与建制）仍有其连续性的脉络可以辨析。这种叙述上的犹疑显然与艾尔曼、何伟亚坚定的"后现代"立场有些差异。因为"儒学地域化"概念的构思灵感虽来源于20世纪80年代末对"传统"应成为现代化之动力的认知转向，却几乎是无法逃遁地受到了中国思想界现代化叙事风格的强力制约。
中国史界对"后现代"方法的"阅读史"虽略有滞后，不过经过近些年的努力，也已接近同步，比如杜赞奇上个世纪90年代的新著《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43）即已译介到国内。杜赞奇在此书中试图证明，中国历史的阐释一直为线性进步的分析所笼罩，其叙述的普遍性不仅内化成了我们体验时间的主要方式，也是我们存在的主要方式。而中国史研究的中心叙述结构仍与欧洲模式或启蒙模式联系在一起，而揭示这个历史模式之压抑作用的更广泛，批评性更强的历史则仍付阙如。因此对这种"被压抑性"叙事的发掘便成了此著的主要任务。
具体而言，杜赞奇对"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所被赋予的正当性与意识形态色彩提出了挑战，在他看来，对"人民"的规训是民族国家建构的主题，在建立现代国家的过程中，对抽象的"国家"认同变成主流政治刻意营造的话语霸权，其基本的背景是启蒙进步观念所赋予的规定性，变成了一种自明的逻辑，这种逻辑的表述是"人民"必须放弃对传统社区的文化理念与价值的认同，放弃一种延绵已久的生活方式，而在观念上从属于一种对现代国家认同的心理，在生存上习惯于在一种国家规范的秩序中生活。杜赞奇试图说明，在现代国家意识塑造的过程中，有许多不自明的民族意识和经验构成的柔性的边界，成为刚性规定下的潜在的替代性的叙述结构。因此，他用所谓"复线的历史"补充"线性的历史"，其目的是特别重视这些替代性的叙述结构，重视这些常常为主流话语所消灭或利用的叙述结构。
杜赞奇的"复线"叙述所表现出的姿态可以说填补了"线性叙事"的若干空隙，但却沿袭了这种叙事的脉络和神髓，然而我以为仅仅表露出破解这种叙事的反省姿态肯定是远远不够的，其背后难以解决的悖论处境在于，当杜氏想以"复线"来描述中国历史中的许多分叉现象的意义时，他无法说清楚这种分叉的标准是什么，如分成多少，如何分，谁来分等等问题。或云这"复"如何"复"，复线繁复有几何？这"线"的涵义是与"线性史观"中"线"的涵义相当，还是另有它线，如果此线非彼线，那么此线如何运作，如此线即是彼线，即使是不重要的多重线，岂不又跌回了"线性史观"规定的圈套？纠缠于"线"的"单"与"复"，使得杜氏在其第一本有关华北农村研究的著作中建立起来的"空间"感觉大大萎缩，好像总是在费力奔波地填补线性史观遗留下的空白点。
2、"地方史"研究中的若干"后现代"面相（章节内的小题目排同号黑体）
本文在前面已略有提示，"后现代"思潮在史学界的影响与"地方史"研究的兴起有较为密切的关系。目前中国的"地方史"研究基本上受两个思路所支配，一个是国家－社会互动关系的模式；二是对"文化"作为传统象征资源如何支配基层社会生活的探察。前一个思路比较接近"现代主义"的思考模式，后一个思路属于"后现代"思潮影响下的反映。国家－社会二元结构分析的导入源于对"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等社会学理论的移植。这个理论被移用于中国历史研究的思考前提是：认定十九世纪以后中国某些城市已出现不同于传统的"社会组织"萌芽，成为发展现代化的有效场域空间，这些空间与政府官僚制度制约下的社会运行机制颇为不同。其着眼点仍在于力求发现和证明中国早已出现自有的类似"现代化"的因子，这类因子的出现并不依赖于西方的赐予。国家－社会的二元分立框架拓宽了政治史研究的内涵，尤其是促成中国史界摆脱了长期以来仅仅以上层官僚机制运作的研究取代对下层社会组织的观察这一传统的取向。不过对此框架的使用总是难以避免过度机械移用西方社会理论的质询，尽管很多移用此框架的研究一开始总是预先声明自己要进行"本土化"的尝试，但仍难免使用官方－民间，主体－附属这样简略的划分来勾勒中国现代社会的面貌，所以其论述框架基本是在现代化论的变通范围之内，这与人类学家对历史的关注点显然大有差异。（44）
中国一些人类学家恰恰是通过对基层传统运作机制的再发现，以挑战西方命题所规定的现代化道路的唯一性论述，其阐述理路并非要争夺现代化要素在中国历史中是否早已存在的历史优先权，而是要论证"传统"作为某种符号和象征的存在完全可以在现代化线索的命定式控驭之外对社会生活起着至关重要的支配作用。因此，"象征人类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