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人类学"的思考进路与传统"地方史"研究的区别在于，传统的"地方史"研究往往脱胎于"现代化叙事"，其研究指向是反对仅仅在宏观层面上解释现代化的进程，而并非要质疑现代化叙事的合理性。"地方史"的认知前提是认为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情境复杂多样，仅仅在大叙事中解读其变化多端的整体状态是不够的，应该把它置于相对狭小的地方单元中加以把握。然而"地方史"的总体逻辑仍遵循现代化叙事下对民族国家即有权力支配关系的认同。而秉持"象征人类学"理念的一派解释，则希望从根本上质疑民族国家所采取的现代化策略，或者通过强调地方文化在历史与现实中的正面作用而颠覆现代化仿佛不言自明的正当性逻辑。所以其研究取向即使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后现代"范畴，至少也受到了"后现代"思潮的强烈影响。一些被认为属于"后现代"性质的作品也相当广泛地采用了类似的诠释方法。如杜赞奇在提出"文化的权力网络"（Culture Nexus of Power）时，虽然在界定网络的涵义时强调其内容是不断相互交错影响作用的等级组织和非正式相互关联网，诸如市场、宗族、宗教和水利控制的等级组织以及诸如庇护人与被庇护人与被庇护者、亲戚朋友间的相互关联，构成了施展权力和权威的基础。（45）而在定义"文化网络"中的"文化"一词时则明显突出了其"象征"的涵义，"文化"被指为扎根于这些组织中，为组织成员所认同的象征和规范。这些规范包括宗教信仰、内心爱憎、亲亲仇仇等，它们由文化网络中的制度与网结交织维系在一起。这些组织攀援依附于各种象征价值（symbolic values）,从而赋予文化网络以一定的权威，使它能够成为地方社会中领导权具有合法性的表现场所。（46）
令人感到有趣的是，一些有意运用"象征人类学"方法的史学著作被引入中国学界时，却往往会被误读为与国家－社会二元框架相仿的政治史研究路径。如对杜赞奇有关华北研究的"阅读史"即是如此。杜氏所关心的是中国地方社会中的"文化"因素如何塑造出了政治与社会组织的品格。但在杜氏的观点被国内社会史研究所大量引用时，除个别学者外，杜氏作品中的这一层涵义却往往隐而不彰，其研究常被理解为一般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组织分析，从而变成了国家－社会二元框架的一种补充解释。（47）值得注意的是，"后现代"叙事对民族国家权力的批判性质疑被引入中国史学界之后，虽然离位居主流尚需时日，不过毕竟与久居主流的"现代化叙事"形成了截然二分的对立关系，有助于克服中国史界与政治意识形态长期无法区分的弊端，增强自身的反省与批判能力。但"后现代"叙事也往往容易忽略对基层"文化"传统进行过有力塑造的现代化过程作为支配性因素所造成的影响的分析（包括政治与社会的诸多复杂因素的作用），因为刻意强调对现代化后果的抵抗意义，所以较容易过度强调了"文化"作为维系社会运行的稳定性作用，与此同时，却有可能仅仅把外部强加的现代化过程统统作为负面的因素轻率地予以处理。一个总的印象是，在一些"后现代"的史学作品中，对国家上层政治运作的描述往往是相当模糊的，处理得也相对草率。
与之相比，中国社会学界接受"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却是在"口述史"研究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一些社会学家曾制订了庞大的研究计划，准备对中国五十年代开始的土改运动进行广泛深入的口述采访，借以分析其与主流叙事不同的更深层的"异类"表现形态。在访谈过程中，他们十分注意区别普通民众对一些"历史记忆"的删除，与"国家记忆"对民众思维的塑造这两个不同的方面，重构了国家意识形态权力与民间社会的互动场景。"口述史"研究者注意到，在土改过程中"诉苦"与"权力实践"之间所达致的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规训关系是如何改造基层民众的日常生活态度与感觉，以为新社会秩序树立其合法性的。这似乎比"革命史叙事"仅仅从政治翻身为民众带来物质利益的角度所进行的教科书式书写更有说服力。（48）
另一方面，"口述史"着重处理的另一个主题是这种"权力"如何在民间"历史记忆"的细流中被慢慢消解，如此理解无疑受到了"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即强调传统中相对不可改变的部分如何持续抵抗着现代化的普遍有效性。从表面上看，这个研究进路颇类似于"象征人类学"对"传统"的阐发态度，然而两者的差别在于：口述史更注意对"记忆政治"的观照，更多地渗入了对政治与民间日常生活互动关系的分析，"政治"成为相当独特的对记忆进行筛选与遗忘的干预因素。或者可换个角度比较，"记忆政治"更强调权力技术对民间文化的塑造，而"象征人类学"则比较倾向于恢复基层"文化的原生形态"，以作为对抗现代性的一种策略。
在对民间记忆的考察中也存在不同的研究路向，一类研究更倾向于"政治事件"对民间记忆的塑造过程及其支配性影响。（49）另一类研究则更强调政治控制与历史记忆相互纠缠运作的复杂意义和关系。比如方慧蓉曾用很大篇幅来论证所谓"调查研究权力"在极力营造主流叙事的正当性的同时，处于"无事件境"状态的乡村记忆如何有效地抵抗和消解了这种叙事的灌输和影响。（50）尽管有认知形式上的差异，这两种研究路径在反思批判现代国家政治权力对中国社会的渗透过程方面，均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考察"政治记忆"对民间意识的塑造过程中，"口述史"研究比较集中地使用了福柯关于"权力技术"对社会影响的分析方法，特别是把这种方法集中贯穿在了对土改过程中如何建立"诉苦"与"忆苦思甜"动员模式的解析上。"诉苦"被当成是中国革命中重塑普通民众国家观念的一种重要机制，这种机制的作用在于通过"诉苦"创造出种种技术以将农民日常生活中的苦难提取出来，并通过阶级这个中介分类范畴与更宏大的"国家"话语建立起联系。这是个民众身份再造的过程，农村民众通过诉苦者在确认自己的阶级身份的同时，也找到了自己在国家中的位置。因此，从其个体角度来说，形成的则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而是作为"阶级的一份子"和相对于国家的"人民"或"群众"。（51）在与上述口述史研究计划相类似的作品中，福柯有关权力技术的分析方法屡次得到了应用，（52）如应星对水库移民的研究，不但强调了国家治理技术对民众行为的支配作用，而且通过大量的访谈记录，呈示出了民众的反抗力学与上层治理技术之间的交织张力关系，从而把日益被机械地加以使用的国家－社会二元互动框架放在了更为复杂的分析平台上予以审慎地评估。（53）这些研究并不否认在这些权力实践的支配下，农民内心世界开始转变与得到重塑，但此前民众对其社会世界的感知、分类与评价亦都融入了这一建构过程，只不过其取向更加强调国家权力在构建政治意识形态中的主导作用。我以为，社会学家所从事的"口述史"研究与人类学家强调传统在基层的象征控驭意义的取向正好可以相互印证补充。两者的关注点和对民众与国家关系的理解虽有歧义，却都共同指向了"现代性叙事"的逻辑并对之实施了颇为有效的颠覆，在广义上均可以划归"后现代"的反思范畴。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知，就中国目前的思想状况而言，我们很难在与现代性问题相对立的哲学层次上定位"后现代"思潮。在中国思想界，"后现代"主张首先意味着是一种重新确认自身位置的知识态度，这种态度由于获取了某种"民族主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