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遭遇到"他者权力"的中国大国形象：西方人看中国，不仅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东洋镜，还是一个不同立场的人从中找到社会变革的药方或者自己理论依据的思想库。孟德斯鸠从自己的政治理想角度，关注中国思想，希望找到对自身文化范式有用的文化资源。伏尔泰为了抨击天主教教义，从中国儒家尤其是孔子学说中找到新的理论范式，对中国文化进行了重塑，莱布尼兹对中国文化多方面研究，为自己的思想蓝图找到了新的背景。无疑，他们在吸收异质文化后的变形中分享了中国思想刚健清新的文化精髓。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一直存在三种种族中心模式或西方中心模式：其一，"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onse model），认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中主导因素是西方冲击历史作用；其二，"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强调西方的现代性作为世界的通行模式，中国在西方现代性冲击下沿着西方近性道路前进；其三，"帝国主义模式"（imperialism model），认为帝国主义是中国近代史各种困境的原因。这些模式都认为西方近代的工业化是一件促使他国发展的重要事件。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的内部无法产生这种工业化的条件，只有西方的殖民才能提供这些条件，中国近代的变化只是西方式的变化，而且是由在西方的冲击下才能产生这些变化。这就将中国本土的历史内因完全抹煞，堵死了从中国内部来探索中哦各国近代社会自身变化的途径。与此相反，美国史学界有学者力倡"中国中心观"，反对这种西方中心观，重新阐释中国近代发展的基本模式个中原因。[14]
20世纪的"近东"和"中东"，被西方重新阐释并深入到文明内部问题的研究层面，而"远东"问题则落在了西方研究中心视野之外。何况日本已经"脱亚入欧"，中国成为一个被不断误读、妖魔化、平面化的国家。谁来阐释中国？中国形象因为什么而"被看"？中国历史究竟应该怎样重新阐释？
三 "发现东方"是当代中国的精神自觉
在新世纪"发现东方"，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这种困难在于中国自己的言说方式已经全盘中断。
中国文人写了几千年的散文，从《左传》开始，《战国策》，诸子百家等，一直到明清的议论文，达到相当精炼纯熟的高度。近代以降，优美的文言文却突然被西学言说方式所中断。那么，中国在文化思想上是否永远这样下去呢？我们仅仅只有二百多年的落后期，是不是就要变成两千年呢？事实上，在西方中心话语体系中，中国的"经史子集"已经不再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也不再具有一般社会教化的意义，而仅仅成为书本性的知识型话语，存在于知识尤其是史学知识的传播中。这段被遗忘的中国言说方式，需要重新考察并做出明晰的价值重审。
今天要做的"发现东方"的工程，是要考察中国文化哪些部分已经死亡了或永远的死亡了？哪些部分变成了博物馆的文化只具有考古学的意义？哪些部分变成了文明的断片可以加以整合，整合到今天的生活中？还有那些文化可以发掘出来，变成对西方一言独霸的一种补充，一种"他者"的言说，一种对西方的置疑和对话？
当然，"发现东方"是要发现经过现代化洗礼的东方，不是要怀旧，也不是要退守，而是要将中国当代新问题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新框架中重新提出。从而梳理我们的理论范畴、基本命题、核心概念、基本术语和关键词，广泛参照日本、印度、阿拉伯、欧洲和美国五大地区的文化诗学精神，同时借用现代哲学、语言学、符号学、美学、传播学、文化生态学方法，以重新去解读中国传统的一些文化诗性的哲学和一些独特理论。
立足于"发现东方"是中国学者的使命，但并不意味着不再关注西方。西方是一个强大的他者，是中国学者做学问的一个巨大语境，所以我们不断地要去关注和"拿来"，"拿来"是几个世纪之内中国学者的一个任务，但任务的核心是开始自己说话。最近西方提出来一种生态批评或生态文化的新理论，其实吸收了东方尤其是中国文化中很多好东西，比如说绿色和谐思想、辩证思想、综合模糊思想、重视本源性和差异性的思想、强调"仁者爱人"等思想。这些思想是中国思想对西方的一种滋养。因此"发现东方"不再是仅仅发现一般的思想，而是发现中国有生命血脉的东西，使其变成我们民族一种活生生的精神。而且，光是"发现"还远远不够，还当有"发现"生命内核以后的"文化输出"与"文化互动"和对话。
在我看来，中国今天的"发现东方"成为了知识分子的重要任务。我注意到海外华人学者并没有走向文化虚无主义，而是进行着积极的中国文化重建工作。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认为："多元文化各显精彩的’后现代’社会，儒家应该以不卑不亢的胸怀，不屈不挠的志趣和不偏不倚的气度，走出一条充分体现’沟通理性’的既利己又利人的康庄大道来。"[17]在这一总体思路中，杜维明进一步提出"文明对话"（Dialogue of Civilizations）策略和"文化中国"（Cultural China）概念。其中尤以"文化中国"影响最大，引发的争议最多。他认为，"文化中国"是从宏观文化视域来理解广义的中华世界。"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应除儒家传统外还有许多源头，因此儒家传统的意义不能涵盖"文化中国"。杜维明倡导的"文化中国"，从深层次看具有相当的文化忧虑，即对中华文化的前景的深层考虑。在他看来，"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如此薄弱，而价值领域如此稀少，和近百年来儒家传统在中华大地时乖命蹇有很密切的关系。我并不坚持唯有光大儒学才能丰富’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才能开辟’文化中国’的价值领域。但我深信，重新确认儒家传统为凝聚中华民族灵魂的珍贵资源，是学术、知识和文化界的当务之急。"[18] "文化中国"的提出，在当今世界学术界引起普遍的反响，使人们面对中国文化时，关注"文化中国"的多种层次和多种力量的交错，同时对文化中国在新世纪的发展保持关注。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对此不以为然，认为文化中国将研究汉学的洋人也包括进去，使"中国"的含义过于膨胀。但是不管怎样，这位中国文化拓展理解的世界性空间提供了一种思路，一种行动的方略。
中国不可能被他者发现，我们只能在全球化和后殖民语境中，自己发掘出文化的新精神和新生命，从而使中国文化不在新世纪再次被遮蔽。发现东方古国经过现代化洗礼以后的新形态，可以说是中国学界一项十分迫切的工作。
四 从"西方"话语播撒到"东方"问题重释
从历史上看，现代化是从五百年前开始的。而五百年前后，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中化""或"东化"。
事实表明，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启蒙精神和人文环境提供了可贵的文化资源。更早一些的西方人像马可·波罗，非常赞赏并学习中国文化。四百多年前，意大利出版了《中华大帝国史》，作者门多萨描绘了几近完美的中国形象，其中包含几近神化的对东方文明的喜爱和追随，轰动了整个欧洲。宋明朝代文明的灿烂，使当时欧洲人心目中像天堂一样富丽堂皇和繁荣的巴格达、拜占庭都难以望其项背。可以说，中国文化和经济对世界性的现代化曾经有思想资源之功，怎么能说现代化就是西化呢？应该说，在未来的探索中，整个人类需要东方，现代化不是"西化"，而且曾经"东化"。起码，应是西化与东化的互相整合。[19]
伏尔泰写于1745年的《人类思想史新提纲》中就认为："吃着印度、中国等东方古国土地上生产出来的食粮，穿着他们织就的布料，用他们发明出来的游戏娱乐，以他们古老的道德寓言教化习俗，我们为何不注意研究这些民族的思想？而我们欧洲的商人，则是一等找到可行的航路便直奔那里的。当你们作为思想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