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汤姆林森：《全球化与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2]  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3]  参王岳川：《全球化与中国》，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
       [4]  祁剑飞：《世界的中国观》，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年，第5页。
       [5]  竹内好：《何谓现代--就日本和中国而言》，载《后殖民理论和文化批评》（张京媛编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50页。
       [6]  参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评纲要》，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7]  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64页。
       [8]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页。
       [9]  参杜赫德：《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大象出版社，2001年。
       [10]  参曹增友：《传教士与中国科学》，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
       [11]  这种科学与宗教的对立和统一在当时成为一个问题，但是来华的传教士有自己的看法："科学没有宗教会导致人的自私和道德败坏；而宗教没有科学也常常会导致人的心胸狭窄和迷信。真正的科学和真正的宗教是互不排斥的，他们像一对孪生子--从天堂来的两个天使，充满光明、生命和欢乐来祝福人类"。《广学会年报》，第十次，1891年，载《出版史料》，1991年第2期。
       [12]《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9页。
       [13]  郝侠君等：《中西500年比较》，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6年，第14页。
       [14]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15]许明龙：《中西文化交流先驱》，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1－26页。
       [16]爱田浦：《中国之欧洲》，1992年。
       [17]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468页。
       [18]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478页。
       [19]  参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
       [20]许龙明：《中西文化交流先驱》，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306－307页。
       [21]何兆武等：《中国印象--史界名人论中国文化》（上册），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30页。
       [22]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2001年，第129－130页。
       [23]于桂芬：《西风东渐》，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08页。
       [24]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27－129页。
       [25]参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5页。
       [26]雅克·布罗斯：《发现中国》，山东画报出版社。
       [27]郝侠君等：《中西500年比较》，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6年，第36－37页。
       [28]参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前言》，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29]参王岳川：《后殖民与新历史主义文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
       [30]马勇：《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31]参王岳川：《中国镜像：90年代文化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32]王国维：《国学丛刊序》，载《王国维论学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404页。
       [33]参王国维：《王观堂先生全集》，台湾：文华出版公司，1968年版。
       [34]杰姆逊：《现代性的幽灵》，2002年7月26日在华东师大的讲演，下引此文不另注。
       [35]值得注意的是："周蕾指出，我们不应再盲目鼓吹’中国性’（Chineseness）。换言之，她认为’中国性’已完全西化，甚至只是在西方汉学家的凝视之有限空间中的既定形象。正如周蕾所引之例子所带出，很多美国之’中国专家’都有着如此印象：从台湾来的人会中文而不会英文，香港的则会英文而不会中文，中国大陆的更两者皆不行。"（参见朱耀伟：《当代西方批评论述的中国图像》，台湾：骆驼出版社，1996年，第136页）在我看来，这种用语言来评论文化的高低贵贱，甚至以中心权力话语--英语来判断大陆、香港、台湾的学术思想高下的做法，无疑显示出很深的后殖民思维烙印。在这里，中文已然成为了英语的一个陪衬。这种质疑并摆脱"中国性"的倾向，使得大陆成为中西话语体系中的失语者（英语汉语都不行）。这种通过语言贬损文化的内在策略，显示了论者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双重优越意识。
       [36]同上书，第6页。
       [37]1840-1894年的翻译著述大约近三百种。梁启超于1903年撰《西学书目表》分为西学、西政、杂书三类，总计883本，353种。皆为物理、化学、生物、工程、矿物和少量的政治法律的书籍，至于哲学和文学方面则几乎完全缺如梁启超所说："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西国一切条教号令，备哉灿烂。实为政治之本，富强之由。今译出者可寥寥也？彼中艺术，日出日新，愈变愈上，新者一出，旧者尽废。今之各书，译成率在二十年前。彼人视之，已为陈言矣。而以语言之所谓学士大夫者，方且诈为未见，或乃瞠目变色，如不欲信。"见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序例》，载《饮冰室合集·文集》，卷一，第122-126页。 
       [38]实藤惠秀：《中国人日本留学史》。还可参熊月之：《西学东渐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2-13页。
       [39]章炳麟曾就翻译日本著述致信罗振玉，其语言相当尖刻。"足下学术虽未周挟，自视过于林泰辅辈，固当绝远。……今复妄自鄙薄，以下海外腐生，令四方承学者不识短长，以为道艺废灭，学在四夷。……今以故国之典，甚精之术，不自校练，而取东鄙拟似之言。斯学术之大蜮，国闻之大稗"。章炳麟：《与罗振玉书》，见《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卷四第172页。 
       [40]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1页。
       [41]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是从日本译书的高潮，1896-1911年有956本书被译为汉文，1912-1937年有1759种。在此时期，日本译介中文书籍急剧减少。在一份根据《明治文献目录》（1932）所做的分析中，所列的1472本译自各种语言的书籍中，只有3本译自中文。参谭汝谦：《近三百年中日译书事业与文化》，载《中日文化交流》（谭汝谦编），册一第223页。 
       [42]参杜赫德：《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