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一旦考辨西方中心或中国边缘，西方的话语权威和中国的零散和中国的孤独感等问题，这种与后殖民主义紧密相关的心态这便成为多种思想论战的导火绳，中国知识分子的两难心态已经持续了一个世纪--应该全盘西化，还是半盘西化，还是坚持中国本位，成为百年纠缠不清的政治问题。
在国外曾看过一次电视辩论，深受震撼。NHK电视台邀请了包括日本人、韩国人和在日本的中国人，要求配偶必须是白种人、洋人，同时他们还生了孩子。最妙的是，它分为三方，即甲方、乙方和孩子，甲方即日本人、韩国人、中国人，他们普遍认为"自己的婚姻不幸"。他们与白种人走到一起，但生活在阴影中，因为对方不愿意说日语、韩语、汉语，因此他们在表达最微妙的感情的时候，最先总是用英语不清楚地说；而乙方认为东方确实有很多很多的优点，否则我怎么会娶东方的妻子，或嫁给东方的丈夫呢？但是永远也体会不到他们文化深层的意蕴。最有意思的是第三方--孩子--不知道自己的祖国在哪儿，不知道父亲的文化是什么文化，也不知道母亲的文化是什么文化，自己身在何处，自己应该说什么……。由此我想到，如果中国文化真正地全盘西化，我不知道是复兴古希腊文化，还是古罗马文化，还是西方文艺复兴的文化，还是现代文化，还是后现代文化？这样我们的文化就会变成如同辩论中孩子一方那样的混血儿杂种文化，那时又该怎么办呢？是不断地一代一代混血下去，直到中国文化的血缘关系微乎其微？还是我们应该选择在相互的价值立场上进行对话和会通？
同样，在后殖民时代中国知识分子文化身份问题非常关键。今天很多人都以知识分子自居，但相当多的知识分子没有思索，不能提出问题，不能对前沿的问题甚至是前提性的问题做根本性的追问，对问题没有本质性界定。一些思想的超越和形而上学的思考被取消了。因而，人文知识分子不仅要放弃虚无主义立场，还要放弃极端民族主义立场，才有可能在"极高明而道中庸"中，找到价值重塑的思想地基。
在我看来，我们在文化转型与文化发展中，只能是尽可能多地遵守不断超越的"人类性"的共同价值和认识，遵循一定的国际审美共识（不管是文学的还是艺术的），同时加上通过中国知识分子审理过的中国文化的精华部分的"文化财"（狄尔泰），才有可能组成为新世纪的中国新文化形态。只有这样的差异性和多元化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才能维持整个世界文化的生态平衡。 七 在"文化拿来"中坚持"中国文化输出"
当代中国学者在文化拿来与文化输出问题上，遭遇到西方强大的语境。赛义德，德里克，只是为自己本土说"东方"。在我看来，周蕾无疑是海外华人学者中对后殖民语境中"中国问题"尤其是"香港问题"有着全方位思考的学者，她对后殖民霸权的"看与被看"的关系的分析，虽然受到福柯的影响但有着自己的提炼。她对海外汉学家"绝对化中国传统和轻视当代中国文化"的文化歧视和内在焦虑的分析，对外部殖民和内部殖民的双重警惕，对后现代混杂派无视后殖民中的"殖民"问题的批评，以及对第三空间的论述，都可以看到对香港未来发展的深切关注。她敏锐的理论思维力，清醒的后殖民身份分析意识，都使得读其书，而能理解其处身第一世界学术圈层中的边缘性挤压。[35]
同时我也注意到，周蕾注意播撒自己的思想，其著作（如《写在家国以外》）相继出版英、中、日等多种版本，并微妙地变换书名，从三个书名中可以看出其中关键词转移的重心所在。她在海外研究香港远眺香港，用殖民话语框架和知识分子理论来看香港的流行文化，将主要为流行文化的内容命名为知识分子研究，不免显得有些勉强。书中有的论旨还可以再讨论，诸如作者反中心话语立场，使得反殖民主义时却将香港膨胀和置换成新的中心，强调香港的现代化就是中国的未来图景的"最前线"意识；书中多处言述表明作者存在着冷战意识，一方面反英、一方面拒斥大陆，认为香港语言与文化是杂糅的，因而它已不带有中国色彩而成为独立的"第三空间"；具有浓厚的精英知识人情结，要以时髦的后殖民理论申说香港和中国的非同一性，强调香港经济地位、文化观念、历史处境同大陆的差异，为香港这个"沉默的"地区代言。在我看来，在多种体制和价值互补并存的时代，这种较明显的政治性情绪和"另类社会"意识与客观的学术研究所存在的距离，尚有待弥补。
另一方面，周蕾也指出了老汉学家阐释中国的焦虑。在批评哈佛大学汉学家宇文所安（另译欧文）教授对第三世界作者的政治歧视时，周蕾表现出相当的学术勇气和敏锐的眼光。在她看来，在宇文批评诗人（如北岛）为了"自身利益"而屈从于跨国文化商业化倾向时，宇文却没有反省造就他自己话语机构的资源--他自己的"自身利益"。这种批评他人不用同样苛刻尺度去裁判自己的态度，实际上形成一种固定权力形式，这种形式不断地被阐述和巩固，因而使东方主义在东亚研究领域中根深蒂固。对宇文来说，这种对他人"不忠诚"所作的道德主义的控诉，却掩饰着一种更根本的焦虑。"这焦虑来自汉学家觉得他致力探求的中国传统正在消亡，而他自己也正被人抛弃。"[36]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问题，不仅中国学者内部出现了分化，即从事古代问题研究的学者对现代文化学者扬弃传统中的某些问题的做法表示反感，而从事现代文化研究则又深感古代文化研究的"保守主义倾向"。周蕾敏锐地看到中国身份地位的变化影响着汉学家的身份地位，使得从事古代文化研究的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现代化（或西化）状况深感不安，这种情绪被周蕾看成是一种阐释中国的焦虑。这种"宇文所安的焦虑"--宇文所安因解读北岛的诗而感到其已经相当西化，中国诗歌的本质属性发生了变异，"中国"变得不再像传统的"中国"，于是阐释中国现代诗的典籍阐释权威"对自己的学术位置感到焦虑"。在周蕾看来，这种研究事实上是"他者"的被他者化，"中国"的被中国化的现实处境，关注文化边缘化过程中，所呈现的文化身份和文化意识"商品化"状态。周蕾的看法尽管相当尖锐，但是也说出了汉学家面对当代中国失语的几分实情。
文化透支和文化赤字仍然没有引起学界注意：百余年来中国从西方翻译了近10万本书，但是西方实际翻译的中文书却不到100本。日本1894甲午海战之前每年翻译中文书平均70本，但是1894－1911年16年间，大约只翻译了3本，而且还是数学方面的。[37]相反，20世纪初到日本求学的国人难以计数。从1806年到本世纪最初的十余年间，到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有数万人之多。仅1906年就有8600人前往。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留学生到日本大多并非以学日本学术为目的，而是以学习西洋文化为目的。[38] 这些人或留学、或旅居著述、或流亡，均积极吸收新知识和新思想。这无疑对现代中国学术有着重要的影响。可以认为，正是各种西方和日本译作涌入中国，与传统思想相较量，而最终改变甚至变革了传统精神，进而取代了传统思想的中心地位。而一些未能出国的学者，也在学习日语或翻译各类著作。在译西文东文时，又经常遭到国粹派攻击之苦；[39]在翻译西学和接受哲学思想方面，中国思想界本世纪初通过先行走向现代化的日本这一"中介"，[40]开始了苦学外语（日语和西语），并急切地译书。[41]
就当代中国而言，问题在于我们经历过一个世纪的拿来主义后怎样走向文化输出主义？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当代中国我们如何输出？我们是否具有输出的资本？我提出关于新世纪中国文化"输出主义"的时候，有人认为走向输出主义，中国有这个本钱吗？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