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文化输出缺乏资金。只能通过民间方式吸收国内和海外资金。我们的海外华人有七千万呀!这个工作意义非常大。有一段时间，外国人把中、日、韩称为"筷子文化圈"。我认为应该是"汉字文化圈"，吃饭的筷子可以变成刀叉，它只是一个运作的问题，它不会进入神经、进入身体，化成我们的血肉。汉字则可以进入思维、血脉和集体无意识中。我们可以不用筷子用刀叉，但是不可以废除汉字。历史证明，离开了汉字，中国文化仅仅两代人就中断了；韩国很多思想包括名字的叫法都不太清楚；日本的片假名，在写一个名字的时候就可能出现许多歧义，因为它的名字用汉字表达时是浓缩了的意象。因此，强调汉字文化圈的中心地位，在东西方互动并重新"发现东方"的新世纪尤为重要。
九 "文化输出"的整体工程
任何一个民族接受异质文化都奉行文化拿来主义，但是只有自觉的文明形态，才会再拿来的同时考虑文化输出问题--知识型输出，文化行输出，当代性输出，没有价值批判的意味。
真正意义上的人类交流，就是思想和哲学交流，文化分为三个层面：思想文化、艺术文化、实用文化。停留在实用文化和民俗文化是不够的，注重风情，民风习俗，节日庆典，仅仅是一般层次的交流。只有思想哲学层面的交流才能深入到文明的内部神经。很长时间内，中国文化输出仅仅注重器物类工艺层面的"中国化"：茶、瓷器、丝织品、工艺品（漆器、玉器、景泰蓝）、建筑园林17世纪18世纪，而对思想文化和艺术文化尤其是20世纪和当代文化输出相当缺乏。而且，输出的大多是精致性的（清代）：鼻烟壶、蛐蛐罐、景泰蓝等，而对中国文明气象收缩：新石器时代的陶罐，汉代的陶罐……
这样一个长期、浩大的工程，需要众多的学者集体参与，需要中国学界有自觉的向世界整体推出中国古代和中国现代思想家群体思想。古代精品文化的输出同样重要，如四川的三星堆、内蒙的成吉思汗陵、湖北的编钟等，皆为上品。我曾在谈到这几个文化符码可以向西方介绍的过程中，遭遇到了本土虚无主义者。谈到三星堆青铜雕塑时，中央美术学院的一位教授说，中国的雕塑不行，当古希腊雕塑已经美仑美奂时，中国雕塑还不敢雕人，只能雕那种傻大粗的鼎。我马上到湖北省博物馆看曾侯乙墓出土文物，细细考察出土的编钟和各种青铜器，我看到了《青铜尊盘》，其复杂精美，令人叹为观止。尊盘共雕饰龙84条，蟠縭80条，尊盘中尊与盘的口沿均雕饰以透空花纹表层纹饰互不关联，彼此独立，圈靠内层铜梗支撑，达到了玲珑剔透、层次分明的艺术效果。这是用湿蜡法一次制作成功的。到现在用高科技都难以重复。是怎么做的模子，能够如此繁复精美。西方人用重金买这二百多公斤的鼎，可以想象这是什么价值。而这位教授说中国不能雕出人面，也不正确。四川三星堆出土的人面像《青铜纵目面具》，顺风耳千里眼，近1.38米宽的巨大的脸，眼球伸出16厘米长，硕大无比，十分壮观，表现出不同于中原文化的古代蜀国的社会意识和宗教观念。西方人认为不是中国人造的，认为是外星人造的。为什么中国就不能造这种青铜人面像呢？而且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中国说问鼎中原，"鼎"是权力的象征。三星堆的权力表达是同西方 "金杖" 一样的象征意味，一根1.42米的金杖。由于经过了三千五百年了，里边的木头已经完全毁掉了，但是外面包的金皮还在。可以说，中国的三星堆比希腊的文化还要早。它的雕塑不能说是不美，还有很多女性的装饰品，细如发丝骨针，非常漂亮。所以不应该妄自菲薄。
还有湖北隋州的编钟。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亲耳告诉我，中国的编钟不行，连十二平均率都不是。我听了以后带着这个疑问请博物馆专业人员用锤子敲整套编钟，他轻松愉快的就半音阶下行，就是钢琴的黑白键下行的方式就敲出了十二平均率，而且一个钟可以敲出两个不同的声音。在两千四百年的战国时代，我们中国的十二平均率就已经出现了，为什么我们音乐学院的教授就一叶障目看不见呢？令人不解。
中国应该重新认识自己的传统文化。我不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对文化传统我有四重态度。第一就是看看我们两千多年的文化，哪些已经变成死的文化僵化的文化，就坚决抛弃之，诸如裹脚束胸等。第二要用另一只眼睛去看，哪些文化变成了文明的碎片，就像我们的硬盘需要整理一样需要整合起来，变成一个可以集中使用的"文化群"。第三，可以看看两千多年的文化中，那些是可以弘扬光大的还有生命力的文化。我不相信一个民族有十三亿人，文化死掉了以后她的精神还不死是不可思议的。第四，就是要看那些文化经过与西方思想碰撞以后变成了新的文化形态，这些文化形态不仅滋养中国，有可能变成世界的共识框架。我认为这四个层面我们都应该去思考。
我们还需先从头做"知识考古学"的工作。因为一个不懂得自己历史、自己文化本源的人，是不知道自己文化的未来的。就像尼采所说的，有人永远只懂得向这个世界"索取"，而不是"塞入"。尼采说这个世界有两种人，一种就是对这个世界创造和塞入意义，一种就是取出和消费意义。可惜我们今天很多人都在取出。
中国迫切需要"自我发现"，这种"发现"就需要总结文化深层内容：
首先，挑出从先秦古籍里一直到清代中的重要作品翻译成英文，这个工作湖南人民出版社曾经做过一些，可惜他们很多是老外翻译的有不少错误，再加上没有导读，就像我们今天读柏拉图、苏格拉底，如果没有导读，这样一本《理想国》，人们恐怕也会不知深浅，所以需要我们自己展开。集中力量翻译影响中国的一百本经典。我大抵是受了玄奘的启发，他"出国留学"--到西方取经，历经了多年回到中国后，在大小雁塔开了译经场翻译佛经，并进行到底。那么，我们今天只能小规模地翻译。
其次，把二十世纪从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一直到季羡林等的思想结集出版并翻译。我在1995年就开始做了，先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一套《20世纪学术文化随笔》一百本。这些书是这些学者经历了欧风美雨之后的中西思想火花碰撞的结果。
再次，翻译六十本"中国当代文化生态"问题，如中国书法生态、中国戏剧生态、中国建筑生态等，分析考辨各种文化形态在二十世纪的痛苦发展和未来处境，做六十本。整套书一共260本书，全都译成英文。当我们把这260本书放在外国人的书架上之时，他会对"远东"的中国有新的解释和了解。这时文化误读就会少一些。千万不要认为"文化输出"就是要拯救西方的精神文明，这是痴人说梦，我们再也不可能有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那样的拯救西方的思想了。
就文化输出而言，有人问我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输出，这其实是想说明只有"高势位文化"才可以输出。我想问，为什么西方人要去看云南丽江？丽江文化难倒比现代的北京或者西方还要高明吗？难道就人类不可以怀着古之忧思吗？我们去看的古罗马文化就比现代美国文化具有高势位吗？"文化输出"在很大程度上不是高势位地征服别人，也不是水往低处流。在我看来，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输出"，是为了不让西方误读我们。我们面对一个强大的西方，最好的办法就是告诉它，我们是与人为善的，我们是有悠久历史的，我们的祖先就是温文尔雅的。通过文本阅读，他们会知道中国文化是一种可以对话的和平和的文化。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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