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学术而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可能意味着：从事学术需要怀有生命的价值关怀，要对民族、对国家文化有传承和创生新意义的激情。当年王国维研究叔本华、尼采，为的是引进西学悲剧意识和超人哲学，以救国人精神疲弱；其后研究甲骨文，是想借发掘中华民族的远古文化雄强精神，来唤起民众的忧患意识；后来他研究敦煌学，是因为看到大量敦煌卷子和文献被运到了大英博物馆和法国等西方国家的博物馆，研究敦煌学是为了保存古典文化命脉；再后他转而研究蒙古史，也是出于对有分裂的倾向的蒙古的家国时代忧虑。王国维"学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32]的学术选择动向与民族国家关系甚密，他的学问推进维度可说是与时代命脉相合拍的。[33]而现在有些人，只关注个人眼前的利益，民族国家的事则置之度外，举世皆惊之事与己无关，切肤之痛之事与我无涉，不去发掘自己的文化，而是抱怨索求多于重建关怀。像这样一种态度和做法是一种"精神自废"。一旦在全球化语境中我们因为经济振兴而有了文化发言机会时，就会尴尬十分。
六 现代性问题与中国文化身份
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滚滚浪潮，中国在科技领域应该进入现代化，但在文化领域应该站在更高的角度，以东方智慧在文化领域发展新世纪社会文化良知。现代化应该是以"人为目的"。而且各国应该有自己的现代化模式，中国的现代性应该向整个人类体现"东方智慧"。因为人类的未来只能是东西方文化的真正对话和互动。
但是在现代性问题上，不同民族的自我选择变得更加艰难，因为据说杰姆逊说："早已被超越的现代性幽灵本身，不但没有被超越，而且正在世界各地大举登场，比如在拉丁美洲，在第二世界如前苏联等，无处不在。"这次古老的现代性在当代语言里痼疾复发，真正患的其实是一场后现代病。可以说，这是一场对现代性的重新铸造和重新包装，以供它在知识市场的大量生产和重新销售。" [34]可以看出，杰姆逊在无意识中有一种对"现代性"重新登场的复杂暧昧的感受，一方面他觉得可以重新对历史话语获得一种叙事形式，另一方面，现代主义本身变成了"不现代的东西"，如今那种能够被肯定的现代性之所以好，是因为它是后现代的。这位认同全球话语权力结构的学者，尽管曾经同情过第三世界，但还是终于将立场移到了西方中心主义上，认为只有第一世界即西方世界才可以在无意识领域广泛传播他们的殖民话语意识，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只能无条件地被动接受。我怀疑的是：他所说的"后现代的成就"果真如此吗？而且，在后现代这个充满差异性的时代中，杰姆逊似乎拒绝其他国家其他文化做出自己的自由选择，其的基本策略是，不同意区分信息革命、全球化自由市场意义上的现代性和令人厌恶的老现代性，只因为他认为这种区分毫无意义。
他认为，有拉丁美洲的现代性、印度式的现代性、非洲式的现代性等等，还有希腊正教或东正教式的现代性、儒家现代性，那么现代性的数目就可以和汤因比所列的宗教一样多。因为在他的心中，全球的现代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现代性只有一种--欧美霸权式的现代性。这一说法委实令人惊讶！其实在我看来，每个国家都有选择自己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可能性，中国的现代性与西方中心模式的差异是明显的，它也可能不同于日本、韩国、东南亚，或者中东、印度的现代性。杰姆逊认为这种多种多样的现代性都是毫无道理的，只能臣服于标准化、霸权主义的英美模式的现代性，这里隐含的文化霸权问题绝非可以轻轻放过的。
这种观点是西方中心的--后现代状况是一种文化的根本断裂，过去所拥有的经验（前现代经验和现代经验）在当代业已失效，多国资本的新扩张最后完成了对前资本主义飞地的渗透和殖民化，人们面对的世界是一个非道德化的、令人压抑的、前所未有的新全球技术空间。文化艺术在错位中不断生产着文化话语："我们忽视了现代性的另一个根本意义，这就是全世界范围里的资本主义本身。资本主义全球化在资本主义体系的第三或晚期阶段带来的标准化图景给一切文化多样性的虔诚希望打上了一个大问号，因为未来的世界正被一个普遍的市场秩序殖民化。"在讲演结尾的这一西方中心语式的说法，表明了杰姆逊的新世纪立场。这一立场至少有三个维度值得质疑。其一，强调全球化问题，因为所谓"全世界范围里资本主义本身"的不可质疑，这一点已经与他早期对资本主义逻辑的批判和质疑南辕北辙；其二，资本主义在发展的高峰期时，有一种标准化的图式，即一体化、同质化，没有区分的模式，使得一切文化多样性成为不可能，这样对多元对话，对解构主义强调的文化差异性，对多元多种多层的可能加以全盘的否定，为这个世界成为整体化、单一化的西方世界张本。其三，在其全称判断中强调，未来世界被一个普遍的市场秩序殖民化了。这是否意味着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够逃离这个普遍的市场秩序的殖民化一元世界？这个世界的多元选择的历史走向真的就此结束了？现代性"幽灵"究竟成为了这个一元世界的"撒旦"还是"上帝"？而且我想追问的是：发现东方和阐释中国的主体究竟是谁？是老外是新老汉学家还是盲人瞎马的技术官僚？中国现代性是否是西方现代性的复制？中国新世纪是否只有被经济文化殖民才能放逐本土性融入全球性？
这种颇有代表性的现代性观点提醒我们，在当代中国学术研究中必须具有自身文化的指纹和身份。如果丧失了这种文化身份，这样的现代化和现代性仅仅是后殖民进程而已。当然，立足于东方，并不等于对西方不再关注，相反，正是因为东方的"他者"是西方，只有面对这个他者，面对这个"镜像"，中国问题才能真正浮出水面，即不仅看到传统中国的文化形态，而且也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形态遭到西方文化中断式挑战，以及中国文化复兴的新的可能性。当代中国需要寻求审美共识，将中国文化的审美内容铸进国际相对具有共识感的审美形式中，进而从不断反传统的怪圈中走出来，从"审传统"走向"审自己"，真正地面对决裂与选择。在我看来，中国学术的发展不是一条路、一种声音、一种模式可以决定的。全球化中的思想和学术不应该是一种形态，而是应该有多种形态。
同样，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注意，这就是中国文化在20世纪中究竟提出了怎样的理论范畴、命题、概念、术语、关键词？我们是否应该在广泛参照东西方（包括日本、印度、阿拉伯、欧美等五大文化地区）的文化诗学精神中，又广泛吸收现代哲学、语言学、符号学、美学、传播学的新成果？我们应该怎样总结世界各民族文化积淀的审美经验和文化理论，从各民族思想的交流、碰撞、融合中，研究文化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命题，从而使中国式的诗性文化进人世界性和后现代性阶段？中国文论在20世纪中西文化碰撞中走了一条十分曲折的道路，由张扬主体的人、倡导启蒙到"寻根"，然后反主体、语言游戏、"后"语言游戏，游戏之后则"失语"。中国文化或中国文论是否已经失语？这种失语的内在原因是否仅仅是西方的文化压榨？这些问题，彼此关联，需要综合阐释和具体解答。
在这个世纪的价值论危机中，对西方二元对立思维论的反省，使人们注意到东方思维的多层多元性，并对东方思想中一些活生生的东西，诸如：生态文化、绿色和谐精神、辩证思维、综合模糊思想、重视原本性与差异性、文化价值观多样性、以人为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