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代后期，他还是成功地失败了国务院利用美国艺术作为宣传武器的图谋。1947年，那些没有教养的市侩们开始还打了一场胜仗，他们强制国务院取消了一次所谓“前进中的美国艺术”展览。这次展览选择了79幅“进步”画作，其中包括乔治亚·奥基夫（Georgia O’Keeffe）、阿道尔夫·戈特利布和阿夏尔·戈尔吉的作品。这次展览原计划在欧洲和拉丁美洲巡回展出。先在巴黎展出，后移至布拉格，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以致俄国人立即也举办一次展览来同这次展览唱对台戏。官方举办这次展览的用意是想在外国观众中“消除那种认为当代美国艺术不是学院派就是模仿的观念。”“这次我们送到国外去的展览的画作既不是装在仿制的法国白兰地酒瓶里的国产酒，也不是不含酒精的陈年葡萄汁，而是在树林中藏了多年的真正的波旁酒，也许我们可以称之为美国的国酒。”这是一位评论家对这次展览的溢美之词。

　　这次展览远谈不上什么美国艺术在“前进”，反而标志着美国艺术丢人的倒退。这次展览在国会里得到的是一片强烈的抗议声，被谴责为一次颠覆性的“非美”活动。一位发言者甚至还从中发现了一种险恶的用心，说是想通过展览“向外国人表明美国人情绪沮丧，一蹶不振，形象丑陋，——美国人对自己的命运极为不满，一心想推翻政府。共产党人和他们那些推行新政的同情者选择了艺术来作为他们的宣传工具之一。”另一位堪称杰西·赫尔姆斯的前辈的发言者大声说：“我只能算是一个愚蠢的美国人，居然为这样一堆垃圾纳税。”“如果国会竟然有人相信，这样的蠢事能增进外国对美国生活的了解，他也就该同画出这种作品的人一道被送到精神病院里去了。”这次展览终于被取消，展品作为政府的剩余物资以九五折的价格卖掉了。参展的许多画家被指控为政治上左倾。国务院心虚了，为了这种指控作出反应，下了一道指令：凡是属于共产党或其同路人的美国艺术家，其作品一律不得由政府出资参展。这样一来“先锋派艺术的‘非美’性质就被纳入了官方政策。”

　　野蛮人本来只能站在高雅艺术殿堂的门外，现在他们的形象居然挤进了文化精英们的视野里。德怀特·麦克唐纳指责说，这种攻击反映了文化上的极端主义，强调说名义上似乎是为了捍卫美国的民主，实际上却是对艺术进行极权主义的攻击。苏联人，其实是大部分欧洲人，都说美国是一片文化荒漠，而美国国会议员的所作所为恰恰证实了这一点。美国的高级战略家们急于向全世界显示美国拥有与其伟大和自由相称的艺术，却又因国内的反对意见而不敢公开地表示支持这种艺术。那么怎么办呢？于是他们求助于中央情报局，就此展开了一场肯定抽象表现主义的优点、反对对它讥笑嘲讽的斗争。

　　布雷顿后来回忆说：“我们同唐德罗议员发生了许多麻烦。他对现代艺术简直不能容忍。他认为这种艺术十分拙劣，他认为这简直是一种罪孽，他认为这种艺术丑陋不堪。他发动了一场对绘画的殊死斗争，结果使有些我们想做的事很难通过国会这一关，比如到国外举办艺术展，派交响乐团到国外演出，在国外出版杂志，诸如此类。这就是为什么要秘密进行的原因之一。必须暗中进行就是因为通过民主表决，就可能遭到否决。为了鼓励开放，我们却不得不秘密行事。”这里又不是文化冷战中美国战略一大自相矛盾之处：为了让人们接受产生于民主国家（同时也是民主的表现）的艺术，民主程序本身却又不得不因受阻而难以贯彻。

　　为了推进其目标，中央情报局再次求助于私有部门。在美国，大部分博物馆和艺术品收藏均为私人所有和接受私人的资助。至今还是如此。在当代先锋派艺术博物馆中，最有名的是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40和50年代大部分时期，董事长一直是纳尔逊·洛克菲勒。这家博物馆是纳尔逊的母亲艾比·奥尔德里奇·洛克菲勒（Abby Aldrich Rockefeller）于1929年与别人联合建立的（纳尔逊把它叫做“妈妈的博物馆”）。纳尔逊是抽象表现主义热心支持得，他将之称为“自由企业绘画”。经过多年的努力，仅他的绘画也都属于洛克菲勒的曼哈顿大通银行所有。

　　洛克菲勒家族惯于支持左翼艺术家。艾比·奥尔德里奇曾决定推广墨西哥的革命者迪亚哥·里弗拉（Diago Rivera，此人曾在美国大使馆门外高喊“去死吧，外国佬”）而遭到指责，她辩称，“如果我们能在艺术上使赤色分子认同，”那么赤色分子将不再是赤色分子。此后现代艺术博物馆为里弗拉举办了个人画展，这是该博物馆第二次为他举行个人画展。1933年，里弗拉为新落成的洛克菲勒中心绘制壁画，纳尔逊·洛克菲勒亲任监督。有一天他去视察里弗拉的工作进展情况，纳尔逊发现壁画上有一个人物的形象无疑是弗拉吉米尔·伊里奇·列宁。他有礼貌地请里弗拉去掉这个形象，而里弗拉也有礼貌加以拒绝。根据纳尔逊的指示，这幅壁画被保卫人员团团围住，同时给里弗拉签了一张21000美元的支票作为酬金（分文不少），并通知他，他的作画使命到此为止。1934年2月，此画已接近完成，却遭斧凿之灾，全部被毁。

　　虽然这一次特定的赞助并不成功，但是指导这一行动的原则并未因此而放弃。社会名流仍然相信，支持左派艺术家是值得的。在这一过程中，艺术家的政治呼号可能被淹没在赞助者金币的叮当声中，还是有希望的。克莱蒙特·格林伯格在一篇有名的题为《先锋派与庸俗艺术》的文章中提出了接受社会名流经济恩赐在意识形态上的理由。这位艺术评论家做了许多工作，提醒大家抽象表现主义不可小视。这篇文章于1939年发表在《党派评论》上，在表达精英分子的信念和反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现代主义的看法方面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格林柏格写道：先锋派艺术“已被我们的统治阶级所摒弃，而实际上它是从属于这个阶级的。”在欧洲的传统中，支持总是“来自统治阶级中的精英……（先锋派）自认为已经切断了它与统治阶级的联系，但是它一直被一根金钱的脐带与统治阶级联系在一起。”他强调说，在美国，同样的机制也必须普遍采用。从这里可以看到抽象表现主义和文化冷战真正深刻的联系。中央情报局就是根据这一条原则和私营部门的资本家联手行动的。格林柏格式的观点认为进步的艺术家们就像他们的文艺复兴时代先驱们一样，需要一个精英阶层资助他们。汤姆·布雷顿对这个观点尤其感到兴趣。他说：“我已经不记得西斯廷教堂是哪位主教管的，不过我想如果把教堂的装饰交付意大利人民去投票表决的话，一定会有许许多多负面的反应，比如说，‘怎么是裸体的呢？’‘这不是我想像中上帝的模样’，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如果当有一个主教或一位极富有的人对艺术表示认可并予支持才行。许多世纪过去之后，人们会说，‘瞧，这就是西斯廷教堂，世界上最美的艺术创造。’自从第一位艺术家得到家产数百万的富翁或者一位主教的支持以来，这一直是文明面临的一个问题；如果没有百万富翁们或主教们的支持，我们今天就不会有艺术了。”按照布雷顿的说法，赞助还附带有指导和教育人民的任务，不是教育他们需要什么，或者认为他们需要什么，而是要教育他们接受他们应当拥有的东西。“人类必须同自己的无知作斗争，说得客气一点，就是同那些尚不能理解的人作斗争。”

　　一位名叫菲利普·多德（Philip Dodd）的评论家说，“对这个问题有一种不合常理的看法，即中央情报局以待艺术是严肃的。当从政者涉及艺术时，艺术对他们有什么用处是他们首先要考虑的大事，法西斯分子或者苏联人或者中央情报局，均无例外。所以，可能真有一种背离常理的论点认为中央情报局是50年代美国最好的艺术评论家，因为他们对他们本该厌恶的作品——老左派的和欧洲超现实主义的作品——都要看，而且从中看出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