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象表现主义和文化冷战——美国人(4)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0
orum）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抽象表现主义：冷战的武器，”文章的结论是“文化冷战政治和抽象表现主义的兴盛相互联系在一起并非偶然。当时一些有影响的大人物控制着博物馆的政策，主张采用冷战策略，目的是拉拢欧洲知识分子，于是他们就有意识地把两者联系在一起。”科克罗夫特还断言，“就文化宣传而言，中央情报局的文化机构和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国际计划在功能上是相类似的，事实上也可以说是互补的。”
劳伦斯·德诺夫维尔说：“我同推出波洛克或其他任何人毫无关系。我甚至不记得我是什么时候首次听说有这么一个人的。但是我确实记得，在国务院认输之后，我听说乔克·惠特尼和艾伦·杜勒斯一致认为他们在现代艺术方面必须有所答秋。也许这就是将之界定为‘互补’关系的理由。”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中央情报局和现代艺术博物馆馆之间达成正式的协议。实际情况是他们之间根本不需要达成什么协议。
有一种说法，认为博物馆之所以支持抽象表现主义，不管怎么说，都是与通过隐蔽方式改善美国的国际形象联系在一起的。替现代艺术馆说的人一直对这种说加以抨击。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的论点之一是现代艺术博物馆在这场运动发起之初根本未加注意。迈克尔·基梅尔曼（Michael Kimmelman）写道：“抽象表现主义的现代画展主要是在国内举办，当然在国外也举办过，但是从总体上说，那是50年代后期的事了。当时这场运动的第一代人物已经被第二代接班了。”这篇批驳性文章是在现代艺术博物馆授意下写成的。硬说现代艺术博物馆对发生在它鼻子底下的事居然视而不见是不真诚的，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从抽象表现主义的画作一出现，博物馆就坚持不懈地在收藏这些作品。从1941年起，现代艺术博物馆就购藏了阿希尔·戈乐吉、亚历山大·考尔德（Ａlexander Calder）、弗兰克·斯特拉（Frank Stella）、罗伯特·马瑟韦尔、杰克逊·波洛克、斯图尔特·戴维斯（Stuart ）Davis和阿道夫·戈特利布等人的作品。1944年5月，博物馆拍卖了“一些19世纪的画作为收购20世纪画作筹款。”虽然拍卖所得令人失望，但是所得的售款也足以购买“波洛克·马瑟韦尔以及马塔（Matta）的重要作品”。当然，作为一个现代艺术的博物馆，特别是一个“对活着的画家负有重大责任”的博物馆，这是无可厚非的，因为“这些画家的绘画生涯和命运会因为博物馆支持与否而受到重大影响。”于是，美国新一代的画家就此被集中在一起了。
购买这些画作在内部遇到了反对，这一事实恰恰表明博物馆为抽象表现主义获得正式承认的权利是下了决心的。当博物馆的藏品委员会中一些成员在一些报纸反面批评的鼓励下强有力地对某些画作的收购提出了疑问，其中包括所谓的“抽象表现主义画作，”但是他们的抗议没有产生任何作用。有一名成员提出辞职，以此表示他对购买罗思科（Rothko）的画作的抗议，竟没有人出在挽留。至于赴国外举行巡回展览，马瑟韦尔、马克·托比（Mark Tobey）、乔治·奥基夫和戈特利布的作品均入选参加“美国18世纪以来绘画展，”展览会于1946年在伦敦拉开帷幕，嗣后移往欧洲各国首都展出。这是抽象表现主义作品在官方资助下以参展的形式最早亮相的展览会之一（经费由国务院和战时新闻办公室提供）。同年，现代艺术博物馆展出“十四个美国人”画作，其中有戈尔吉、马瑟韦尔、托比和西奥多·罗斯扎克（Theodore Roszak）的作品。到了1948年，过去曾积极支持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林肯·柯尔斯坦（Lincoln Kirstein）在《哈泼斯》上哀叹道，博物馆在使自己跻身于“现代抽象派”行列方面，已经“做得有些过头了。”对于现代抽象派的要义，他界定为“以即兴创作为方法，以畸形作为表现程式，至于其绘事则被室内装饰匠和急功近利的推销商当成一种乐趣玩弄于股掌之间。”1952年，大约有50万名美国艺术家，其中包括爱德华·霍珀（Edward Hopper）、查尔斯·伯奇菲德（Charles Burchfield）、国吉康雄（Yasuo Kuniyoshi）和杰克·莱文（Jack Levine），他们对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抨击，被人称之为“真实宣言”。他们说该博物馆在公众眼中已“越来越同抽象的和非客观的艺术沆瀣一气，”他们觉得“信条”主要产生于现代博物馆和“它在全国不可动摇的影响力”。同年，共产党的《群众与主流》（Masses and Mainstream）月刊在一篇讽刺性长文《美元、美国人和死亡》（Dollars , Doodles and Death）中对抽象主义和它的圣地现代艺术博物馆大肆讽刺，可怕的是这篇长文居然得到了应验。
真的可以认为现代艺术博物馆搭了一班晚车吗？当悉尼·贾尼斯（Sidney Janis）1951年携“美国先锋艺术巴黎展”来到巴黎美术馆举行展览时，就经历了一次彻底的失败。对于这次展览的评论充其量也只能说平平，大多数是毫不隐讳的敌视。画作一幅也没有卖出去。贾尼斯对此的结论是，“举行这样一次展览为时过早。”其他支持纽约画派的私家画廊业主无疑要感谢现代艺术博物馆，因为它很早就认可了这种艺术。库茨画廊的萨缪尔·库茨（Samuel Kootz）说：“我可以说现代博物馆是最早承认马瑟韦尔、戈特利布、巴兹奥特这样的画家的博物馆之一。阿尔弗雷德·巴尔（Alfred Barr）对这三位特定的画家非常欣赏，同时他也把他的热情带给了伯登或者纳尔逊·洛克菲勒以及其他现代艺术的管理人员。”
阿尔弗雷德·巴尔在领导时尚方面堪称权威，他提倡抽象表现主义是他取得成功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巴尔1902年出生于底特律，1918年入普林斯顿大学，在求学时期，对艺术、军事名史和国际象棋（反映了他对战略战术的关注）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以此崭露头角。1929年，应队员尔德里奇·洛克菲勒（Aldrich Rockefeller）之邀，担任了现代艺术博物馆的第一任负责人，直到1943年热内·达农考特接任为止。此后巴尔在博物馆仍保留着他的办公室，1947年2月又被任命为博物馆藏品部主任。在《纽约客》的一篇人物介绍中，德怀特·麦克唐纳对他是这样描述的：“腼腆，柔弱，嗓音低沉，一副学者模样。一张长着鹰勾鼻子、戴着一副眼镜的脸上表情冷峻，只有偶然的神秘微笑使他的表情变得柔和一些，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这种微笑常出现在古代希腊的雕塑或不露声色的心理分析家的脸上。”但是麦克唐纳在巴尔身上，“除了慈祥的、心不在焉的老教授的模样之外，还注意另外一些特点。在他安详、正直的外表中，他还有政客们所不及的东西……‘在他不露痕迹的操纵之下，他在博物馆内营造了某种充满阴谋诡计的气氛。’有一位大惑不解的艺术家曾把博物馆说成‘不是欢乐的殿堂而是一所充满神秘的所在。’不过那里的情况倒不一定达到了这种程度。”麦克唐纳接着引用了佩吉·古根海姆（她在谈到巴尔时曾说过她“讨厌巴尔那种狡诈的品质”）和当时一位艺术家的话，他们发现阿尔弗雷德身上“有某种耶稣会会士的品格。但是正发耶稣会会士为了‘上帝更大的荣誉’而施行阴谋诡计一样，巴尔也是为了现代艺术和博物馆的荣誉而施展出种种手段和花招。”
在这样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时期，我们在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战略中可以发现巴尔的巧妙动作手段。为了平息有些人对博物馆扶植抽象表现主义的抗议，他有意识地“奉行‘两股叉’政策，虽然没有公开承认过，但实际上表现出来的确实是一种左右逢源的政策，这一点在博物馆的展出计划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于是，在博物馆的展品中不乏浪漫主义或反映客观现实的作品以适应当时的主流欣赏趣味，以致招来一位评论家指责博物馆不致力于反映“当今时代的艺术”而一心反映“我们祖父辈的艺术”；但是与此同时，巴尔又在收购纽约派画作，而且审慎地进行游说活动以争取更广泛
劳伦斯·德诺夫维尔说：“我同推出波洛克或其他任何人毫无关系。我甚至不记得我是什么时候首次听说有这么一个人的。但是我确实记得，在国务院认输之后，我听说乔克·惠特尼和艾伦·杜勒斯一致认为他们在现代艺术方面必须有所答秋。也许这就是将之界定为‘互补’关系的理由。”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中央情报局和现代艺术博物馆馆之间达成正式的协议。实际情况是他们之间根本不需要达成什么协议。
有一种说法，认为博物馆之所以支持抽象表现主义，不管怎么说，都是与通过隐蔽方式改善美国的国际形象联系在一起的。替现代艺术馆说的人一直对这种说加以抨击。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的论点之一是现代艺术博物馆在这场运动发起之初根本未加注意。迈克尔·基梅尔曼（Michael Kimmelman）写道：“抽象表现主义的现代画展主要是在国内举办，当然在国外也举办过，但是从总体上说，那是50年代后期的事了。当时这场运动的第一代人物已经被第二代接班了。”这篇批驳性文章是在现代艺术博物馆授意下写成的。硬说现代艺术博物馆对发生在它鼻子底下的事居然视而不见是不真诚的，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从抽象表现主义的画作一出现，博物馆就坚持不懈地在收藏这些作品。从1941年起，现代艺术博物馆就购藏了阿希尔·戈乐吉、亚历山大·考尔德（Ａlexander Calder）、弗兰克·斯特拉（Frank Stella）、罗伯特·马瑟韦尔、杰克逊·波洛克、斯图尔特·戴维斯（Stuart ）Davis和阿道夫·戈特利布等人的作品。1944年5月，博物馆拍卖了“一些19世纪的画作为收购20世纪画作筹款。”虽然拍卖所得令人失望，但是所得的售款也足以购买“波洛克·马瑟韦尔以及马塔（Matta）的重要作品”。当然，作为一个现代艺术的博物馆，特别是一个“对活着的画家负有重大责任”的博物馆，这是无可厚非的，因为“这些画家的绘画生涯和命运会因为博物馆支持与否而受到重大影响。”于是，美国新一代的画家就此被集中在一起了。
购买这些画作在内部遇到了反对，这一事实恰恰表明博物馆为抽象表现主义获得正式承认的权利是下了决心的。当博物馆的藏品委员会中一些成员在一些报纸反面批评的鼓励下强有力地对某些画作的收购提出了疑问，其中包括所谓的“抽象表现主义画作，”但是他们的抗议没有产生任何作用。有一名成员提出辞职，以此表示他对购买罗思科（Rothko）的画作的抗议，竟没有人出在挽留。至于赴国外举行巡回展览，马瑟韦尔、马克·托比（Mark Tobey）、乔治·奥基夫和戈特利布的作品均入选参加“美国18世纪以来绘画展，”展览会于1946年在伦敦拉开帷幕，嗣后移往欧洲各国首都展出。这是抽象表现主义作品在官方资助下以参展的形式最早亮相的展览会之一（经费由国务院和战时新闻办公室提供）。同年，现代艺术博物馆展出“十四个美国人”画作，其中有戈尔吉、马瑟韦尔、托比和西奥多·罗斯扎克（Theodore Roszak）的作品。到了1948年，过去曾积极支持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林肯·柯尔斯坦（Lincoln Kirstein）在《哈泼斯》上哀叹道，博物馆在使自己跻身于“现代抽象派”行列方面，已经“做得有些过头了。”对于现代抽象派的要义，他界定为“以即兴创作为方法，以畸形作为表现程式，至于其绘事则被室内装饰匠和急功近利的推销商当成一种乐趣玩弄于股掌之间。”1952年，大约有50万名美国艺术家，其中包括爱德华·霍珀（Edward Hopper）、查尔斯·伯奇菲德（Charles Burchfield）、国吉康雄（Yasuo Kuniyoshi）和杰克·莱文（Jack Levine），他们对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抨击，被人称之为“真实宣言”。他们说该博物馆在公众眼中已“越来越同抽象的和非客观的艺术沆瀣一气，”他们觉得“信条”主要产生于现代博物馆和“它在全国不可动摇的影响力”。同年，共产党的《群众与主流》（Masses and Mainstream）月刊在一篇讽刺性长文《美元、美国人和死亡》（Dollars , Doodles and Death）中对抽象主义和它的圣地现代艺术博物馆大肆讽刺，可怕的是这篇长文居然得到了应验。
真的可以认为现代艺术博物馆搭了一班晚车吗？当悉尼·贾尼斯（Sidney Janis）1951年携“美国先锋艺术巴黎展”来到巴黎美术馆举行展览时，就经历了一次彻底的失败。对于这次展览的评论充其量也只能说平平，大多数是毫不隐讳的敌视。画作一幅也没有卖出去。贾尼斯对此的结论是，“举行这样一次展览为时过早。”其他支持纽约画派的私家画廊业主无疑要感谢现代艺术博物馆，因为它很早就认可了这种艺术。库茨画廊的萨缪尔·库茨（Samuel Kootz）说：“我可以说现代博物馆是最早承认马瑟韦尔、戈特利布、巴兹奥特这样的画家的博物馆之一。阿尔弗雷德·巴尔（Alfred Barr）对这三位特定的画家非常欣赏，同时他也把他的热情带给了伯登或者纳尔逊·洛克菲勒以及其他现代艺术的管理人员。”
阿尔弗雷德·巴尔在领导时尚方面堪称权威，他提倡抽象表现主义是他取得成功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巴尔1902年出生于底特律，1918年入普林斯顿大学，在求学时期，对艺术、军事名史和国际象棋（反映了他对战略战术的关注）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以此崭露头角。1929年，应队员尔德里奇·洛克菲勒（Aldrich Rockefeller）之邀，担任了现代艺术博物馆的第一任负责人，直到1943年热内·达农考特接任为止。此后巴尔在博物馆仍保留着他的办公室，1947年2月又被任命为博物馆藏品部主任。在《纽约客》的一篇人物介绍中，德怀特·麦克唐纳对他是这样描述的：“腼腆，柔弱，嗓音低沉，一副学者模样。一张长着鹰勾鼻子、戴着一副眼镜的脸上表情冷峻，只有偶然的神秘微笑使他的表情变得柔和一些，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这种微笑常出现在古代希腊的雕塑或不露声色的心理分析家的脸上。”但是麦克唐纳在巴尔身上，“除了慈祥的、心不在焉的老教授的模样之外，还注意另外一些特点。在他安详、正直的外表中，他还有政客们所不及的东西……‘在他不露痕迹的操纵之下，他在博物馆内营造了某种充满阴谋诡计的气氛。’有一位大惑不解的艺术家曾把博物馆说成‘不是欢乐的殿堂而是一所充满神秘的所在。’不过那里的情况倒不一定达到了这种程度。”麦克唐纳接着引用了佩吉·古根海姆（她在谈到巴尔时曾说过她“讨厌巴尔那种狡诈的品质”）和当时一位艺术家的话，他们发现阿尔弗雷德身上“有某种耶稣会会士的品格。但是正发耶稣会会士为了‘上帝更大的荣誉’而施行阴谋诡计一样，巴尔也是为了现代艺术和博物馆的荣誉而施展出种种手段和花招。”
在这样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时期，我们在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战略中可以发现巴尔的巧妙动作手段。为了平息有些人对博物馆扶植抽象表现主义的抗议，他有意识地“奉行‘两股叉’政策，虽然没有公开承认过，但实际上表现出来的确实是一种左右逢源的政策，这一点在博物馆的展出计划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于是，在博物馆的展品中不乏浪漫主义或反映客观现实的作品以适应当时的主流欣赏趣味，以致招来一位评论家指责博物馆不致力于反映“当今时代的艺术”而一心反映“我们祖父辈的艺术”；但是与此同时，巴尔又在收购纽约派画作，而且审慎地进行游说活动以争取更广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