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象表现主义和文化冷战——美国人(3)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0
种艺术具有潜在力量，并加以利用。你还真不能说当时许多艺术评论家做得到这一点。”
一名中情局人员在冷静地说明中央情报局为何介入艺术之前就开玩笑地说：“说到抽象表现主义，我倒是希望我能这样说：它是中央情报局的发明创造，只要看一看纽约和后来的索霍区发生的情况，你就明白了。我们认识到这种艺术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毫不相干，而它的存在却命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显得更加程式化、更加刻板、更加封闭。这种对比关系就曾在某些展品中加以利用。当时莫斯科对于任何不符合他们那种刻板形式的东西，都不遗余力地进行谴责。所以我们可以有足够的依据准确无误地推断，凡是他们着力大肆批判的东西，我们都值得以某种方式加以支持。当然，这类的事情只能通过与中央情报局保持距离的组织或行动机构来做，这样，使杰克逊·波洛克这类人通过政治审查就不会有什么问题，让这些人参加一个组织来做某件事也不成问题——只要把他们的名字添在末尾就行了。比如说，我就认为我们和罗伯特·马瑟韦尔（Robert Motherwell）之间并没有什么很深的关系。何况还不能太接近，也绝对不应该太接近。因为他们中间大部分人对政府尤其不尊重。对中央情报局就更无尊重可言了。这些自认为更接近莫斯科而不是华盛顿的人，如果你想利用他们，这样做也许是较为适宜的。”
现代艺术博物馆就是同中央情报局保持相当距离而运作的，因此就为该局的意图提供了可信的掩护和伪装。对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各委员会和理事会进行一番考察即可发现其中散布着与中央情报局的联系。首先最重要的人物是纳尔逊·洛克菲勒本人，他在战时曾经领导过一个面向拉丁美洲的政府情报组织，担任泛美事务协调员（Coordinator of Inter-American Affairs 简称 CIAA）。这个机构的各种活动之中就有赞助“当代美国绘画”巡回展览。有19个这样的展览会是与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签约的。纽约的一个思想库是洛克菲勒兄弟基金的托管单位，与政府签约研究外交事务，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提出框架。因此，洛克菲勒手中掌握了一些当时影响力最大的专家。50年代初期，艾伦·杜勒斯还向他通报中央情报局的隐蔽活动，布雷顿后来说：“我想纳尔逊对我们所做的一切非常了解。”这一估计是合乎情理的，因为1954年纳尔逊被任命为艾森豪威尔的冷战战略特别顾问（取代 C.D.杰克逊），还担任了计划协调组的主席，这个计划协调组对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所有决定负有监察之责，其中了包括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行动。
洛克菲勒的密友约翰·“乔克”·海·惠特尼（John “ Jock” Hay Whitney）长期担任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托管人，还担任过馆长和董事会主席。乔克家境殷实，就读于格罗顿、耶鲁和哈佛。他通过向一些羽毛未丰的公司提供资金，经营百老汇戏剧和好莱坞电影，将一笔可观遗产转化为巨大的财富。１９４０—１９４２年，他在洛克菲勒领导的CIAA电影处任导演，负责制作过迪斯尼的《美洲，向你敬礼》（Saludas Amigos）这类的电影，宣扬泛美亲善。1943年他加入战略情报局，1944年4月在法国南部为德军所擒，被塞进一列往东开的火车，但他冒着生命危险逃脱了。战后，他创建了J.H.惠特尼公司，“作为合伙人向一些难以通过保守的渠道吸收资金的新成立的羽毛未丰、经受风险的自由企业提供资金。”其中一名重要的合伙人威廉·H.杰克逊（William H . Jackson），是乔克打马球的朋友，恰恰此人又是中央情报局的副局长。乔克在心理战略委员会担任一个职务，“为中央情报局找到了许多有用的途径。”
另一个关系是威廉·伯登（William Burden）。他在1940年加入博物馆时，最初是担任博物馆的顾问委员会主席。伯登是范德比尔特“准将”的后裔，战时也曾为洛克菲勒的CIAA工作。他是冷战机器的集中体现。同样，他也拥有巨额个人财产，享有“第一流风险投资资本家”之称。他担任过无数准政府机构的主席，甚至还是中央情报局的法菲尔德基金会的总裁。看来他十分愿意充当出面人物。1947年他被任命为博物馆藏品委员会主席，1956年成为现代艺术博物馆馆长。
在伯登馆长的领导下，“有关博物馆各种行动的政策都是热内·达农考特（Ren’e d’Harnoncourt）制定的，虽说也经过协商，但都是橡皮图章而已”。这种地位使达农考特在现代艺术博物馆宫廷圈子里施展了类似沃尔西红衣主教的才能。达农考特身高6英尺5英寸，体重230磅，出生于威尼斯，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是“中欧一大批贵族的直系或旁系后裔，他的祖先曾因为当过许多洛林公爵、卢森堡伯爵和哈普斯堡皇室的管家或皇帝侍从而显赫一时。”1932年移民美国，战时曾在CIAA的艺术处工作。后来受纳尔逊招聘到博物馆任职，1949年起担任主任。达农考特认为“现代艺术的形式是无限广阔的，具有无穷的探索余地，是民主“最重要的象征”。在50年代，他公开地在国会进行游说活动，争取国会为反共文化运动提供经费。虽然布雷顿认为“现代艺术博物馆的那批人喜欢自行其是”，但他断定热内·达农考特“很可能是中央情报局安插在博物馆一个关系。”毫无疑问，达农考特是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行动协调委员会（取代心理战略委员会）商量办事的。他还定时向国务院汇报工作。有人评论达农考特说，像他的祖先一样，达农考特“表现出他的才能，使他成为一系列（往往有重叠的）赞助不可缺少的人物。”他与上述这些机构的联系又为这一评论增加了一些佐料。
现代艺术博物馆的管理班子成员中另一个与情报界关系密切的人物是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康格雷斯雪茄公司的继承人。佩利与艾伦·杜勒斯私交甚笃，他同意让他拥有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网络为中央情报局人员提供掩护身份，这一安排与亨利·鲁斯让他的《时代－生活》王国提供掩护类似（鲁斯也是现代艺术博物馆的管理班子成员）。在这种关系最密切的时期，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一年一度应邀参加中央情报局私下举行的宴请和情况介绍会，这些“既可谈话又可享用雪茄”的宴会一般都在杜勒斯的私宅或他的私人俱乐部——华盛顿的阿利比俱乐部（Alibi Club）举行。关于佩利卷入中央情报局事务的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名经理说，“这是他在回忆录中惟一没有提到的经历。”
此外还可以举出一连吕的名字，一连串的关系。例如约瑟夫·弗纳·里德（Joseph Verner Reed），就是现代艺术博物馆、同时也是法菲尔德基金会的管理班子成员。还有加德纳·考尔斯（Gardner Cowles），还有弗莱希曼，还有卡斯·坎菲尔德（Cass Canfield）。现代艺术博物馆的一位创始人奥维塔·卡尔普·霍比（Oveta Culp Hobby）是自由欧洲委员会的理事会成员，她让她的家族基金会充当中央情报局的一个渠道。当她在艾森豪威尔政府中担任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期间，她的一个助理名叫琼·布雷顿（Joan Braden），是汤姆·布雷顿的妻子。她以前曾为纳尔逊·洛克菲勒工作。汤姆在加入中央情报局之前，自1949年初到1949年底，曾担任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执行秘书。
正如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有一次说的那样，“在我们这个詹姆斯时期般的文艺界，每件事都有着千丝万缕的相互联系，因此，发生任何情况都不必大惊小怪。”当然也可以辩称，这种协调一致只不过是反映美国当时的权力特征罢了。仅仅因为这些人相互认识，仅仅因为他们社交性地（甚至正式地）与中央情报局有联系，并不说明他们在提倡美国新艺术方面是同谋。不过，他们这种相互投合的关系却使一种说法久盛不衰，即现代艺术博物馆以某种正式的途径与政府的秘密文化战计划联系在一起。首次对这种谣传进行考察的是1974年伊娃·科克罗夫特（Eva Cockroft）为《艺术论坛》（Artf
一名中情局人员在冷静地说明中央情报局为何介入艺术之前就开玩笑地说：“说到抽象表现主义，我倒是希望我能这样说：它是中央情报局的发明创造，只要看一看纽约和后来的索霍区发生的情况，你就明白了。我们认识到这种艺术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毫不相干，而它的存在却命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显得更加程式化、更加刻板、更加封闭。这种对比关系就曾在某些展品中加以利用。当时莫斯科对于任何不符合他们那种刻板形式的东西，都不遗余力地进行谴责。所以我们可以有足够的依据准确无误地推断，凡是他们着力大肆批判的东西，我们都值得以某种方式加以支持。当然，这类的事情只能通过与中央情报局保持距离的组织或行动机构来做，这样，使杰克逊·波洛克这类人通过政治审查就不会有什么问题，让这些人参加一个组织来做某件事也不成问题——只要把他们的名字添在末尾就行了。比如说，我就认为我们和罗伯特·马瑟韦尔（Robert Motherwell）之间并没有什么很深的关系。何况还不能太接近，也绝对不应该太接近。因为他们中间大部分人对政府尤其不尊重。对中央情报局就更无尊重可言了。这些自认为更接近莫斯科而不是华盛顿的人，如果你想利用他们，这样做也许是较为适宜的。”
现代艺术博物馆就是同中央情报局保持相当距离而运作的，因此就为该局的意图提供了可信的掩护和伪装。对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各委员会和理事会进行一番考察即可发现其中散布着与中央情报局的联系。首先最重要的人物是纳尔逊·洛克菲勒本人，他在战时曾经领导过一个面向拉丁美洲的政府情报组织，担任泛美事务协调员（Coordinator of Inter-American Affairs 简称 CIAA）。这个机构的各种活动之中就有赞助“当代美国绘画”巡回展览。有19个这样的展览会是与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签约的。纽约的一个思想库是洛克菲勒兄弟基金的托管单位，与政府签约研究外交事务，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提出框架。因此，洛克菲勒手中掌握了一些当时影响力最大的专家。50年代初期，艾伦·杜勒斯还向他通报中央情报局的隐蔽活动，布雷顿后来说：“我想纳尔逊对我们所做的一切非常了解。”这一估计是合乎情理的，因为1954年纳尔逊被任命为艾森豪威尔的冷战战略特别顾问（取代 C.D.杰克逊），还担任了计划协调组的主席，这个计划协调组对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所有决定负有监察之责，其中了包括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行动。
洛克菲勒的密友约翰·“乔克”·海·惠特尼（John “ Jock” Hay Whitney）长期担任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托管人，还担任过馆长和董事会主席。乔克家境殷实，就读于格罗顿、耶鲁和哈佛。他通过向一些羽毛未丰的公司提供资金，经营百老汇戏剧和好莱坞电影，将一笔可观遗产转化为巨大的财富。１９４０—１９４２年，他在洛克菲勒领导的CIAA电影处任导演，负责制作过迪斯尼的《美洲，向你敬礼》（Saludas Amigos）这类的电影，宣扬泛美亲善。1943年他加入战略情报局，1944年4月在法国南部为德军所擒，被塞进一列往东开的火车，但他冒着生命危险逃脱了。战后，他创建了J.H.惠特尼公司，“作为合伙人向一些难以通过保守的渠道吸收资金的新成立的羽毛未丰、经受风险的自由企业提供资金。”其中一名重要的合伙人威廉·H.杰克逊（William H . Jackson），是乔克打马球的朋友，恰恰此人又是中央情报局的副局长。乔克在心理战略委员会担任一个职务，“为中央情报局找到了许多有用的途径。”
另一个关系是威廉·伯登（William Burden）。他在1940年加入博物馆时，最初是担任博物馆的顾问委员会主席。伯登是范德比尔特“准将”的后裔，战时也曾为洛克菲勒的CIAA工作。他是冷战机器的集中体现。同样，他也拥有巨额个人财产，享有“第一流风险投资资本家”之称。他担任过无数准政府机构的主席，甚至还是中央情报局的法菲尔德基金会的总裁。看来他十分愿意充当出面人物。1947年他被任命为博物馆藏品委员会主席，1956年成为现代艺术博物馆馆长。
在伯登馆长的领导下，“有关博物馆各种行动的政策都是热内·达农考特（Ren’e d’Harnoncourt）制定的，虽说也经过协商，但都是橡皮图章而已”。这种地位使达农考特在现代艺术博物馆宫廷圈子里施展了类似沃尔西红衣主教的才能。达农考特身高6英尺5英寸，体重230磅，出生于威尼斯，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是“中欧一大批贵族的直系或旁系后裔，他的祖先曾因为当过许多洛林公爵、卢森堡伯爵和哈普斯堡皇室的管家或皇帝侍从而显赫一时。”1932年移民美国，战时曾在CIAA的艺术处工作。后来受纳尔逊招聘到博物馆任职，1949年起担任主任。达农考特认为“现代艺术的形式是无限广阔的，具有无穷的探索余地，是民主“最重要的象征”。在50年代，他公开地在国会进行游说活动，争取国会为反共文化运动提供经费。虽然布雷顿认为“现代艺术博物馆的那批人喜欢自行其是”，但他断定热内·达农考特“很可能是中央情报局安插在博物馆一个关系。”毫无疑问，达农考特是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行动协调委员会（取代心理战略委员会）商量办事的。他还定时向国务院汇报工作。有人评论达农考特说，像他的祖先一样，达农考特“表现出他的才能，使他成为一系列（往往有重叠的）赞助不可缺少的人物。”他与上述这些机构的联系又为这一评论增加了一些佐料。
现代艺术博物馆的管理班子成员中另一个与情报界关系密切的人物是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康格雷斯雪茄公司的继承人。佩利与艾伦·杜勒斯私交甚笃，他同意让他拥有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网络为中央情报局人员提供掩护身份，这一安排与亨利·鲁斯让他的《时代－生活》王国提供掩护类似（鲁斯也是现代艺术博物馆的管理班子成员）。在这种关系最密切的时期，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一年一度应邀参加中央情报局私下举行的宴请和情况介绍会，这些“既可谈话又可享用雪茄”的宴会一般都在杜勒斯的私宅或他的私人俱乐部——华盛顿的阿利比俱乐部（Alibi Club）举行。关于佩利卷入中央情报局事务的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名经理说，“这是他在回忆录中惟一没有提到的经历。”
此外还可以举出一连吕的名字，一连串的关系。例如约瑟夫·弗纳·里德（Joseph Verner Reed），就是现代艺术博物馆、同时也是法菲尔德基金会的管理班子成员。还有加德纳·考尔斯（Gardner Cowles），还有弗莱希曼，还有卡斯·坎菲尔德（Cass Canfield）。现代艺术博物馆的一位创始人奥维塔·卡尔普·霍比（Oveta Culp Hobby）是自由欧洲委员会的理事会成员，她让她的家族基金会充当中央情报局的一个渠道。当她在艾森豪威尔政府中担任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期间，她的一个助理名叫琼·布雷顿（Joan Braden），是汤姆·布雷顿的妻子。她以前曾为纳尔逊·洛克菲勒工作。汤姆在加入中央情报局之前，自1949年初到1949年底，曾担任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执行秘书。
正如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有一次说的那样，“在我们这个詹姆斯时期般的文艺界，每件事都有着千丝万缕的相互联系，因此，发生任何情况都不必大惊小怪。”当然也可以辩称，这种协调一致只不过是反映美国当时的权力特征罢了。仅仅因为这些人相互认识，仅仅因为他们社交性地（甚至正式地）与中央情报局有联系，并不说明他们在提倡美国新艺术方面是同谋。不过，他们这种相互投合的关系却使一种说法久盛不衰，即现代艺术博物馆以某种正式的途径与政府的秘密文化战计划联系在一起。首次对这种谣传进行考察的是1974年伊娃·科克罗夫特（Eva Cockroft）为《艺术论坛》（Art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