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6]。作为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及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这个阶级始终立于经济的基点，以其经济行为力量的增长来获取相应的政治成就，并最终获得了对社会的独占统治的。汤因比也曾提出，把“现代西方文明”这一专有名词中的“现代”一词解释为“资产阶级”，“现代”一词就可以得到一个更为精确而具体的内涵[7]。资产阶级时代同其他一切时代的区别，表现为“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8]；也使“经济”成为现代社会最显现的和最具根本意义的特征；并使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利害关系成为构建社会关系的根本性基础。但直到1867年，马克思还从未用过资本主义一词[9]。确实，翻开马克思的《资本论》英文版，我们所看到的不是 capitalism，而是bourgeois society和 capitalist一词更为普遍而广泛的运用。在1902年威纳尔·桑巴特出版了《现代资本主义》一书后，资本主义一词才成为一个流行的概念。对于这个“挑战用语”，对于这个词义含糊、不够科学和使用不当的词，至今仍未能得到一个足以令人信服的确切定义。

    以资产阶级为主导的现代社会，发展出了对物质世界的大规模控制，但仅以技术进步是无法说明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的。人类历史已多次地证明，有时孤立地出现的一项发明，虽然灿烂辉煌，却无实用，成了纯粹的智力游戏。当代西方的资深经济学家也多次谈到，“生产不单纯是技术过程，它也涉及社会关系，特别是关于财产要求权的法律规定和工人惯例”[10]。道格拉斯·诺思认为，马克思和斯密都把现代经济的特征和发展，归于有效的所有权制度。他进而以产权理论的构建完成了对经济发展的制度性解释。这些都表明了技术是必要的条件，但仅以技术还不足以说明经济和社会的本质特征。这种方式也产生了利润追求的倾向，但马克思对资本古老形式的分析也明确指出，利润追求并非只存在于现代社会中，甚至市场也是先于现代社会而存在的。布罗代尔提出“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着毋庸置疑的区别”；进而以其对形形色色的交换分析的史实，说明市场经济并不一定导致资本主义。甚至劳动力市场的现实也不是这个社会的新创造，勿宁说是它提出了这一概念[11]。从经济的根本意义上说，这种方式表现为“M—C—M” 的循环运动，但这个循环的压力究竟会把整个社会结构推向哪个明确的方向，既非必然，也难以看清。如17世纪末期荷兰试图越过重商主义的努力就宣告了失败。在马克思、斯密、穆勒、熊彼特以及韦伯、布罗代尔等为数众多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著作中，把资本主义视为社会发展阶段的观点的引申，形成了把资本主义作为具有明显的经济、政治、文化特征的历史构成的概念。这就使得对它的研究，不能仅限于经济的范围，而不得不扩及到社会的整体分析。

    马克思等人把“现代”的开端定在16世纪，“资本主义”在此时获得了以新教改革和理性主义启蒙运动为代表的文化形式，但它在此时的经济生活中，只占据一个狭窄的平台。当其在世界性的扩张、并演变为今天整个社会经济的“主导体系” 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并非随时都以取消传统活动、以及两相对抗的关系为前提，反而经常把这些既存的现实活动当作拐棍一样依赖。最初以流通领域为其活动场地的资本主义，只是出于贸易的需要和受利润诱惑的驱动，才与生产相结合；只是在工业革命改变了生产条件，使工业成为有厚利可图的生产部门时，才把工业生产据为己有。在资本主义的诞生地欧洲，在16～17世纪中，在从波罗的海到黑海、巴尔干、那不勒斯王国和西西里岛，从莫斯科公国经波兰和中欧到汉堡、维也纳、威尼斯一线的广大地域上，各种因素促成了再版农奴制的产生；在美洲，它使奴隶制在16世纪轰动一时地进入新大陆；在亚洲和非洲，它也使各种各样的农村公社成为服务于其需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把“自由竞争”的市场视为资本主义，那么，当资本主义最主要的力量以垄断企业的发展不断地排斥着“竞争”，而一些“竞争”的因素，以分离性的表现而继续存在时，究竟二者谁为资本主义呢？正是面对这种现实的存在，张伯伦和罗宾逊在20世纪30年代，同时提出了“不完全竞争”的理论。这表明，资本主义只是在其他生产方式的簇拥下，并牺牲其他生产方式，才能生存。即便在今天，资本主义之下还有一个宽广而厚实的底层经济，据估算，在当今世界的工业化国家里，这个包括走私、物资和服务的交换、“黑工”以至家务劳动的，脱离市场和不受国家监督的各项活动的底层经济，约占全部经济活动的30％～40％。布罗代尔以此认为“资本主义有一种活生生的辩证关系：它同位于它下方的非资本主义因素相矛盾”[12]。“资本主义处在经济生活的两个区域：一个是归它掌握的和常住的区域；另一个是它旁敲侧击和乘虚打入，但始终控制不了的区域”[13]。

    但是，当我们正视资本主义对现代经济的“主导”，并在此意义上谈论现代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同义性，从市场的角度来把握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时，市场或交换的一般关系，不过是资本主义生存的外部基础；而由资本主义所主导的现代社会，就不过是使这种市场关系获得了最为成熟的发展。这种成熟的发展创造了市场存在的一种特殊形式。这种市场存在的特殊形式，以流通构成了整个经济过程的起点和终点。在流通—生产—流通的循环中，前一个流通隐含着生产，后一个流通包容了生产。经济过程的总体性，完全地表现在流通上。布罗代尔把资本主义在生产或其他领域的活动称为“资本主义在别人家里”，而把流通领域称为“资本主义在自己家里”[14]，形象地描绘了这一根本性的特点。依靠流通和货币的量化联结，使人们的特殊劳动成为一般社会劳动的特殊存在方式。但他们的商品的使用价值的物质差别，在商品作为价格的观念存在中消失了，“而且这种消失是全面的消失”。“ 他们实现为交换者，因而实现为平等的人，而他们的商品（客体）则实现为等价物” [15]。并通过物化的形式，使他们的平等成为实现了的社会关系。这样，市场存在的这一特殊形式，把每一个市场参与者，每一个主体都置于同一规定中，并构成他们的社会规定。如果不再从一般意义上谈论现代社会的市场，而是把它视为市场存在的一种特殊形式；那么，这种以流通表现其总体性的经济过程，或者说，现代社会市场存在的特殊性或其本质，正在于它体现了“人生而平等”的深厚的伦理学基础。

    如果说，现代社会曾以“人是万物的尺度”，开辟了最初的发展道路；那么，在它发展了的形式中，至少在经济领域，人已不再是“万物的尺度”。弱肉强食的经济法则以其至高无上的地位，把前此人类历史漫长过程中的所有权限制性观念，全部抛在脑后。物质占有与精神价值的分离；个人财富的价值对其自身外在力量的依赖；以及财富所具备的形式愈来愈不能为所有者直接利用，只有通过市场出售才能直接利用这一财富的事实，使“人不再感受到他是自己的力量和丰富感情以及品质的主动拥有者，他感到自己只是一个贫乏的‘物’，依赖于自身之外的力量，他向这些外界力量投射出他生存的实质”[16] 。在资本主义统一的经济过程中，存在着不可弥合的、巨大的文化矛盾。从作为起点的生产来看，经济的功能原则无视对直接需求的满足，强调的是严格的劳动伦理和纪律；而在作为终点的消费中，经济的功能原则，则建立在享乐主义态度和持续扩张消费需求的基础上。更为重要的是，消费的本来意义，是人实现幸福的手段，消费的行为应当是一种有意义的、有人情味的、创造性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