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现代社会中，消费成了它自身的目的；消费主要表现为一种人为激发的幻想的满足，一种与我们具体的、实在的自我相离异的幻想行为。不断增长的需要迫使人不断地努力，消费使人依赖于这些需要，在物欲的追逐中忘记了消费的意义，忘记了“人是谁”的问题。“每个人都千方百计在别人身上唤起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做出新的牺牲，把他置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 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其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面找到自己本身的利己需要的满足。因此，随着对象的量的增长，压制人的异己本质的王国也在扩展，而每一个新的产品都是产生相互欺骗和相互掠夺的新的潜在力量。”[17]

    现代社会就这样造就了一种与其他制度部门分离开来的、独立化的“经济”的存在。依凭这种分立，它使经济因素的动力作用居于支配地位，或者说，经济支配了社会。它导致了由市场因素所构成的经济功能条件与文化整合的冲突，亦导致了它和象征意义的世界观、行为准则的共性相冲突。同时，在这种外在形式的、政治与经济的分离中，现代社会却内在地塑造了比以往更为紧密的政治与经济的联系。人们在法权意义上所获得的、名义上的自由等等，实质上转化为死的、过去的、物的力量，以资本这种典型的形式，对现存的、活的、生命力的绝对控制和支配。物愈是获得价值，人就愈是没有价值。个体依赖于物质或技术的范畴来把握自己、自己与他者的关系，结局只能是人的智力财富的衰减和人的扭曲。一个活生生的人，不再是自己的目的，而成了他人或自身经济利益的手段，或成了非人的经济机器的工具。这样，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来的这个世界，在物质层面上带来最巨大进步的同时，也在社会和心理层面带来了对人类最严重的摧残。

    经济不是以一种形式，而是以多种形式存在着的学术视野，不仅要求人们看到，不同经济形式在人类社会中的历史存在差异；而且要看到，在既定的历史时空中，任何一种经济形式都不能囊括社会经济的整个活动，而构建起单一的结构。由此可见，“现代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是存在差别的。只有接受市场经济与现代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的区分，不再简单地把二者等同为一，才能更好地理解所谓现代经济的基本特征。也只有基于这种区分，才能使人们在人类未来发展道路和方式的选择上，真正不再以“现代的”或“资本主义的”既存模式为唯一定向，而提供探寻多种途径和选择的可能。

    现代社会同时也是人类认知体系或模式的一个根本性转折或重塑。列维—斯特劳斯的《野性思维》清楚地说明，古老人类是以自己的方式来感知世界的，它的认知基点，是对感官知觉的绝对信任。通过或这或那的方式，诸如祭祀、仪式、图腾等等，使“人体式的大地”符码化，并展开对感性世界的分类。而作为现代社会认知体系或模式的根本性代表的科学，就是以客观的认识取代主体的感知。这一认知模式认为现象不过是有系统性的假象，只有通过规律的发现才能理解和解释现象。因此，它以强调主体与客体之间、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的可分性，宣告了知识与人的身体的离异。它建立在主客体分离的基础上，它不考虑主客体关系的域界和共在范围，并占据认知的主导地位，以为它可以取代或完成人类的所有知识。并以中立、无主观价值标准、客观的科学形象，确立了一种新的话语—权力关系。

    现代社会上述各方面基本特征和力量的扭合，并通过这种认知模式的塑造，赋予了现代社会“理性”特征。这种理性被法兰克福学派称为“工具性理性”，即可以用来创造实现某种目的的方法的理性，同时也可以把其他东西变成方法、变成工具。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也可称为“实践理性”。现代社会就这样以总体的“实践理性”，改变了人类生活的诸多特质，而这种改变，并非全然都是趋向更好的方向。诸如它对物质世界的大规模控制，所带来的人与自然在表层意义上的分离、物质享乐主义、道德沦丧等等。

    如果说，早期人类以主体体验出发的认知模式确实具有太多的模糊性、不确定性，却也强调和维持了人与自然的平衡关系，那么，现代社会把握外在事物认知基点的客观性、准确性或科学性，在确立了人对自然的主宰地位的同时，却也带来了对自然的肆意毁坏，对人类生存条件的根本性破坏。现代社会确立的科学范式是以 “理性”而自我标榜的。然而，从个体来说，理性是对自我的控制，是强加于自我的，是以对本能的隐抑和痛苦为代价的，这便造成了内在的精神分裂；同时，它还以社会的对立、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等，形成了外部更大范围的社会的分裂和人与自然的分裂。可以看到，它是以科学的外表装饰掩盖了毫不留情的利益追逐。这种“理性”立足的基础，就在于对 “客观性 ” 因果分析的强调。但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 所谓客观性，只可能指人与引人好奇的事物之间的一种关系；它不可能存在于人之外。我们树立的任何客观性标准，都必须以这个关系为中心 ” [18]。从而，这种理性的认知模式，遭遇了以或然率原则对因果性原则的取代和批判，尤其随着物理学以测不准性、主体和客体的不可分性等，而表现出的对“客观性”的抛弃，使其遭到了怀疑。

    从根本上说，现代认知模式对实践理性的强调，把人们引向了关注于“统治知识”和“有用知识”的狭窄孔道，而排解了人们文化生活中的再体验、经历与自我创造的过程。按照舍勒的看法，宗教、形而上学与科学的关系，绝非一种时间上的后继与超越的关系，而是知识形式的同步关系。法国数学家亨利·彭加勒也否定了科学能认识一切现实事物的观点，而断言其所能做到的至多只是确定事物之间的关系。在人类的历史实存中可以看到，社会愈前行，生活愈丰裕，反理性的文学、艺术、生活风格和风貌也将愈益发达。这表明，人类没有理性便无法生存，但人类只有理性也无法生存。理性的认知模式仅仅是人类认知中的一个部分，尽管它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但也不能取代人的全部认知模式。基于此，卓有见识的学者提出了“理性需要解毒”。从庄子“有机械者必有机心”对发明和异化的最早抗议，到 20世纪成为哲学洪流的“上帝死了”“人也死了”，以至到今日后现代主义的挑战， “便无非是这种解毒，要求冲破、粉碎、废除理性的主宰、统治、控制、管辖和束缚，以使那个血肉之躯的个体生命获得拯救或解放。……理性需要解毒，人类需要平衡。人不能是动物，也不能是机器。于是人不断要去探寻、询问专属于自己的命运”[19]。

    因此，当代以发展和资源、生态失衡与环境重建等形式，展现出来的对现代社会发展的批判，不能仅仅归于经济等个别领域的问题。其意义也不仅仅局限于地球资源即将耗尽的问题上。而是在更深层次上对现代社会认知模式的反思与质疑。它所隐含的是，前现代社会对自然界的态度或许有其极具价值的启示；它要求以不同于现代社会对待自然界的态度，来审视被其所中断的一系列涉及自然的价值观。人们在此所希望的，与其说是拯救自然，不如说是探寻改变人际关系的可能性。在对自然或地球资源的热爱与崇拜中，体现了对不分种族、肤色和信仰而和平共处的理念的执着。作为现代社会总体化标志的“实践理性”，正为人文科学中理解精神表现的各种准则所补充。当人们提出，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从理性（人类、历史、必然性）始， 以感性（个体、偶然、心理）终”时[20]，是确立了一个新的认知出发点。这就是确认方法论的多元性和解释、理解方法的差异性、互补性。因为人们必须通过人来认识、解释事物，而不是通过事物来认识、解释人。它的任务是要告诉人们：这个理性究竟是什么？它的历史后果是什么？它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