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和塑造的现代社会，并未达到社会发展渐进图示的至高点，只是意味着一种与先前所有各类社会秩序都有巨大差异的社会的产生时，在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不少的“传统”都通过反思而得到利用，并在某种意义上也“通过话语而被理解”，塑造或修正着不同社会体系的再生产过程。

    既然“现代化”的概念是在西方文化为主导的、并以世界一体化为基本特征的现代社会中产生的，以不同形式而得到表现的冲击—回应，就成为一种实存的关系而不容回避。“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学术转向，并不在于否定冲击—回应的存在，也并不仅仅局限于对以往把这种关系进行简单化分析的批判。当这一学术转向看到， “中国本土社会并不是一个惰性十足的物体，只接受转变乾坤的西方的冲击，而是自身不断变化的实体，具有自己的运动能力和强有力的内在方向感”时，它真正的启示性意义在于，把人们对非西方民族或后发展民族的研究，“从一种由外界强加的无变化之看法中解放出来”[26]；以一种新的角度或更为广阔的视野，来审视现实世界中获得不同形式表现的冲击—回应的复杂关系。

    这种新的视角认为，“现代化”不仅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封闭性的概念，因为它对历史进程抱有固定的看法，认为历史是严格按照直线方式向前发展，并带有浓厚的目的论的性质；而且它表现出根本的种族中心主义倾向，从而形成把他们自己的经验普遍化的自然倾向。因此，这一新的视角要求人们根本放弃现代化理论的整套术语，特别是“传统—现代”的概念，寻求另一种较少受西方中心论污染的方法，来描绘300年来席卷全球的各种大规模历史过程，探寻现时和未来的发展之路，可能是有其可取之处的。它承认人们对现代社会的理解和感受是具有很大独特性的[ 27]。这也就在根本上意味着，不再是强迫人们以唯一的技术导向的方式去回应现代化，而是倡导多元事物构成的多样性，在保持与往昔的平衡中，用人道的、符合人们意愿的方式实现人类的进步。当然，这并不能寄托于对既存的、渲染各自特点的各种具体发展实践模式的褒贬上，而是要以一种更为平和而客观的心境，来面对整个人类对发展道路和方式选择的问题，以取代一种话语、一种承诺的历史。

    福柯对知识—权力的关联分析，对理解“现代化”概念中的霸权关系及其支配性运作，是很有启发的。如果看到，多种多样的权力关系总是依赖于“某种话语和真理体系”的生产与流通而存在，就有可能摆脱法权模式和经济学模式等权力理解的“现代性”缠绕，而看到权力是在各种力量关系的交换中所形成的一种多形态的、流动性的结构性活动。它在本质上是生产性的，而非压迫性的。当这种霸权关系获得文化表现时，总是把一种劣等意识强加给受其支配的边缘群体，并同时把自身确立为一种典范，尤其是一种技术性典范，以让后随者追赶。这样，现代社会的“实践理性”，“不是居高临下的单方面禁止，而是在弱势方也产生了生成性（ productive）”[28]时，西方无孔不入的霸权体系对人们的内在控制，才畅行无阻。因此，西方霸权体系对全球的支配与控制，并不意味着非西方社会只是由西方创造的历史客体，而是在他们无批判地接受“现代化”概念、并实施“赶超”的过程中，使他们日益成为了他们自己的历史和西方历史的参与者、推动者和塑造者。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弱势地位，使其以作为外来文化的被动接受者为始，在无批判接受的“ 现代化”目标引导下，当其力图把自己的社会建设成与原来的社会不同、而以西方社会的民族—国家模式为取向的努力时，所获得的“主动者”地位，实际上完成了对欧洲文化霸权的认同，也就成为塑造这个霸权体系的参与者。无独有偶，新近的一项军事理论研究也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军事在高科技追寻的轨道中，是落入了“ 高科技追赶”的陷阱；不仅不能摆脱现存霸权体系的军事控制，反而是将自己更牢地绑缚在这种霸权体系的支配中。或许只有以“游牧式”思维和实践的、非规范的战略举措，才能回应这种军事控制。

    “现代化”的概念，正是在与不同形式的权力进行不均衡的交换过程中，被创造出来并且存在于这一交换过程中。不管我们以何种方式排遣“西方中心论”的阴影，至少在作为欧洲文化霸权核心基质的“实践理性”上，“西方中心论”的存在，无论在我们的社会经济活动中，还是在思想的话语体系中，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且影响力仍以多样化的变形形式而日益扩大。西方霸权的支配关系，把现代性构组为成“一种独特的文明模式，它将自己与传统相对立，也就是说， 与其他一切先前的或传统的文化相对立：现代性反对传统文化在地域上或符号上的差异，它从西方蔓延开来， 将自己作为一个同质化的统一体强加给全世界”[29]。由此而形成的“现代化”概念，隐含着把所有不同于西方的社会结构，视为停滞的、或本质上阻碍经济持续增长的“坏”结构；并把现代经济增长定义为，归根到底要表现为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从结构到体制的彻底改变。这样，当“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循着这种“现代化”概念的目标而上路，在近50年的过程中，第三世界并未取得持续的进步，努力和预测十之八九落空，带来的是心酸的失望。甚至在20世纪的最后年代中，展布了世界性的发展危机。

    这种发展实践的危机，昭示了发展理论的危机。但很少有人对此进行根本性的深层思考，大多仍只聚焦于具象层面的探问。亚历山大·格申克龙对东欧诸国发展经验的历史研究，就提出相对的经济落后性具有积极作用的假说，看到了所谓“现代性”和“落后性”能够并肩而立，从而拒绝把英国产业革命接受为正常的经济发展格局，指出不同发展道路和方式选择的可能性。通过建立现代化过程中的差异性而非类似性的分析结构，开辟了历史研究的新道路。可以说，这是对现代化唯一标准的一个挑战。诺思关于“产业革命不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原因”的结论[30]，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主张重走西方国家工业化老路的模式业已过时。即便在具象层面上，发展和选择的多样性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又何以不能在具根本性意义的更深层次上，来探询人类现实和未来发展道路和方式选择的问题呢？


四、社会批判理论的解构与重构

    对现代社会的批判与它的整个过程相伴始终。在社会变迁和重大转折的16世纪，就有莫尔乌托邦思想的产生。针对早期现代化的苦难和不幸，从这一思想基点上，汇集成了十八、十九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情感批判浪潮。而马克思把这个社会视为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前提，它“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31]。并以异化理论为主要基础，第一次强有力地确立了对现代社会的理性批判。进入20世纪后，现代社会呈现出了 “富裕社会”的发展图景，但其所展现的种种局限和弊病，使这种理性批判以更多的视角和在更大的范围展开，其最具代表性且成效最显著的，便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形成。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富裕社会”的普遍扩展，使“ 现代”所固有的局限性和弊病，获得了不同的表达形式。其令人窒息的文化氛围、更为严密的控制、和更加强烈的压迫性，遭遇了普遍的反叛，以60年代激进主义的实践运动，对现代社会结构、社会实践、文化和思维模式提出了质疑。而对60年代激进主义实践的反思，和对现实发展所引发的一系列持续而强烈的危机的探寻，在 80年代迅速扩散，终于形成了“后现代理论”对当今一系列紧迫问题的分析、理解和批判的洪流。

    事实上，并不存在什么统一的“后现代理论”。后现代术语的早期运用，并未在理论层次上出现后现代转向这一实质性转变的标志。甚至在一开始，就存在着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