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危险又是什么？


三、“现代化”概念的反思

    从文化、民族、地域的角度，或者准确地说，从发生学的意义上看，具有如上特征的现代社会是首先在西方民族中产生的，它既是这种特殊的文化体系世界性扩张的结果，也是在不同的地理、文化和历史实体之间的一种新的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的建构。正是在这种本质关系的制约下，现代社会所标榜的共同性和普遍性，一直被其现实的进程所瓦解。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两次世界大战及其诸如奥斯维辛、南京大屠杀等等的暴行，使群体的碎裂化和利益的竞争成为人类的真实状况，使人类具有共同性和普遍性的观念土崩瓦解。利奥塔曾以“歧异”概念指出了，“日常互动中的差异性是如何被掩盖和压制的，那就是借助于更加强有力的手段，把那些处于支配地位的群体的话语和实践，强加给那些不能在霸权话语中表达他们自己的需要与观点的附属群体”[21]。在平等、共同性、普遍性等等的现代标识中，我们看到了现代社会的现实进程中充满了压迫性和不平等的一面。而这正是激起对现代社会和现代化进行深刻反思的主要动力之一。

    如果看到，这种关系的建构立足于经济的基点，经济是现代社会最显现的和最具根本意义的特征，就不难理解，培育了20世纪社会发展与变迁研究的主流思想，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年鉴学派等等，为什么都会如此强调经济发展对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塑造。拥有同样广泛影响力的现代化理论，更是形成了一种经济发展与现代化的循环论证法，即经济发展是现代化的关键过程，而若没有现代化，也就不可能有经济发展。作为现代化理论的初期倡导者丹尼尔·勒纳就这样说：“在所有发展中社会里只有一种现代化的过程——不论这些社会的人种肤色、信仰、气候如何，不论其历史、地理、文化如何。这是经济发展的过程，是欠缺了现代化就无从支撑的发展过程”[22]。十分清楚，这种论说认定，所有发展中社会，不论有何种差异，都一定要经历一些相似的变化。这便把其他地区或时代的社会变革的研究同质化，而纳入西方式的一般历史发展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作为工业、政治和军事的主导性力量的兴起，与殖民地国家政治独立的涌动相结合，推动发展问题成为一个主要的政治、经济论题。围绕这一论题而产生的现代化理论，在一系列的原理中显现出了多样性：在经济学领域，现代化理论的直接依托，是从古典经济学时代开始，就聚焦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致性或一体化发展关系阐释的主流经济理论；在社会学中，论及现代化的主体文献，则是使用塔尔科特·帕森斯的话语与概念而发展起来的；如果看到，美国对这种政治浪潮的责任，是使用发展援助计划去制止共产主义的扩展。那么， 在某种程度上，现代化理论又是作为美国战后对外政策的理论辩护而发展起来的。1960年问世的现代化理论的经典文本之一，《经济发展阶段》的著者罗斯托，也是60年代肯尼迪和约翰逊的一名总统顾问。他的著述的流行无疑与其较高的公共形象及其理论的“意识形态适当性”相关。当这种理论以不同的学科语言表达时，全部都承载着一套普遍的假定。它们囊括了一个对个体决定行为的聚焦，对“现代”与“传统”之间区别的运用，以及具有欧洲中心主义的、技术性导向的一个规范性发展模式[23]。如“非理性的传统限定的土著”模式，就是其早期的一个假说。在这种话语—权力框架中产生的“现代化”观念，自 18世纪就在塑造西方历史的发展，并把西方世界定义为这个普遍现代化过程中的表率。 可见，现代化理论中的理论争论所关联的是传统—现代区别的特征界定，而非区别本身的确实性。

    既然现代化的中心聚焦于经济发展，在经济学领域的分析中，也就更多地展现出了这种定向的特征。无论是库兹涅茨的《现代经济增长》，刘易斯的《经济增长理论》，还是罗斯托的工业化起飞理论等等，各种最具影响力的现代化模式，虽其着眼点、主题和形式各异，但共同的特征，都是以18世纪以来的西方经验为依据，利用加速度与力的力学观点，描述靠应用力学扶助的工业成长的自然过程，藉以理解现在的第三世界，并实现把这些模式套用为非西方社会中的目标。这些陷于“纯经济”的描述，把人们对“现代化”概念的理解局限于“经济—技术”狭窄孔道，而普遍地忽视了这一概念所蕴含的、由西方知识—权力框架所塑造的霸权关系意义。而对“现代化”概念的反思，从根本上说，就是要促成原来物质—技术导向的经济学，向象征—文化导向的经济学转变。

    勿庸置疑，历史的现实确认了，西方或西方的话语—权力之网，是塑造现代社会的主导力量。70年代在美国对中国研究中的“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学术转向，就是对这种话语—权力体系进行反思的一个典型案例。这一学术转向直接向以往中国研究中的“冲击—回应”模式、“传统—现代”模式、“帝国主义”模式挑战，这三种西方中心论话语的核心内容，是把近代中国社会预设为停滞不变的，其所有的社会变迁是由西方的冲击引发的，而以帝国主义为代表的外来力量是变化的主要动因。但是，如果止步于此，这一学术转向就会仅仅被曲解为对一些具体历史问题的讨论，而把其具有深刻启示性的意义一笔抹杀。这一转向的意义，并非鼓励我们重回封闭的体系，以强调某种特殊性或声言祖宗的伟大，重弹“自我中心说”的老调；也并非引导我们去否认实际已发生过的、不同社会共同体之间相互碰撞的关系。应该承认，在现代社会所构造的世界统一性框架中，各种外部的关系或力量，都已借助不同的形式，或冲击—回应，或挑战—应战，或积极或被动而得到实际的表达。

    19世纪中国的“中体西用”与日本的“和魂洋才”，就是冲击—回应的具体历史表现；这种回应，是试图把西方主导的“现代化”与本土社会文化的主要价值、实践和体制结合起来的一种选择。只不过这两个从相同基点出发的选择，结出了大相径庭的果实：在中国，随着越来越多的西方“榜样”为中国改革家所接受，随着 “用”（或“器”）的内容从坚船利炮扩大到工业化、科学乃至教育，“体”（或 “道”）的内容不断缩小。“体用”之说的实践终于“陷于一种智力游戏，进退两难，两相抵消”；它使中国人自己在“从事一桩无法实现的工作，即试图通过根本改变一种文化的办法来保存这种文化”[24]。日本则表现出“没有文化西方化的技术现代化的命运”。而从更大的世界范围来看，在联接欧、亚、非的广大的伊斯兰教地区，穆斯林精英对这种西方的优势也选择过不同的回应：在19世纪30年代，曾 “尝试过不使文化过分西方化的技术现代化”；而自19世纪70年代之后的50年中，又进行了新的尝试来协调伊斯兰教和现代性，论证了“伊斯兰与现代科学和西方思想精髓的相容性”，在此过程中的一个极端产物，便是土耳其以“西方化来实现技术的现代化”。也有人认为，埃及和非洲已走向了“没有技术现代化的文化西方化的痛苦过程”。塞缪尔·亨廷顿也曾从这些历史事实中以现代化选择的不同模式，阐述了“西方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差异[25]。

    这些“西方化”与“现代化”的区分，尽管似乎力图说明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现代化也不意味着单一文明的胜利或人类历史文化多元性的终结；但十分明显的是，这种区分是在未对西方支配性的话语—权力体系进行根本性反思的基础上产生的，因而使这些不同的选择在具体的历史层面上都展现出一种方向性。而我们可以看到，多种选择的存在，或许就隐含着寻求整个人类发展的更好的道路和方式的可能。尤其随着对西方的崇敬、盲从或畏惧心潮逐渐平息，人们认识到西方文化的霸权也并非是塑造现代性的唯一力量。而由西方所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