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类学视野中的“现代化”反思(7)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0
展，又是由以世俗化为核心的分离性发展来实现的。它不仅实现了宗教与政治的分离，而且实现了经济与政治的分离。经济生活同时摆脱政治和道德的束缚，在获得了巨大物质增长的同时，也使经济上升为整个社会生活的核心，甚至成为了一种宗教。如博兰尼所言，它为现代社会造就了一个基本特征：“不是经济被嵌入社会关系之中，而是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制度中”；并使整个现代化进程从19世纪起，“开始成为一种纯粹物质水平上的运动”；它的支撑点在于，“无限丰富的物质商品可以解决所有的人类问题”这一简单的信条[37]。这一运动通过从“私人的罪恶，公众的利益”，到“看不见的手”等一系列的理论努力，终于完全把人塑造成了“经济动物”。我们不否认物质利益和社会实践应有的地位，也承认物质财富与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确有某种统一性的关联。然而，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我们也关注到，当现代化以对自然的技术统治手段，来实现人类自身解放而起步时，实践过程却使它的能量从创造转向了破坏。它所瓦解掉的，正是现代政治和经济进步的意义。当它使人类有关进步的理想成为一个贬义的神话时，表明我们不能完全不加批判地接受今天仍占据统治地位的西方技术进步模式，因为这一模式使我们丧失了指导技术发展方向的精神指南。“精神”一词所指称的，是我们据以生活的终极意义和价值。不管这些价值和意义是神圣的还是非常世俗的，也不管我们是否有意增加对这些价值和意义的信奉，它都是人的存在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就提出了理论重构的必要性。这种理论重构的核心，就是要对人类现实和未来的发展，投入更为全面而深厚的人文关怀，去重新发现能够给人类存在赋予意义的、合理的精神基础；发展和培养现实地存在于或潜在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实践和意识。
总之，这种理论的重构，要使我们能够认识到现存社会的组织；它的基本的社会关系、实践、话语和制度；它的整体性及相互依赖性；它的冲突与片断化特征；它的权力结构以及它的压迫与统治模式等等。同时它也要求我们对经济增长的限制作出充分的理解。一方面，生物物理条件中的有限性、熵和复杂生态系统的相互依赖性，这三个相互关联的因素制约着经济增长的可能性。事实上，当以追求交换价值的积累来摆脱这种物质限制的方式，被现代化确立为经济增长的主导方式；把增长所带来的对生物圈的破坏和损失，不是看作增长的代价，而是视为边际效益；并把为弥补这种损失的额外的经济活动，也视为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时，早在70年代初，就引致了来自经济学内部的深刻反思。以梅多斯等所著的《增长的极限》和舒马赫的《小的是美好的》等，便是这种反思的主要代表。而在不同的发展实践中，人们所提出的“以效益型的增长取代数量型的扩张”、“可持续发展”等等的呼声，也反映了对经济增长的新要求。另一方面，社会伦理对经济增长限制的视角，在最直接的层面上使我们看到，实践问题必然牵涉价值问题。如果用“技术”一词来指称人类智慧在实际方面的一切运用，那么，直接影响着人类生活和自然的技术，就是人类最基本的文化现象。“从根本上说，技术是需要和价值的体现”；“技术一直是事实与价值、知识与目的的有效结合的关节点”[38]。因此，单纯强调物质性的技术取向是不足取的。在更深的层面上，这一视角意味着，要对现代性所确立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进行根本性的反思。这种现代社会伦理塑造了对待自然的掠夺性方式，它造成了人与自然的亲切感的丧失，和人与自然交流中所带来的意义和满足感的丧失，并驱使人们通过对自然的控制和支配来寻找对这种丧失的替代品，从而把“占有”塑造为生活的全部意义和目的。在占有欲的推动下，这种伦理观进一步扩展到了对待他人的关系上，培育了把与己相异的他人视为客体的倾向，为整个人类中一部分人剥夺另一部分人的发展权，一部分人对同类的成员实施欺诈、奴役以至杀戮，经济剩余从低阶层向高阶层、从边缘向中心、从多数人向少数人流向的确定和流量的增加……等等，提供了所谓“人性”的藉口。
可见，现代社会所确立的世界体系，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经济的一体化发展，也带来了人的更大的分化和异化，并“使人背离了他的真正目的”，“阻碍人的成长”。[39] 因此，尽管人类对经济全球一体化的依赖日益以加速度扩展，但人类政治要求和经济利益之间的不可解决的冲突，仍使人们不愿在政治范围内放弃民族分立。当处于不同政治结构中的人们被卷入这个世界体系时，却突然发现，资本主义原则对人类不同群体关系的定向与塑造，使他们面临着一个按种族的贵贱，来确定地位高低和报酬多寡的世界性分配格局。在20世纪中，各种类型的民族经济存在于世界经济体内的事实，表明人们已拒绝按资本的定向在这个世界经济体中成长。如果说，人类发展的实质，在于其类本质的实现。那么，我们既不能摆脱这个世界体系所设置的发展环境，也要充分重视人类社会中各种不同的发展要求和选择。这就需要以一种“民族经济学”（Ethno－Economic）的视野，来进行理论的重构。这种理论的重构尊重一切事物的价值，重视一切事物的相互关系。它的主要基点，一是要强调人类与自然的一体化关系，使人类的发展不至于失去自己的地球之根；一是要关注人类不同共同体之间、以及共同体内部不同阶层、不同地区的全体成员的关系。如果说，现代社会在人类关系的问题上，聚焦于他人的影响形成个人本质的方式；那么，我们所关注的重点，则在于个人所作的决定被社会其他成员接受的程度，而致力于使人们的参与得以实现的社会的构建。目前最为至关重要的，就是对由个人参与组成的无数社会类型进行全球性协调。因为这一理论重构承认，现在人类生存的无情条件，就是整个文明的统一，它不仅是技术水准的统一，也是人类各种生活水平的统一。人类的使命不是谋求在物质上掌握环境，从提高人类生存质量的意义上说，物质增长不是进步的目的，只是未来进步的一个前提条件，通过这一手段的运用，使人类能够在精神上掌握自身。通过这种理论的重构，为有效的社会批判和社会改造提供立足点。借助于更为广阔的视野，来审视西方世界在所谓“ 现代化”过程中所做的错事，来避免现代化带来的破坏性影响，我们才能在人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道路和方式的选择与探寻中，真正做出有价值的贡献。
注释：
[1]Rogers, E. M. 1969, Modernization Among Peasants－－The Impact of Communication.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inston,Inc. P.6.
[2][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第212、239－－240; 256;页。
[3][5][法]米歇尔·福柯：《性史》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中译本1989年版，第160、163、164; 96、 98、99; 页。
[4][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三联书店中译本1999年版，第29－30 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3页。[7] 参见[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下，上海人民出版社中译本1997年版，第224页。
[9][13][14][法]费尔南·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三联书店中译本1993年版，第2 卷，第242；235；及各页。
[10][英]琼·罗宾逊等：《现代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2年版，第 81页。
[11][12]参见[法]费尔南·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三联书店中译本1993年版，第3卷，第732页和第2卷各页；第3卷，第 734页。
[15][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73—474；108—109页。
[16][美]弗洛姆：《健全的社会》贵州人民出版社中译本1994年版，第98页。
[1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总之，这种理论的重构，要使我们能够认识到现存社会的组织；它的基本的社会关系、实践、话语和制度；它的整体性及相互依赖性；它的冲突与片断化特征；它的权力结构以及它的压迫与统治模式等等。同时它也要求我们对经济增长的限制作出充分的理解。一方面，生物物理条件中的有限性、熵和复杂生态系统的相互依赖性，这三个相互关联的因素制约着经济增长的可能性。事实上，当以追求交换价值的积累来摆脱这种物质限制的方式，被现代化确立为经济增长的主导方式；把增长所带来的对生物圈的破坏和损失，不是看作增长的代价，而是视为边际效益；并把为弥补这种损失的额外的经济活动，也视为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时，早在70年代初，就引致了来自经济学内部的深刻反思。以梅多斯等所著的《增长的极限》和舒马赫的《小的是美好的》等，便是这种反思的主要代表。而在不同的发展实践中，人们所提出的“以效益型的增长取代数量型的扩张”、“可持续发展”等等的呼声，也反映了对经济增长的新要求。另一方面，社会伦理对经济增长限制的视角，在最直接的层面上使我们看到，实践问题必然牵涉价值问题。如果用“技术”一词来指称人类智慧在实际方面的一切运用，那么，直接影响着人类生活和自然的技术，就是人类最基本的文化现象。“从根本上说，技术是需要和价值的体现”；“技术一直是事实与价值、知识与目的的有效结合的关节点”[38]。因此，单纯强调物质性的技术取向是不足取的。在更深的层面上，这一视角意味着，要对现代性所确立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进行根本性的反思。这种现代社会伦理塑造了对待自然的掠夺性方式，它造成了人与自然的亲切感的丧失，和人与自然交流中所带来的意义和满足感的丧失，并驱使人们通过对自然的控制和支配来寻找对这种丧失的替代品，从而把“占有”塑造为生活的全部意义和目的。在占有欲的推动下，这种伦理观进一步扩展到了对待他人的关系上，培育了把与己相异的他人视为客体的倾向，为整个人类中一部分人剥夺另一部分人的发展权，一部分人对同类的成员实施欺诈、奴役以至杀戮，经济剩余从低阶层向高阶层、从边缘向中心、从多数人向少数人流向的确定和流量的增加……等等，提供了所谓“人性”的藉口。
可见，现代社会所确立的世界体系，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经济的一体化发展，也带来了人的更大的分化和异化，并“使人背离了他的真正目的”，“阻碍人的成长”。[39] 因此，尽管人类对经济全球一体化的依赖日益以加速度扩展，但人类政治要求和经济利益之间的不可解决的冲突，仍使人们不愿在政治范围内放弃民族分立。当处于不同政治结构中的人们被卷入这个世界体系时，却突然发现，资本主义原则对人类不同群体关系的定向与塑造，使他们面临着一个按种族的贵贱，来确定地位高低和报酬多寡的世界性分配格局。在20世纪中，各种类型的民族经济存在于世界经济体内的事实，表明人们已拒绝按资本的定向在这个世界经济体中成长。如果说，人类发展的实质，在于其类本质的实现。那么，我们既不能摆脱这个世界体系所设置的发展环境，也要充分重视人类社会中各种不同的发展要求和选择。这就需要以一种“民族经济学”（Ethno－Economic）的视野，来进行理论的重构。这种理论的重构尊重一切事物的价值，重视一切事物的相互关系。它的主要基点，一是要强调人类与自然的一体化关系，使人类的发展不至于失去自己的地球之根；一是要关注人类不同共同体之间、以及共同体内部不同阶层、不同地区的全体成员的关系。如果说，现代社会在人类关系的问题上，聚焦于他人的影响形成个人本质的方式；那么，我们所关注的重点，则在于个人所作的决定被社会其他成员接受的程度，而致力于使人们的参与得以实现的社会的构建。目前最为至关重要的，就是对由个人参与组成的无数社会类型进行全球性协调。因为这一理论重构承认，现在人类生存的无情条件，就是整个文明的统一，它不仅是技术水准的统一，也是人类各种生活水平的统一。人类的使命不是谋求在物质上掌握环境，从提高人类生存质量的意义上说，物质增长不是进步的目的，只是未来进步的一个前提条件，通过这一手段的运用，使人类能够在精神上掌握自身。通过这种理论的重构，为有效的社会批判和社会改造提供立足点。借助于更为广阔的视野，来审视西方世界在所谓“ 现代化”过程中所做的错事，来避免现代化带来的破坏性影响，我们才能在人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道路和方式的选择与探寻中，真正做出有价值的贡献。
注释：
[1]Rogers, E. M. 1969, Modernization Among Peasants－－The Impact of Communication.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inston,Inc. P.6.
[2][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第212、239－－240; 256;页。
[3][5][法]米歇尔·福柯：《性史》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中译本1989年版，第160、163、164; 96、 98、99; 页。
[4][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三联书店中译本1999年版，第29－30 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3页。[7] 参见[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下，上海人民出版社中译本1997年版，第224页。
[9][13][14][法]费尔南·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三联书店中译本1993年版，第2 卷，第242；235；及各页。
[10][英]琼·罗宾逊等：《现代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2年版，第 81页。
[11][12]参见[法]费尔南·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三联书店中译本1993年版，第3卷，第732页和第2卷各页；第3卷，第 734页。
[15][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73—474；108—109页。
[16][美]弗洛姆：《健全的社会》贵州人民出版社中译本1994年版，第98页。
[1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上一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