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刑，在汉代具体是指「律令」，以及「律」与「令」皆为刑法，由后汉陈宠之议，曰：「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云云，可得理解。而「律令」也泛称为「法」，前引陈宠传附载其子忠传说；「父宠在廷尉，上除汉法」云云，此处的「汉法」，就是前述的律令。无怪乎「如律令」或「急急如律令」等乃成为汉代的公文书用语。[5]只是陈宠有意纳礼入令，曰：「悉删其余令，与礼相应」一节，并不成功，这个事情，须到西晋以后才获得具体成果。再者，汉代之令，虽亦有明定罚则，但似无概括规定违令诏者之处罚，到晋代始于律内设违令罪条。[6]易言之，汉代的「失礼入刑」处罚原则，虽纳礼入律、入令，但此时之律、令仍未具体区别；西晋以后始分辨律与令，并明白规定违礼、违令归由律惩罚（详后）。日本《令集解》卷一《养老．官位令》引「或云」曰：「令者教未然事，律者责违犯之然。」[7]说明日本在八世纪以后的律令制度及其立法解释，具体汲取汉代的未然、已然之礼刑相为表里的立法思想，以及西晋以后的违令入律原则。
二、律令二分时期：纳礼入律令、违礼令入律
１、西晋泰始律令
西晋时期，确立律、令二分，同时建立纳礼而入律令、违礼令而入律原则，这是律令制度发展的一大突破，尤其藉令篇展现儒学思想。关于西晋时期编修律令呈现儒家化一事，今日已是学界共识。陈寅恪说：「古代礼律关系密切，而司马氏以东汉末年之儒学大族创建晋室，统制中国，其所制定之刑律尤为儒家化。」是此说的代表。[8]但此期之特色，除晋律儒家化而外，尚有律与令二分，以及令主教民、养民等特质，则较少受注意。兹先对晋律的儒家化一事稍作补充。
关于晋律的儒家化，由于晋律散亡，不知其全貌，程树德有辑遗若干。[9]从《晋书．刑法志》可得其梗概。所谓晋律，指武帝泰始四年(268年)所公布的律令，奉诏修律令者，共有十四人，此即车骑将军贾充、太傅郑冲、司徒荀顗、中书监荀勖、中军将军羊祜、中护军王业、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预、散骑侍郎裴楷、颍川太守周雄、齐相郭颀、骑都尉成公绥、尚书郎柳轨及吏部令史荣邵[10]等。（《晋书．刑法志》）此十四人，可分为两类，一为礼法之士，如贾充、郑冲、荀顗、荀勖等，乃至皇室的司马氏（晋王司马昭）等；一为玄学之士，如羊祜、裴楷等，虽是如此，玄学之士并不反对以儒家礼教作为最终目的。[11]至谓贾充为小人，其定律必无足观，但如前所述，制律者有十四人，所以程树德指出：「下意决于郑冲（《世说》），删定秉于杜预（《隋志》），评议由于裴楷（《御览》引〈裴楷别传〉），典守本于荀辉（〈贾充传〉）（按，指《晋书》），不尽出于充一人之手也。」[12]所以武帝颁新律于天下时，诏曰：
汉氏以来，法令严峻。故自元成之世，及建安、嘉平之间，咸欲辩章旧典，删革刑书。述作体大，历年无成。先帝愍元元之命陷于密网，亲发德音，厘正名实。……今法律既成，始班天下，刑宽禁简，足以克当先旨。（《晋书．贾充传》）
所谓「刑宽禁简，足以克当先旨」，正是晋律实现儒家思想的昭示。此其一。
《晋书．刑法志》在记述晋王司马昭有鉴于前律令本注烦杂，而进行编纂律令经纬之后，曰：
（律）蠲其苛秽，存其清约，事从中典，归于益时。其余未宜除者，若军事、田农、酤酒，未得皆从人心，权设其法，太平当除，故不入律，悉以为令。施行制度，以此设教，违令有罪则入律。其常事品式章程，各还其府，为故事。
据此，可知从除去之律文中，凡属于「施行制度，以此设教」者，悉入令，而不入律；同时规定：「违令有罪则入律」；其属于「常事品式章程」者，定为各府的「故事」。这样的分类区别，实是一项重大突破。结果，制律二十卷（二十篇），六百二十条；令有四十卷（三十二篇），二千三百二十六条，总共六十卷。（《大唐六典》卷六〈刑部〉注详载其篇名，参见附表一、表二）。律令之外，又有「故事」，有类于隋唐尚书省二十四司的「式」。
关于整理芜杂的律令，自汉以来即不断在进行，至曹魏初步完成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合百八十余篇。按，自曹操干政以来，其命令曰令而不曰诏，令有〈军令〉、〈军等令〉、〈邮驿令〉、〈设官令〉、〈选举令〉、〈褒赏令〉、〈明罚令〉、〈内诫令〉等，已非全属律（刑法）的范围，除作为行政命令外，更包括制度上的规定。曹魏时代，又有九品官人法、封爵制、户调制、兵户制等，对汉制已有显著改变。至西晋泰始四年完成律令法典时，已明白区分律与令，成为律令的对等关系。[13]在法制史上，这是一项划时代的发展。
杜预在《晋律．序》说：「律者入正罪名，令者入序事制，二者相须为用也。」（唐朝虞世南撰《北堂书钞》卷45〈律令〉）[14]这是对律、令的新义，所给予最简单的说明。此意即以律作为刑罚法典，令则为行政法。于是「令」摆脱作为具有刑法性质的皇帝诏敕集，而成为与「律」对等的非刑法法典；所谓「序事制」，就是将国家制度予以法典化，成为有如今日的行政法典，它本身并不附罚则。这种「令」制新义，自此以后到隋唐臻于完备。程树德《九朝律考》于晋令三十二篇中辑录佚文者二十一篇，如首列〈户令〉二条，其一曰：「郡国诸户口黄籍，籍皆用一尺二寸札，已在官役者载名。」其次为〈学令〉一条，曰：「诸县率千余户置一小学，不满千户亦立。」余不详举。凡此皆不附罚则，其为行政法典性质甚明。所谓纳礼入令，最具体的表现，莫若〈学令〉、〈服制令〉、〈祠令〉、〈丧葬令〉等篇目的制定。隋唐时期诸令篇目虽有若干异动，但纳礼入令原则不变，所以〈祠令〉、〈宫卫令〉、〈衣服令〉、〈仪制令〉、〈卤簿令〉等皆是官方礼仪规定的主要篇目。（参看附表二）此其二。
由上所述，这个时期的律令，具有二项特质，一为儒家化，一为纳礼入令而使令成为与律对等性。这样的律令制度与礼刑关系，简单说，就是建立纳礼入律令、违礼令入律的原则。易言之，在于礼的法制（或曰律令）化，令则成为政典，违礼、违令皆以律处罚。所以，两汉以来的「失礼入刑」原则，至此时更加具体化。
２、隋唐律令
到隋唐时期，其律令制度除继续实施西晋以来的纳礼入律令、违礼令入律原则以外，这个时期也有它的新义，此即藉律令以强化君权伦理，同时建立礼主刑辅的法制思想。兹再分别说明于下。
(1)、继续实施纳礼入律令、违礼令入律原则
就纳礼入律而言，例如唐律〈名例律〉所规定的「八议」（日本大宝、养老律曰六议）、〈户婚律〉所见的七出、三不去的离异条件等，亦均可见于礼典。至于唐律《律疏》引礼经解律，则比比皆是，不待赘言。兹举一例，如唐律〈户婚律〉（总178条）规定：
诸以妻为妾，以婢为妻者，徒二年。以妾及客女为妻，以婢为妾者，徒一年半。各还正之。
《疏》议曰：
妻者，齐也，秦晋为匹。妾通卖买，等数相悬。婢乃贱流，本非俦类。若以妻为妾，以婢为妻，违别议约，便亏夫妇之正道，黩人伦之彝则，颠倒冠履，紊乱礼经，犯此之人，即合二年徒罪。
所谓「紊乱礼经」，在〈名例律〉规定十恶之十曰内乱条，《疏》议曰：
左传云：「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易此则乱。」若有禽兽其行，朋淫于家，紊乱礼经，故曰「内乱」。
据此可知，所谓「紊乱礼经」，就是违背《左传》的规定。《左传》见于桓公十八年条引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也。谓之有礼，易此必败。」杜注：「女安夫之家，夫安妻之室，违此则为渎。」
就纳礼入令而言，《新唐书》卷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