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自西晋泰始律令以来，已建立违礼、令入律原则。如上所述，由于许多礼仪已规定在令典中，所以违礼、令入律原则，大部分指的还是违令入律原则。例如《新唐书》卷五十六〈刑法志〉说；「其有所违（按，承上文，系指违反令、格、式），及人之为恶而入于罪戾者，一断以律。」此即说明这个原则的运用。例如唐律〈杂律〉（总449条）规定：
诸违令者，笞五十（注曰：谓令有禁制而律无罪名者）；别式，减一等。
这是以律对违令的一般处罚。再如唐律〈职制律〉规定：
诸称律、令、式，不便于事者，皆须申尚书省议定奏闻。若不申议，辄奏改行者，徒二年。即诣阙上表者，不坐。
《疏》议曰：
（前略）若先违令、式，而后奏改者，亦徒二年。所违重者，自从重断。
这是严格规定不可任意改动令、式规定，刑罚较重，其与违令处事者不同。又如唐律〈名例律〉（总52条）规定：「嫡孙承祖，与父母同。」《疏》议曰：
依礼及令，无嫡子，立嫡孙，即是「嫡孙承祖」．若闻此祖丧，匿不举哀，流二千里．故云「与父母同」。
此处所谓「礼」，当指《仪礼注疏》卷三十〈丧服〉「齐衰不杖期」条云：「适孙。」郑玄注曰：「周之道，适子死，则立适孙，是适孙将上为祖后者也。」此即「嫡孙承祖」之由来。 所谓「令」，当指〈封爵令〉，《唐令拾遗》〈封爵令〉二乙「开元七年」、「开元二十五年」规定：
诸王公侯伯子男，皆子孙承嫡者传袭。若无嫡子及有罪疾，主嫡孙（下略）。
以上都是在说明到唐朝定律令时，更将纳礼入律令、违礼令入律原则予以具体化，而显得更为完备。
(２)、君权法制化的确立
隋朝一建国，即以统一大业作为施政主要目标，其反映在刑律上，则强化君权为至高与最后。所以隋开皇律（唐律亦同）在周齐律影响下，首列十恶，有五恶之惩处规定（一曰谋反、二曰谋大逆、三曰谋叛、六曰大不敬、九曰不义），目的是在保护皇权及其相关事项；此外五至六恶（四曰恶逆、五曰不道、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义、十曰内乱）的场合（其中「不义」含公私伦理，故列两处），则在规范社会伦理秩序。保护皇权者，最主要在于将秦汉以来刻意要深入人心的皇权理论基础，此即天命与祖灵，在隋唐律予以具体法制化。当然论法制化过程可追溯至秦汉律，但是到唐律大备。
例如唐律〈名例律〉「十恶」条（总第6条）一曰：「谋反」疏议曰：
王者居宸极之至尊，奉上天之宝命，同二仪之覆载，作兆庶之父母。为子为臣，惟忠惟孝。
所谓宸极，《晋书》卷十七〈律历志．中〉云：「圣人拟宸极，以运璇机。」也就是北极星天帝所居的地方。此处的圣人，是比喻古代的王者，与《律疏》的王者，其实同义。所谓二仪，指天地，《周易．系辞》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这一段的意思，说明王者居于天帝至尊地位，承奉天命，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如同天覆地载施恩德于万物，作为万民的父母。所以作臣子者，应该尽忠尽孝。相近于这条规定，又见于〈贼盗律〉「诸谋反及大逆者」条（总248条）曰：
人君者，与天地合德，与日月齐明，上祗宝命，下临率土。
这些规定，很具体指出王者是秉承天命而治天下，其权力来源，出自天命。足见先秦及秦汉以来的王权天命论，到唐而法制化。这是自古以来，有关王权论的重大结论。此后千年间的天命王权，不但有理论，而且有法制依据，乃更加巩固，甚至独裁。
上举十恶条其二曰：「谋大逆」。注云：「谓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宗庙、山陵及宫阙本都是皇家建筑物，为何侵犯这些建筑物成为十恶的「谋大逆」？《律疏》解释「谋大逆」云：「此条之人，干纪犯顺，违道悖德，逆莫大焉，故曰：『大逆』。」这是指冒犯法纪、天常，背悖道德，悖逆罪以此最大，所以叫「大逆」。冒犯宗庙、山陵及宫阙，视同冒犯天理、人伦、法纪，显然将宗庙等作为「皇帝权威象征」。[15]所谓宗庙，《律疏》曰：「宗者，尊也。庙者，貌也。刻木为主，敬象尊容，置之宫室，以时祭享，故曰宗庙。」所谓山陵，《律疏》曰：「山陵者，古先帝因山而葬，黄帝葬桥山即其事也。或云帝王之葬，如山如陵，故曰山陵。」所谓宫阙，《律疏》曰：「宫者，天有紫微宫，人君则之，所居之处，故曰宫。」所谓阙，《律疏》曰：「尔雅释宫云：『观，谓之阙。』郭璞云：『宫门之阙也。』」唐代的宗庙，起初立四庙，后来增至七庙，乃至于十一庙。其建制，包括始封君、受命君等不迁之庙以及诸亲庙等。[16]山陵是本王朝诸帝王陵。所以宗庙与山陵两者，皆指本王朝诸皇帝及其先祖，此等「祖灵」，均属于现世皇帝承继权力的由来；而宫阙则是现世皇帝执行权力所在地。整个说来，宗庙、山陵及宫阙都是象征皇权的有形建筑物，所以规定为神圣不可侵犯。这是皇权源自祖灵说的法制化。
依此看来，所谓皇权，除皇帝本人所执行的权力而外，同时还包括象征皇权的有形建筑物所代表的权力意义。创业君主的权力，着重于天命源头，其继任的皇帝则着重于继承祖灵要素。天命与祖灵合而为一，然后展现皇权的地方，就是宫阙。于是侵犯皇帝以及象征皇权之有形标的物，成为罪大恶极，乃规定于十恶之前三恶，一曰谋反（注：谓谋危社稷），二曰谋大逆（注：谓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三曰谋叛（注：谓谋背国从伪）。据此可知《律疏》又将皇帝及其象征皇权之有形标的物，广义解为社稷、国家，明清律皆同。[17]
令方面，从晋令、梁令篇目到隋唐令篇目顺序的变动，也可窥知强化中央集权的意图。此即晋令、梁令篇目顺序，以户、学、贡士诸令居前，但自隋开皇令以后，直至明令，则取官僚制度的相关规定（如官品、职员、吏部等），置于户、学、礼等之前，而作为篇首。这个变化，当与隋开皇律设定十恶之科，以保障君权有关。易言之，西晋律、令成立之初，两者在尊君、保民的立意上，一如法典性质所示，具有对等性；但自隋代以后，显然有意屈令就律，在尊君主义的前提下，订定保民制度。隋唐时代的律令，形式上犹具对等性，实质上已经出现变化。宋代以后，令的特质又再褪色；相对的，在尊君主义的前提下，除了律以外，乃将敕提高到第一位。因此，从隋代以后，在法制上很清楚可看出官方不断建立皇权一元化的努力。
(３)、礼主刑辅原则的实施
理论上，自周代以来即施行「明德慎罚」（《尚书．康诰》）。自汉以来，儒生亦不断鼓吹制律必须本于礼的主张，而逐渐落实。例如董仲舒对策时就提出教化论，而有所谓「任德教而不任刑」、「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汉书．董仲舒传》）在此前提下，孔子所的：「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乃成为政者的圭臬。东晋初，李充好刑名之学，深抑虚浮之士，尝着《学箴》，曰：
先王以道德之不行，故以仁义化之；仁义之不笃，故以礼律检之。（《晋书．李充传》）
此即以礼律来实现仁义之政。至隋初定刑律时，进而确立礼主刑辅原则定律，《隋书．刑法志．序》曰：
（圣王莫不）仁恩以为情性，礼义以为纲纪，养化以为本，明刑以为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