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具体事例，如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年)分颁新修刑律于天下，诏曰：「以轻代重，化死为生，条目甚多」，此即死刑除绞、斩以外，其余残酷刑罚均废除（按，魏晋律死刑犹有三：枭、斩、弃市）。至三年，再敕苏威、牛弘等宽减新律，除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等千余条，定留唯五百条，凡十二卷。
　　唐代制律，虽有若干修改，但大致与隋律相差无几。于是刑律五百条为之定型，并成为此后各朝修律之蓝本。儒家的恤刑宽仁精神在隋唐律获得具体的展现。至高宗永徽四年(653年)完成永徽律之《律疏》三十卷，即今日吾人所见《（故）唐律疏议》者。其〈名例律〉《疏》议序曰： 

　　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这是提示唐律及其疏议内容，即以礼主刑辅原则来编纂，其视汉以来礼刑合一原则，实是一大突破，也是隋唐律与汉、晋律以来较为不同之处。其目的，可谓为制律或注律诸臣，欲突显礼在律中的作用，以更接近原始儒家的主张，虽然实际上仍无法摆脱君权至高无上的权威，但其用心良苦，概可想见。
　　隋唐律，纳礼入律的具体事例，在今本《唐律疏议》随处可见。论法制上的渊源，恐始于曹魏的「除异子之科，使父子无异财。」（《晋书．刑法志》）这是对秦法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史记．商君列传》）的否定，是对儒家孝义的强化。[18]至于唐律所见的八议、以服制论罪、子孙违犯教令、犯罪存留养亲、官当，乃至十恶等，均是以儒家伦常礼说入律的典型例子。[19]无怪乎《四库提要》谓《唐律疏议》是「一准乎于礼」。兹再举一例，十恶第六恶曰大不敬，注云：「谓盗大祀神御之物、乘舆服御物，盗及伪造御宝（下略）。」《疏》议曰： 

　　礼者，敬之本；敬者，礼之舆。故《礼运》云：「礼者君之柄，所以别嫌明微，考制度，别仁义。」责其所犯既大，皆无肃敬之心，故曰「大不敬」。

此即「大不敬」条系源自《礼记．礼运》。又七恶曰不孝。注云： 

　　谓告言、诅詈祖父母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若供养有阙。（下略）

 　　如前所述，不许「别籍、异财」之事，可源自曹魏律，此处《疏》议对「供养有阙」再释曰： 

　　《礼》云：「孝子之养亲也，乐其心，不违其志，以其饮食而忠养之。」其有堪供而阙者，祖父母、父母告乃坐。

所谓《礼》云，指的就是《礼记．内则》引曾子曰。所以隋唐律是以德礼为政教之本，当无疑问；而法制上以礼为常经，刑为变则的原则，至此可谓完全确立。 

三、令典褪色、敕兴时期 

　　这是指两宋到明清期间的发展，其变化较大是令与格、式，律变化较小。就律而言，宋初犹用唐律，其后删定后周《刑统》而颁行，但其内容，基本上仍沿唐律之旧。神宗时，以律不足以周延诸事，乃规定：「凡律所不载者一断以敕，乃更其目曰：敕、令、格、式，而律恒存乎敕之外。」（《宋史．刑法志》）此即规定法制之目，曰：敕、令、格、式，而律遂存于敕、令、格、式之外矣。这个意思并非完全改变律，而是指旧律有不能见用之处。整个说来，两宋依然无远离唐律。
　　到明清时代，再直承唐律，这是明太祖采纳丞相李善长等议以「宜遵唐旧」而来的。惟明清律的纲目是以六部名称加上「名例」而成，这一点异于唐律，但其条目仍一准于唐律之旧。所以，唐律在法制史上，可称为后代法典的蓝本。
　　至于令、格、式的变化较大。关于令，宋初犹见编定部分令文，如仁宗天圣七年(1029)，完成的天圣令三十卷。今日仅存宁波天一阁所存藏书名为《官品令》三十卷最后的十卷（卷二十一至三十），此即天圣令的残卷。自大陆戴建国于一九九九年发表〈天一阁藏明抄本《官品令》考〉[20]以来，广泛引起学界重视。[21]由于天圣令在编修时，每一种令分前后两段记载，前段于记载天圣令文末，以另列一行标示如下文字；「右并因旧文以新制参定」，所谓旧文，即指唐令（当即开元二十五年令）。后段记载唐朝令文（亦即开元二十五年令），文末再以另列一行标示如下文字；「右令不行」，即提示宋朝不用此等唐朝令文。据估计天圣令最后的十卷总共二八九条，附载的唐令也有二二二条，非常珍贵，目前学界已经披露之唐朝〈田令〉有四十九条、宋天圣〈田令〉有七条，〈田令〉总共五十六条；唐朝〈赋役令〉有二十七条，宋天圣〈赋役令〉有二十三条，〈赋役令〉总共五十条；唐朝〈捕亡令〉有七条，宋天圣〈捕亡令〉九条，〈捕亡令〉总共十六条；在戴建国文章中，又揭露唐朝〈仓库令〉四条、〈假宁令〉二条、〈狱官令〉八条、〈杂令〉五条等，到如今学界已经揭露唐令近百条，可补唐令之不足（如仁井田升《唐令拾遗》、《唐令拾遗补》收录田令三十九条，但天圣令附录之唐田令即有四十九条），其实质研究，有待进一步探讨，更期待最近之将来能将天圣令（含唐令）全数公开，以嘉惠学界。宋神宗以后，令兼作约束禁止，于是令与敕混杂而多未能分，此为令之一变。　　
　　其后，令典渐不受重视，至元代无定令。到明初，只见颁行〈大明令〉一卷而已，《明史．艺文志》无着录，令典到明代已不重视令乃极为明显。到清代，终于无编定令典。
　　自西晋泰始令开始以令与律成为对等关系以来，直至南宋末，作为规定制度性质的令，约发达了一千年，在法制史上，其存在的意义，是值得注目的。[22]只是元、明、清时代的令典并不发达，乃以「会典」形式规定了诸制度。例如元文宗时有《经世大典》，共十篇，关于君事者四，关于臣事者六，实际上可说是以令入典。到明孝宗以后，凡三修《会典》。清代自康熙以后，凡五修《会典》，主要以六部为目编列，内容多达二百数十卷。这种《会典》性质，类似于晋以来的令典。所以宋、清间的法制发展，可说凸显了「敕」与《会典》的作用，正反映行政法制化的后退，亦即以社会力制衡皇权的后退，相对的促使皇权的独裁化。
　　《会典》虽具有令典的形式，但实际上已经与令典有别。所谓令典的形式，指《会典》的内容，基本上是收录政府各机构的组织及其相关法规；其与令典的差别，在于令典本系行政法，具有强制性、权威性，违令明定由律惩罚，但违反《会典》则无罚则。所以论其实际，《会典》与其说系受令典影响，不如说受《大唐六典》的影响。盖《大唐六典》本系诸令文的简编，以方便官府吏员检索政府组织规定。所以说《大唐六典》或明清《会典》属于为官须知手册亦无不可，但非为行政法典。
　　至于格、式，除元代较重条格，可作律之用以外，其余各朝，已无唐代的用法。宋代虽有「敕、令、格、式」的用法，但因敕有独立地位，而非如唐作为格之所出，所以宋世之格与敕分开，格之地位已不如唐，更不再有如唐代每朝修格之举；其式亦不若唐代的法典地位，只存体制而已。明清时代，另有事例、条例或则例等编撰，卷数庞大，究其内容，亦相近于格、式。 

四、律令制度的特质 

　　从以上的说明，可知律令制度的发展，有如下几点特质： 

１、以法为治，以礼为本 

　　所谓以法为治，就是以律令制作为国家的基本大法。其于律，原则上采取罪刑法定主义；[23]其于令，则曰：「施行制度，以此设教。」（前引《晋书．刑法志》）理论上，律令制度一经制定后，君臣应共守，儒家如此，法家亦然（参看《商君书．修权篇》）。所以晋惠帝时，三公尚书刘颂曾上疏说： 

　　律法断罪，皆当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论。 

　　刘颂所说「律法断罪，皆当以法律令正文」，虽是个人主张，恐是西晋制定律令时的基本原理。所以唐律〈断狱律〉云：「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总484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