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例如陳顧遠《中國法制史概要》（台北，三民書局，1964初版，1977五版），第三編第一章〈禮刑合一〉，頁355～371；張晉藩《中國法制史》（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第八章〈三國兩晉南北朝的法律制度〉第二節〈立法概況〉，頁322～336；喬偉主編《中國法制通史》第三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第四章〈西晉政權的法律制度〉，頁164～249；甚至以禮、法作為專著者，如馬小紅《禮與法》（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1997）等。
[2]參看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頁205。
[3]參看清漢衛宏撰、清朝孫星衍輯《漢舊儀》卷下（收入周天游點校《漢官六種》，北京，中華書局，1990），頁85。
[4]參看粟勁《秦律通論》（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5），頁264～265，277：孔慶明《秦漢法律史》（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92），頁271。
[5]參看瀧川政次郎〈急急如律令〉（收入瀧川政次郎《律令研究》，東京，刀江書院，1931年初版，1965復刻），頁72-75。邢義田〈秦漢的律令學〉（收入邢義田《秦漢史論稿》，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7），頁251，尤其注16。後漢以後，「如律令」也成為冥界買地券、磚券、木簡等用語。到南朝，尤其是南齊時期，買地券用語中的律令已經摻雜了太上老君、女青等道教神格性，律令在民間的用語更具多樣化。參看坂出祥伸《冥界道教的神格──「急急如律令」》（《東洋史研究》62-1，2003-6），頁75~96。
[6]參看戴炎輝〈中國古代法上之罪刑法定義〉（收入《傳統中華社會的民刑法制──戴炎輝博士論文集》，台北，戴炎輝文教基金會發行，1998。原載《社會科學論叢》15，1964。）頁197。
[7]《令集解》（收入《新訂增補．國史大系》，東京，吉川弘文館，1974）卷一，頁7。
[8]參看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台北，里仁書局，1981），頁100，〈四、刑律〉。此外，有關著作，可參看堀敏一〈晉泰始律令成立〉(收入堀敏一《律令制東世界──私中國史學(二)》，頁51，東京，汲古書院，1994。原載《東洋文化》60，東京大學出版會，1980-2)；祝總斌〈略論晉律之儒家化〉（《中國史研究》1985-2）；馬作武、楊昂〈泰始年間士族集團的爭鬥與晉律的儒家化〉（收入汪漢卿等主編《繼承與創新──中國法律史學的世紀回顧與展望》〔《法律史論叢》第八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頁421～429。
[9]參看程樹德《九朝律考》（北京，中華書局，1988第二次印刷。上海商務印書館，1927初版），頁225～309。
[10]在《晉書．賈充傳》無列榮邵之名，但《晉書．賈充傳》則多列荀煇之名。依據堀敏一氏的考證，從《魏志．荀彧傳》注引《荀氏家傳》，曰：「（荀）煇字景文，太子中庶子，亦知名．與賈充共定音律，又作易集解。」其中「音律」當是「晉律」之誤植。所以參與晉律編纂者，當是荀煇，而非是榮邵；且荀煇之職位，恐與成公綏一樣都是騎都尉。（參看前引堀敏一〈晉泰始律令成立〉，頁48～49。）
[11]參看前引馬作武、楊昂《泰始年間士族集團的爭鬥與晉律的儒家化》，頁426。
[12]參看前引程樹德《九朝律考》，頁277《晉令．序》。
[13]參看池田溫〈中國律令官人機構〉（收入編集委員會《仁井田陞博士追悼論文集》第一卷《前近代法社會》，東京，勁草書房，1967），頁151。
[14]按，《太平御覽》卷638〈刑法部．律令下〉、《（日本）令集解》卷1〈官位令．序〉），皆將兩處「入」字，作「以」字；而「序」字作「存」字，但兩書無「二者相須為用也」之文字。此處擬暫以《北堂書鈔》所載為據。
[15]參看滋賀秀三說，見於律令研究會《譯註日本律令》卷五（東京，東京堂，1979），頁35〈注記〉。
[16]有關唐代宗廟問題，參看章群〈宗廟與家廟〉（中國唐代學會《會刊》4，1993-11），頁1～25；前引拙作〈皇帝制度下的廟制系統──以秦漢至隋唐作為考察中心〉，頁75。
[17]有關君權的法制化，參看拙作〈論唐律中的皇權〉，收入《慶祝韓國磐先生八十華誕紀念論文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8），頁27～41。
[18]武樹臣等《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頁383(武樹臣執筆)。
[19]同前引武樹臣等《中國傳統法律文化》，頁383(武樹臣執筆)。
[20]刊載於《歷史研究》1999-3。
[21]參看岡野誠〈明鈔本北宋天聖令殘卷出現〉（收入日本法史學研究會編《法史學研究會會報》7，2002），頁63～69。中譯文，見翁育瑄譯〈關於明鈔本北宋天聖令卷的問世〉(中國法制史學會編《法制史研究》3，台北，2002-12)，頁289～298。文末附錄「關連文獻一覽」，即學界相關研究成果，尤值得參照。
[22]參看前引池田溫〈中國律令官人機構〉，頁151。
[23]戴炎輝《唐律通論》（台北，國立編譯館出版，1964初版，1977四版），頁8～18。
[24]一般以為《令集解》卷一〈官位令．序〉引述這段話為杜預所說，如前引堀敏一〈晉泰始律令成立〉，頁50-51。但池田溫以為杜預在拙稿正文中所引用的奏事文中的「前略」部分，證諸《晉書》卷三十四〈杜預傳〉、《藝文類聚》卷五十四、《北堂書鈔》卷四十五所引杜預之文，該等文字才是杜預奏事文，但拙稿正文中所引用的文字則為他處所出，可能是日本人所書寫進去的。拙稿所謂「前略」部分，因為與正文主旨無關，所以引文省略。茲再將全文引述如下：「杜預奏事云：『古之刑“部”（“部”字或衍）書，銘之鼎鍾，鑄之金石，斯所以塞異端，絕異理也。（下接“凡令……。”同正文所引）』」按，《晉書．杜預傳》記載杜預之上奏泰始律令之注解文時，相當於此段曰：「古之刑書，銘之鍾鼎，鑄之金石，所以遠塞異端，使無淫巧也。今所注，皆網羅法意，格之以名分。（下略）」《藝文類聚》卷五十四〈刑法部．刑法〉「書奏」條曰：「古之刑書，銘之鼎鍾，鑄之金石，斯所以遠塞異端，絕異理也。法一出門，然後人知恒禁，吏無淫巧，政明於上，民安於下。」《北堂書鈔》卷四十五〈律令〉「銘之鍾鼎」條引杜預奏記云：「古之刑書，銘之鼎鍾，刊之金石，所以塞異端，絕異理也。」明朝張溥編《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所收《晉杜征南集目錄》〈奏〉著錄〈上律令注解奏〉文與前引《晉書．杜預傳》同。根據以上之引述，下列三點值得注意：一、《令集解》引文同於《藝文類聚》，但《藝文類聚》往下尚有引文；二、上述諸書引文內容不盡相同，尤其《令集解》與《晉書．杜預傳》出入較大；三、律與令並舉解說，且強調「以仁為旨」，就當時看來，仍然以杜預較具有這種儒家的法制思想，蓋杜預曾著《春秋左氏經傳集解》三十卷、《春秋釋例》十五卷等，當時堪謂為左傳學專家。而日本即使到九世紀完成《令集解》，諸注解家似不易見到如此明確的律令定義。由此看來，《令集解》與中國典籍各書所引述杜預文字並非全文，而且節略不一。所以《令集解》以外的中國典籍，雖無著錄《令集解》所見：「（前略）凡令以教喻為宗，律以懲正為本。此二法雖前後異時，並以仁為旨也。」相信是被省略之故，此段恐非出自日本人之手，仍可視為杜預奏事的一部分內容。
[25]堀敏一以為晉令篇目可分為三組，一是戶令至雜令，二是規定中央官職的門下散騎中書到贖令，三是最後的軍戰以下十篇。這種三分法，看來受到曹魏州郡令、尚書令、軍中令等篇目的影響。同時也與下列兩者行政的發達有關，一為曹魏所實施的九品官人法，一國家欲直接支配民眾。這些說法也有其道理，但筆者認為最根本的法思想，仍在於儒學的法制化。（參看前引堀敏一〈晉泰始律令成立〉，頁44～47。）
[26]參看島田正郎《東洋法史》（東京，東京教學社，1956初版，1962三版），第一部第二章。
[27]參看拙著《中國傳統政治與教育》（台北，文津出版社，2003），頁55～58。原載拙作〈論唐律中的皇權〉(收入《慶祝韓國磐先生八十華誕紀念論文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8)。
[28]所謂「法定」，若指經國會通過之法律而言，舊律是無此特色。但舊律設定條文，採取具體、個別規定的方法，以取信於民，防範官司之擅斷，則舊律自有其不同於現代的罪刑法定主義定義，戴炎輝稱為非從正面規定罪刑法定主義，祇從側面令官司斷罪時須引正文而已。參看戴炎輝《唐律通論》（台北，國立編譯館，1964），頁8～9；戴炎輝前引〈中國古代法上之罪刑法定義〉，頁295。日本學界對於唐律乃至於傳統刑律，有無罪刑法定主義的特質問題，素來持謹慎的贊否，不能單純的問其有無，而必須從歷史條件去思考東西方歷史的差異性。各說（包括小野清一郎、仁井田陞、瀧川政次郎、奧村郁三等人）的詳細檢討，參看岡野誠《中國古代法基本的性格──「罪刑法定主義」》（唐代史研究會編《中國律令制展開──周邊諸國影響含──》，1979-3）。最近大陸俞榮根對此問題，作了詳細整理，歸納為肯定說、否定說、介二者之間的第三說，而提出罪刑法定與非法定「和合一體」的新說。所謂「和合一體」，指罪刑法定主義與非法定主義共存、兼有，但兩者並非自相矛盾，或對立雜陳，而是有機地整合在一起，是個和階體。（參看俞榮根〈罪刑法定與非法定的和合──中華法系的一個特點〉，收入倪正茂主編《批判與重建：中國法律史研究反撥》，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頁101-144，尤其頁133。此說似可列為第四說，值得重視。惟愚意以為與戴炎輝說仍有相近之處，似可視為戴說之延伸，故此處仍以戴說為據。
[29]戴炎輝以為唐律的特質，除上舉罪刑法定義外，尚包含道德人倫主義、教育刑主義及威嚇刑主義、恤刑主義、客觀具體主義、同害刑主義等六大項．惟教育刑主義以下諸特質，事涉罪刑之實質問題，可另當別論。此處所指東亞法系特質，係就大的立法原理原則而言，所以除罪刑法定義外，再取道德人倫主義一項。戴氏指出道德人倫主義在於以人倫本於天，故刑罰權亦源於天。道德者天理之具現，而道德之基本在於父子、兄弟，推及於國家、社會，天子因係代天行命之尊，成為民之父母，在唐律乃有名分、親屬一體的觀念、律之道德性表現。（參看前引《唐律通論》，頁8～28，尤其頁18～22）。楊一凡對中華法系的特徵的各家說法，有簡單介紹，此即介紹日本淺井虎夫、陳顧遠、陳朝壁以及近年來的說法，並指出法律倫理化、禮法結合、家族本位這幾點是大多數學者的共識。（參看楊一凡〈對中華法系的再認識〉，收入前引倪正茂主編《批判與重建：中國法律史研究反撥》，頁187-188。）此處的共識幾點，似亦可藉由道德人倫主義來說明。
[30]此表依據梁啟超《中國成文法編制之沿革》（台北，中華書局，1936初版，1971臺二版），頁21～22，編制而成。
[31]此表依據池田溫《中國律令官人機構》（收入《仁井田陞博士追悼論文集》第一卷，東京，勁草書房，1977），頁152～153，編制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