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以礼为本，可由前引唐律〈名例律〉《疏》议所说的「德礼为政教之本」作具体说明，并成为日后制法的准则。其表现在法制上，诚如《新唐书．刑法志》诠释「令」义所说的「尊卑贵贱之等数」的秩序。简单说，就是展现国家社会身分等差的秩序，并非无贵贱的「齐民」秩序，更非如西方法律所见的人人平等的秩序。
２、律尚亲亲尊尊，令主教民养民
律令制是以律为主干，律发展的特质，不外树立尊长的纲纪，自家刑国，终于尊君。所以刑律格外保障皇帝及其代表物如乘舆、宫阙、宗庙乃至于臣僚等，同时也重视家族关系。易言之，重视家族主义与权威主义，所以律由亲亲而尊尊。此由唐律所见的十恶（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诸规定，以及议、请、减、赎诸规定等，可获得说明。
至于令主教民、养民，是因为令本来具有教之意，《盐铁论》卷十「诏圣」云：「春夏生长，圣人象而为令；秋冬杀藏，圣人则而为法。故令者教也，所以导民人；法者刑罚也，所以禁强暴也。二者，治乱之具，存亡之效也。」西晋以来，纳礼入令，更具教化作用，正如前引《晋书．刑法志》说：「（前略）故不入律，悉以为令。施行制度，以此设教，违令有罪则入律。」又，杜预奏事云：「（前略）凡令以教喻为宗，律以惩正为本。此二法虽前后异时，并以仁为旨也。」（日本《令集解》卷一〈官位令．序〉）[24]
《大唐六典》卷六〈刑部．刑部尚书侍郎〉云：「令，教也，命也。」凡此均强调令为设教之义。而设教之义，不外在表现养民教民的儒家仁治思想。所以晋令、梁令篇目顺序，以〈户〉、〈学〉、〈贡士〉诸令居前，并非偶然现象。若参照杜佑《通典》以「食货」居首，更可明了儒家政治理念以教化民生为优先，《通典》卷一〈序〉说明其事曰：「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足衣食正是令制中户令、田令等篇目的内涵；行教化也是〈学令〉、〈贡士令〉、〈祠令〉等篇目的内涵。所以取足衣食、行教化的目标，悬为令制的篇首，自寓有养民教民的信念，这当是编定晋令时的本意，而在令制篇目中充分反映儒家的政治思想。[25]
但自隋开皇令以后，直至明令，则取官僚制度的相关规定（如〈官品〉、〈职员〉、〈吏部〉等），置于〈户〉、〈学〉、〈礼〉等篇目之前，而作为篇首。这个变化，当与隋开皇律设定十恶之科，以保障君权有关。盖西晋制定律、令之初，儒臣虽有鉴于律在长远的历史背景中，具体呈现尊君卑臣的效用，此时为求实现仁政于法制中，乃顺着汉末曹魏的时代潮流，而将令典确立为与律典对等，成为性质不同的独立法典体系，进而有意藉令典的实施，使中国政治走向儒家的法制化。这样的成果，的确使中国法制发展迈向一大步。
到了隋代以后，为配合中央集权政策的实施，以早日完成中国统一大业，在积极整理律令法制事业过程中，对西晋以来的法典系统作了重大修正。此即在北齐影响下，于律典确立侵犯君权以及社会伦理的重大罪行，列为「十恶」。同时在令典方面，将晋、梁令以来的编目顺序，调整为〈官品〉、政府各级〈职员〉为优先，其次才是〈祠〉、〈户〉、〈学〉、〈选举〉等令篇。唐以后诸令目顺序大致不变。
宋代以后，令的特质又再褪色，而已少作全面性制定；相对的，在尊君主义的前提下，除了律以外，乃将敕提高到第一位。
整个说来，从春秋、战国以来到明清时期，中国一贯发达的是刑、律；其中晋至唐的这一段期间，令典发展成为与律典对等地位，看似实现儒家的法制化政治时代。但因隋唐中央集权政体建制完成，使西晋以来对于建立儒家式的令典为之一变；再经唐宋间的变革，令典又退居不重要地位，至明初只剩制定一卷本，形同废弃。所以论律令同时存在的时间，逾千年之久(268～1367年)，但实际施行到唐朝为止，则有六百多年(268～907年)。这六百多年，也可认为中国政治走向法制化时期，至少理论上是如此。基于此故，中国史上有少数所谓「治世」时代，唐朝已有其二：此即贞观与开元，绝非偶然现象。为何如此？也就是说，中国史上在晋唐之间为何会出现法制化倾向，而宋以后则走向独裁化？这是一个大问题，历来似少作分析。
今若试图提出解答上述问题，可考虑的方向有四：一、魏晋皇权衰微，故有识之士(来自士族)可利用此机会建立君民共守的法制；二、此一法制，系指儒家化的法制，何况西晋皇室司马氏亦是士族，较容易被接受；三、隋唐虽极力建立中央集权化，但隋唐时代仍是门阀士族社会，所以令典虽有篇目顺序的调整，但因其内容实质不变，所以仍可视法制化时期。四、就法制的立法精神而言，自西晋以来所要建立者，是罚与不罚的法律系统，皇帝地位则为超然，甚至走向独裁化，令典终于受挫。前引《晋书．刑法志》说：「（前略）故不入律，悉以为令。施行制度，以此设教，违令有罪则入律。」再者，《新唐．刑法志》也说：「唐之刑书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国之政，必从事于此三者．其有所违及人之为恶而入于罪戾者，一断以律。」这些规定，说明以「律」定罪名，以「令」定制度，律有罚，令无罚，所有成文法典都可称为「刑书」。晋唐之间所建立的法律系统如此，即使宋代以后，令典不发达，而有会典、则例等，但以律来定罪名的原则不变。皇权所要掌握的正是刑律，以及格、敕的效力。从这个观点出发，进行时立法时，乃将成文法典统称为「刑法」或「刑书」，而史书遂有「刑法志」。若要用今日法律观念去寻找传统有无民事法典，当然找不到。而学界要辩论传统法律是否「诸法合体、民刑不分」或者「诸法并存，民刑有分」，似无多大意义，但对皇权的变化则有意义，此即必须掌握具有惩罚性质的敕、格、律，于是宋以后令典不发达，而皇权则更加独裁化。
３、中华法系在东亚地区的形成
律令制的发展，到唐代已臻于成熟。以刑律而言，如对少年、老年的特别规定、社会防罪、告诉乃论，乃至国际刑法等，较之今日刑事思潮，并不逊色；以令、格、式而言，将政府组织与职能，以及政府与人民的关系等，均予以法制化，上下易于遵循，这是官僚政治的一大进步。
正好此时朝鲜半岛上的新罗与隔海的日本，努力建设国家，乃大量摄取唐朝律令制度。可惜今日有关新罗法制史料的遗存极少，尚幸日本保存了大宝、养老令以及律的残卷，尤其是养老令。正巧地，唐令大多散佚，而律文差不多保存。因此，藉唐律可使日本养老律获得相当程度的复原；而籍日本大宝、养老令，也可使唐永徽令、开元前令获得相当程度的复原。这种互补工作，正是当日文化交流的结果。
从整体而言，七、八世纪之际的东亚，已自成一历史世界，这个世界是以中国文化（或曰汉字文化）的普通性存在为其特征；其普遍要素之一，就是律令制度的行用。其后，尽管中国有宋、元、明、清诸朝的递嬗，朝鲜半岛也有高丽王朝、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