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考虑对未来研究项目的提议并对此提出建设性的意见。[8] 1961年创刊的《海特报道》似乎并没有被“东方”这个词的广博含义所困惑，同时，它发现美国大学里也用这个词。当代英美研究伊斯兰教最负盛名的专家H·A·R· 吉伯也喜欢把自己称为东方学的学者，而不愿把自己积作阿拉伯文化专家。作为古典主义者，吉伯可以用“地域研究”这一令人生厌的新词来描述东方学，从而表明地域研究和东方学毕竟是可以互换的地理名词而已”’。[9]但是，我认为，这无疑会使人们对知识和地理位置之间的关系产生误解。下面我就简单地论述一下这种关系。
    尽管存在许多模糊的欲望、冲动和意象的干扰，人脑总是趋于形成“具体的科学”。[10]这种说法是克劳德·列维一斯特劳斯首先提出的。例如，某原始部落的居民会把某个具体院置上的某种功能和意义很牵强地与他们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下的各种阔叶植物联系起来。这些植物中的许多其实毫无实平价值，列维一斯特劳斯欲阐明的是人脑需要有条不紊，而这种条理性则是通过观察、辨别事物，并把大脑已经感觉到的事物分门别类放在安全易寻的位置上而实现的。因此，在构成其自然环境的实物系统中．各种事物都被赋予了功能。这种最基本的分类法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性，但决定这种逻辑性的规则既缺乏理性．又无普遍意义。例如，青蕨类植物在这个社会中是宽厚仁慈的象征，而在另一个社会中却象征邪恶。在看待事物之间区别性特征的问题上总是有一种纯主观的判断标准，与这些特征并存的是某些价值观念，而且，如果这些价值观念的沿革能够被完全发掘出来的话，可能还会显示出同样的主观判断尺度。服饰的变化足以说明这个问题。为什么在几十年时间内假发、花边硬领和高腰鞋三番五次流行呢？问题的答案与实用性和服饰的内在美有关。然而，如果我们都同意这样的观点，即历史上所有的事物也同历史本身一样是人创造的，那么我们将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许多实物、地点或时间很可能会被先赋予作用和意义，然后才被证实其客观真实性。该做法特别适用于那些相对来说不寻常的人和事：像外国人、某些突变、“反常”行为等等。
    人们很可能会认为：某些特殊的事物是人主观臆造的，它们看起来仿佛是客观存在，但实际上只是虚构的而且。例如，住在几英亩土地上的居民会在自己的邻地及邻界的土地和除此之外的地域之间划出界线，称界线以外是“野蛮人的家园。”换句话说，这种凭主观臆断将一块熟悉的空间说成是“我们的”，把那块“我们的空间”之外的不熟悉的空间说成是“他们的空间”的普遍做法只能使划分地理特征的方法完全主观随意化。我在这儿用了 ‘主观随意”这个词，这是因为这种凭空想像出来的“我们的家园 —一野蛮人的家园”的地理观念并不需要得到野蛮人的认可。“我们’在自己脑子里确定这些边界就足矣了。“他们”因此而变成了 ‘他们”，他们的领地和心理状态都被看作与“我们的”截然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讲，不论是在现代社会还是在原始社会，人们的自我意识都是从反面发展起来的。一位公元5世纪的雅典人越是感到他作为雅典人的优越感，就越会觉得自己是个非野蛮人。正如人们所预想的那样，社会、民族、文化上的分界线与地理上的分界线相伴而来。一个人觉得自己很正常的意识往往是基于这样一个非常松散、不严谨的概念，即在我们自己的领土之外，“在那边”，还存在着异样的人和事。形形色色的臆测、联想和杜撰都被推置在我们自己领土之外的那片陌生的空间里。

    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歇拉尔曾经写过一篇名为“空间的诗学”的评论文章。[11]他指出，一幢房子的内部结构，由于其不同的经历，便被蒙上了一种或真或假的亲密感、神秘感或是安全感。一幢房子的客观空间——各个角落、走廊。地下室、居室——还不如它所具有的诗学意义重要。这种诗学意义通常含有我们能说得出或感觉得到的特征，或是虚构的，或是比喻的：因此，一幢房子或鬼魂作祟，或亲切如家，或形同大狱，或魔力无比。空间通过这种诗学过程被蒙上了情感和理性的色彩，而远处那片片空旷无名的土地对我们来说则被赋予了意义。当我们谈及时间的时候，相同的情况又出现了。我们对诸如“很久以前”、“世界的起源”和 “世界末日”的联想都是充满诗意的。在一位研究中世纪埃及王国的历史学家眼里，“很久以前”的含义非常清楚，但这并不可能完全驱散或消除那些半虚构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人们可以感受到的，它们隐含在非常遥远且又与我们的时代完全不同的幻想之中。毫无疑问，想像中的地理和历史能生动地再现其近邻与其遥远的异国之间的距离和差异，从而促使人脑加强自我意识。
    然而，佯装我们所知道的真实的历史和空间知识，或者换句话说是历史和地理知识远远多于幻想中的知识则是徒劳的。实实在在的历史和实实在在的地理是存在的，而且，美国人和欧洲人对此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与吉伯所处时代的学者相比，今天的学者对这个世界的过去和现在的确是知之甚多了。但这并不意昧着他们已经揭示了所有本知的事物。更重要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现有的知识能有效地消除我刚才谈及的想像中的地理和历史。至于这种凭空想像出来的知识是否浸透进了历史和地理，是否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它们，我们在此不必得出结论。现在，我们要谈的问题是：这种想像出来的知识就在我们面前，其力量和作用远远超过了那些实实在在的知识。
    几乎是在很早以前，欧洲人眼里的东方就不仅仅是人们凭经验感知的东方，它的内涵更加丰富。正如R·W·索仁明确指出的那样：至少是到18世纪，欧洲人对作为～种文化形式的伊斯兰教那样：至少是到18世纪，欧洲人对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的伊斯兰教的理解非常幼稚，但也不乏复杂化。[12]他们对世界东方的某些联想虽不是少见多怪的，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但也算不上是见多识广的，而且，这些联想总是建立在东方这一概念之上的。在此，我们首先要考虑东方和西方的分界线。东西方的划分在《伊利亚特》时代似乎已经是相大胆的了。与世界东方有关的两个最具深远意义的特征，一个出现在现存最早的雅典戏剧、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中，另一个则出现在现存最晚的雅典戏剧、欧里庇得斯的《酒神颂》中。埃斯库罗斯描写了当波斯人得知泽克西斯王率领的水师被希腊人全军覆灭时那种巨大的灾难感。合唱队唱起了下面这首颂歌：
        现在亚洲所有的土地
        在懊丧中呻吟。
        泽克西斯王领导军队，嗬，嗬！
        泽克西斯王被打败了，咳，咳！
        泽克西斯王的计划全部失败了，
        在大海的船上。
        那么，为什么大流士
        那位来自苏萨的可敬的首领
        在率领众战士作战时
        没有伤害他的战士们？[13]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亚洲是通过欧洲人的想像来讲话的，而且欧洲总是比亚洲——大海彼岸那片不友好的异土——略胜一筹。亚洲被赋予了空虚、失落和灾难的色彩，而后来这些又被看作是东方对西方挑战的回报。欧洲人曾因为亚洲人在其辉煌的过去略胜他们一筹而感到悲哀，而这一点本身恰恰就战胜了欧洲。
    在《酒神颂》这部或许是所有雅典戏剧中最富亚洲情调的戏剧中，酒神狄俄尼索斯明显地与其亚洲血统息息相关、与由东方神秘性而招致的怪诞和残忍暴行有关。底比斯国王彭透斯是被他的母亲阿高厄及其随从的女祭司们所杀害的。彭透斯公开无视狄 俄尼索斯的存在，无视其神威和力量，因此，他被施以重刑。在这出戏结尾时，人们都认识到了这位怪诞神灵的令人生畏的力量。《酒神领》的当代评论家们没有忽视这出戏超凡的理性和美学效果；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也不能逃避下面这一历史事实：欧里庇德斯肯定是受到酒神崇拜这一新现象的影响。这种现象是由于奔底斯、希伯乐、萨巴斯、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