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的《东方史》之外，到19世纪初，《东方大全》在欧洲一直是一部标准的参考书。该书所涉及的范围的确是划时代的。加朗是《一千零一夜》的第一位欧洲译者，也是一位著名的阿拉伯文化专家。加朗省粑读贝洛的成就与前人相比较，指出：埃贝洛的研究范围是空食的。加朗说，埃贝洛通晓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他在这些领域内涉猎广泛，因此，他能发现许多迄今不为欧洲人所知的事情。[29]埃贝洛首次编纂了一部上述3种东方语言的辞典，此后，一他又潜心研究东方历史、神学、地理、科学和艺术，不论是真换伪史料还是难以令人置信的传说，他都不放过。后来，他决编著两部书。第一部是“文库”，即《东方大全》，这是一部按字母顺序编纂的辞典；第二本是一部文集，但他仅完成了第一部分。
    加朗在谈到《东方大全》一书时指出：这里的“东方’，旨在包括地中海以来的国家和地区。加朗崇拜地说，这里涉及的时间不是从上帝创造亚当开始，也不是以“我们所处的时代”而告结束，埃贝洛又往前走了二步，他甚至上溯到寓言传说中“更加远古”的时代，追溯到创世纪之前的时光。随着加朗论述的继续，我们知道《东方大全》与世界上其他历史书籍相似，因为它旨在完成一部完整的现存有关“创世纪”、“大洪水”巴别塔的毁坏和其他知识的概要。埃贝洛与前人研究内容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原始材料都来自东方。埃贝洛把历史分为两类：《圣经》中记载的历史动世俗历史（前者涉及犹太人和基督徒，后者谈的是穆斯林）。他把历史分为两个阶段：大洪水之前的历史和大洪水之后的历史。这样，埃贝洛就可以从更开阔的角度论述其内容截然不同的莫卧儿人的历史、邀靶人的历史、土耳其人的历史和斯拉夫人的历史。埃贝洛的研究还包括穆斯林帝国的所有省份——东起东方的最东端，西至海各利斯柱——的风土人情、宗教礼义、历史传说、典籍评论、历代王朝、宫殿、河流和植物群。这部著作包括了“曾给基督教带来很大危害的、违背穆罕默德教的观点。”与在此之前的著作相比，这部著作的内容是最全面的。最后，加朗又一次向读者阐明埃贝洛的《东方大全》是无与伦比的。他说，该书“文字和悦，实用性强”。波斯泰尔、斯凯利格、戈流斯、波考克和埃佩涅斯等东方主义学者的研究成果都仅仅局限于语法、词汇、地理等方面。只有埃贝洛才有能力向欧洲读者证明研究东方文化并不是徒劳的。加朗认为只有埃贝洛试图在读者头脑中形成一个有关东方研究的内涵完整的概念，这个概念不仅能丰富人的头脑，而且还能满足许多人头脑中既有的期望。 [30]
    正是由于有像埃贝洛这样的学者的不懈努力，欧洲人才发现了自身包容东方和使东方更加东方化的潜在能力。加朗在谈到自己和埃贝洛研究东方素材时总是带着某种优越感。17世纪的地理学家拉斐尔·杜·芒，在其作品中指出，欧洲人能够感觉到欧洲科学已经超过了东方。[31]显而易见，西方人不仅有视角上的优势，他们还具备成功地包容异常广博的东方文化的技巧，有能力把东方文化系统地、甚至是按字母顺序介绍给西方的普通读者。加朗在谈到埃贝洛为什么要满足人们心目中既有的期望时指出：我认为，《东方大全》并不是想改变人们对东方的固有看法，它是要在读者的心目中进一步证实东方的存在；埃贝洛不想、也不愿意动摇人们头脑中那些根深蒂固的信念。《东方大全》只是旨在更加详尽、更加清晰地表现东方。看起来可能会是一部松散、杂乱、模糊的有关地中海以东国家历史、《圣经》中形象、伊斯兰文化、地名等内容的书经改头换面，成为一部有理有据，谈古论今的东方概论。
    东方的上述“形象”是代表那些不能被驱散的大的“整体”的形象，这些形象又反过来帮助人们把握和看清这个“整体”。上述 “形象”可以是性格典型的人物，诸如泰奥弗拉斯特、拉·市律耶尔，也可以是塞尔登笔下的吹牛大王、吝啬鬼、或饕餮。如果说人们一眼便可识破罗马喜剧中自吹自擂的士兵或骗子穆罕默德，这话并不完全正确。因为一个人物所处的散乱的环境最多也不过使人们较容易或较清楚地理解这种典型。然而，埃贝洛创造的穆罕默德这个人物是一个“形象”，因为这位假预言家是那个被称为 “东方”的戏剧表现整体的组成部分，而这个“东方”的全部则被包含在《东方大全》中。
    东方主义研究中的说教成分不能与其他部分割裂开来看待。在像《东方大全》这样一部作为系统研究成果的学术著作中，作者使他所研究的材料在学术上更具有条理性、更清晰；另外，他欲向读者阐明：印刷文字传达的是他对所涉及材料的严整的、学术上的评价。《东方大全》欲阐明这样一个观点：东方主义研究是有力量，有效应的；它无处不在提醒读者：欲到达东方，你必须超越东方主义者设置的许多学术上的条条框框。东方不仅被调整以适应西方基督教的严格道德规范，而且还被一系列观念所左右。这些观念使得西方人在研究东方时不是先从东方的第一手材料中查找修正错误和证实论点的根据，而是去阅读其他东方主义学者的著作，东方主义研究的舞台——我总是这样称呼它——已变成了一个具有严格道德内容和认识论内容的体系。作为一种已经规范化了的研究东方的西方知识体系，东方主义逐渐对东方、东方主义研究和东方主义研究成果的西方“消费者”产生了“三方面”的影响。我认为，低估因此而出现的这种三方面关系的力量是错误的。东方之所以被矫正、甚至是被惩罚，是由于它位于欧洲社会——我们的世界——的疆界之外；东方因此就“更东方化”了：这个过程标明东方不仅是东方主义学者的领地，而且还强迫外行的西方读者承认东方主义学者们研究、编纂和整理的作品中的东方是“真实”的东方（比如说埃贝洛的按字母顺序编写的《东方大全》）。 简而言之，真理的特殊用途是判断学术问题，而不是判断第一手材料本身。这一点似乎也是东方主义学者的“功劳”吧！ 
    上述说教过程既不难理解也不难解释。人们不会忘记这一点：所有的文化都对作为原始材料的现实加以修正，把现实从不受任何约束的自由实物转换为一个个知识单位。问题并不在于出现了转换。人脑自然要抵御这种未经过处理的陌生的东西的干扰。因此，一种文化总是趋于对另一种文化加以改头换面，而不是实事求是地接受该种文化；是为了接受者的利益而接受其改动后的内容。然而，对西方人来说，东方总是“像”西方的某个方面。例如，对某些德国浪漫主义者来说，印度教其实就是德意志一基督教泛神论在东方的翻版。东方主义者总是视改变东方的本来面目为己任：他们这样做是为自己，是为自己的文化，也是为他们所信仰的那个东方的缘故。这个转变过程是科学严谨的；东方主义被作为一门学科来教授、有自己的学术团体、学术期刊；还有自身的传统习惯、词汇和修辞。上述这些都与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和政治标准基本相联。正如我要表明的那样，整个东方主义研究比东方主义者最初想做的事情更加完整，致使当你审视19世纪和20世纪东方主义研究的时候，最明显的印象就是东方主义研究本身已不自觉地把整个东方系统化了。 
    从我上面例举的古希腊作品中西方人表现东方的例子中可以看出这种系统化是古而有之的。如果我们研究一下但丁《神曲》中的《地狱篇》，便会清楚地发现后来西方人对东方的表现是建立在前人基础之上的。他们在系统化的过程中异常严谨，他们在处理西方人幻想中的地理时极为得体。但丁《神曲》的功劳在于他把对世俗生活的现实主义描写与基督教永恒普遍的价值观念天衣无缝地结合起来。作为旅行者的但丁在途经地狱、炼狱和天堂时的所见所闻本身就是绝无仅有的梦幻中的审判。保罗和弗兰齐斯嘉由于犯淫行罪而被永远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