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尼斯和伊西斯等外来颠狂宗教的传播而形成的。这些异教从小亚细亚和地中海东部请国传入欧洲并在伯罗奔尼撒战争那些令人沮丧且理性全无的年代里在皮雷埃夫斯和雅典流行起来。[14]
    上述两部古典戏剧中划分东西方的两个特征将成为欧洲人想像中的地理的基本主题。欧亚两洲由此被分开。欧洲强大无比且能言善辩；亚洲屡战屡败又非常遥远。埃斯库罗斯“代表”亚洲，他使年迈的波斯王后——泽克西斯王的母亲——成为亚洲的代言人。在这儿，是欧洲人在代表东方说话，这种代言则是一种特权。但是，这不是木偶操纵者的特权，而是真正创造者的特权：创造者具有给予生命的力量，这种力量代表了自己熟悉的疆界另一侧的土地，并使之充满生机；否则，这片土地就会永远寂寞或险情丛生。在埃斯库罗斯戏剧与东方学的学术研究外壳之间有一个相似之处：前者包含着剧作家笔下虚幻的亚洲；后者也想把亚洲这片广袤却又杂乱无章的土地置于它极富同情心而又是居高临下的监控之中。欧洲人想像中的地理的第二个主题便是东方暗含着危险，理性被东方的暴行所毁灭，那些神秘诱人的东西恰恰是正常价值观念的对立面。彭透斯对歇斯底里的酒神女祭司的严厉拒绝起初象征着东西方的不同。然而到后来，彭透斯自己也变成了酒徒。彭透斯被毁灭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他最后放弃了自己的信仰屈服于酒神秋俄尼索斯，而是由于他最初错误地估计了狄俄尼索斯对其国家的威胁。欧里庇得斯旨在揭示的教训在剧中由两位博学老人加德穆斯和蒂瑞色斯体现出来：他俩意识到仅靠“主权”并无法统辖人类；[15]判断力则是更重要的。这种判断力意味着正确地估计外来力量并巧妙地与之妥协共存。此后，西方人便对东方的神秘性另眼相看了，但这决不是因为这种神秘性向西方人的理性发出了挑战，并动用了其持久的力量。
    然而，宏观上的划分，比如说东西方之间的划分，势必会引出许多小的分支，特别是会引发被视为文明社会正常行为的外向型活动，诸如旅行、征服异邦和探险等等。古希腊和罗马的地理学家、史学家、像凯撒那样的大人物、演说家和诗人都曾增加过区别种族、地区、国家和人脑的分类学知识储存，其大部分内容是利己的，旨在证明罗马人和希腊人较之其他人种优越。然而，东方问题在分类和等级划分上有其自身的传统。至少是从公元前2 世纪开始，旅行家或是心系东方、雄心勃勃的君主都念念不忘贺拉德斯和亚历山大曾到过东方。贺拉德斯是位史学家和旅行家，他好奇心极强，他同时还是一位不知疲倦的编年史作者；亚历山大是国王兼威士，科学上的征服者，因此，东方又被划分为两部分：曾被贺拉德斯和亚历山大及追随者们知晓、没有到过、也没有征服的地域。基督教从而也成了对东方内部范围的划分：近东和远东。近东是被热奈·格鲁塞称为“地中海东部帝国”的广为人知的东方。[16]远东则是鲜为人知的东方。东方的形象也因此而在人们心目中左右漂移：一边是作为西方人归宿的旧世界——伊甸园和天堂，在那儿，人们可能依照旧世界的模样建立起一个新世界；另一边则是一块全新的土地，就像哥伦布发现的美洲新大陆一样（尽管哥伦布自己出人意料地认为他发现了旧世界的一部分）。诚然，上述不同内涵的东方不能被简单地归为这一类或那一类：也正是这种摇曳不定、这种诱人深思的联想和这种既使人欢娱又使人迷惑的潜在力量才使得东方如此引人入胜。
    下面谈谈东方，特别是近东，是怎样自古就被视为西方的反面补充物的。我们首先得考虑下面的历史事实：《圣经》出现和基督教的兴起；是大旅行家马可·波罗确立了东西商路并创立了一整套严谨的商业交往体系：还有在他之后的旅行家渔道维可· 迪·瓦尔塔马和皮埃特罗·德拉·瓦列：还有像曼德维尔那样的寓言家；令人生畏的东征运动，当然，主要是讨伐伊斯兰教的；还有抱着军事目的的朝觐者，这里主要是指东侵的十字军。总而言之，那些与上述事件有关的文字材料足以建造～个独具内部结构的档案馆，人们可以从中查找一定数量的有代表性的资料摘要：或是旅行见闻、历史和寓言；或是陈规老套般的篇章，或是对抗辩论性的文章。这些资料是体察东西方的透镜，它们确定了语言、感觉和东西方冲突的形式。然而，恰恰是我前面提到过的那种摇曳不定性给这大量的冲突提供了内在的统一性。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那些很明显是异国他乡的事物就更令人陌生。人们既不想把事情判断为全新，也不想把它们看得太熟悉，这就出现了一种中庸的解决办法：在分析初次接触到的事物时，把它们当做熟悉的事物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已。从本质上讲，这不是一种接受新信息的方法，它只是牵制了对许多问题既定看法的威胁。如果人脑要应付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比如中世纪传入欧洲的伊斯兰教。其反应从总体上讲会是保守的，带有防卫性的、伊斯兰教曾被看作是过去某种经历的欺骗性翻版，这种经历就是基督教。威胁是潜在的，人们所熟悉的价值观念又出现了。最后，人脑通过调节外界事物与自己的关系来减少其对人脑的压力。伊斯兰教被“驾驭”了：压抑其新奇之处和其丰富的联想是为了找出其细微的差别。如果没有人注意到伊斯兰教的这种未经润色的新奇之处，这些差别或许不会被发现。因此，总的说来，东方是在西方人对熟悉的事物的藐视和对新奇事物的狂喜或恐惧之间摇曳不定的。

   然而，当谈及伊斯兰教时，欧洲人的恐惧——如果不总是敬慕的活——是正常的。632年穆罕默德死后，伊斯兰教军事上的和后来文化及宗教上的霸权地位大大增强。首先是波斯、叙利亚和煤及，接下来是土耳其，最后是北非相继被穆斯林军队所占领；在 8世纪和9世纪，西班牙、西西里和法国的部分地区也被征服。到 13和14世纪，伊斯兰教统辖了东至印度、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的大片土地。对于这种强劲的攻势，欧洲人除了恐惧和敬畏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任何反响。曾目睹伊斯兰教征服异邦的信仰基督教的作家们对穆斯林世界的学问、正统文化及其这种文化的精华兴趣不太。因为正如吉本所说的，这时期的穆斯林与“编年史上记载的最蒙昧。最懒散时期的欧洲人绝无二致。”但是，吉本又无不满足地说，“随着西方科学的发展，东方主义研究肯定会失去活力。[17]正如11世纪卡西欧山的一位教土埃谢伯特所说，基督徒对东方军队的典型印象是：他们“像一群蜂拥而至的蚂蚁，但其手臂却力大无穷，……他们能摧毁一切。"[18]
    欧洲人并非无缘无故地把伊斯兰教视为恐惧、却掠和恶魔的化身，把穆斯林视为令人生厌的野蛮人。对欧洲人来说，伊斯兰教是其心头长期的隐患。直到 17世纪末，“奥托曼危险”一直潜伏在欧洲，对整个基督教文明构成威胁。后来，欧洲文明逐渐同化了这种“危险”以及与其共存的有关伊斯兰教的知识学问、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美德和恶习，并把它们编织在欧洲社会生活药大框架之中。正如塞缀尔·朱在他的经典著作《新月和玫瑰》中所描写的，仅仅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国，“一位受过中等教育、智力平平的人”，便会非常熟悉奥托曼伊斯兰时期的大量历史事件，熟悉伊斯兰教对基督教欧洲的蚕食过程。当时的伦敦剧院也带上演有关的剧目[19]。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欧洲人对伊斯兰世界的现存认识来自那些形象和名誉都被扭曲了的高大可畏的士兵。正如沃尔特·司各特笔下的撒拉逊人那样，欧洲人对穆斯林教徒、土耳其人或阿拉伯人的描写总是被蒙上一层要统辖可怕的东方的色彩。从某种程度上说，当代博学的东方学者也沿袭了上述做法。他们研究的东方并不是真正的东方本身，而是欧洲人心目中的那个东方。这样，对西方读者来说，东方也就不那么可怕了。
    对外来文化的这种“改造驯化”过程本身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