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如何想象自己的身份——关于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若干定义的反思(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性的普遍性和真理是否存在?用福柯的观点来解释,这不过是权力的产物而已,或者说是"求真意志"的结果;其次,知识分子超越特定阶级局限而追求知识的权威性,说到底不过是某种权力的作用而已。从后现代的视角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立场来看,曼海姆关于知识分子的想象带有明显的启蒙现代性意味。
二、"有机的"
显而易见,曼海姆的知识分子界定过于理想化,在充满了阶级和集团利益纷争和复杂阶级-权力关系的现代社会,超然于各种利益集团之上的"自由飘浮的"的知识分子是难寻踪迹的。我们看到的总是与特定社会运动及阶级关系密切的具体的知识分子。在这方面,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知识分子界定最具代表性。以至于萨依德把这种界定视为二十世纪关于知识分子最著名的两个描述之一。
在某种程度上说,葛兰西的界定是和曼海姆的界定对立的,后者强调知识分子的个体性和超然性,而前者则关注在现实社会中知识分子的集体性和阶级有机性。葛兰西认为,新的资本主义现实造就了新型知识分子,他们不同于那些以教师、僧侣和官员式"传统的知识分子",其角色和功能与特定的社会阶级和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机知识分子"角色的出现,是与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他认为,统治阶级地位的确立不仅总是在生产方式变革的产物,同时也是意识形态霸权确立的结果。而意识形态霸权的并不是以暴力的方式确立的。他的一个重要发现是,意识形态霸权通过各种制度形式(诸如国家、教育、出版、大众媒介、文化等),来使广大社会公众,甚至是被统治阶级"默认"统治阶级的观念和价值。这就意味着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在确立意识形态的霸权过程中具有某种极其重要的功能。他指出:
任何朝向统治发展的集团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在于它从"意识形态上"来同化和征服传统知识分子的斗争,但是,这种同化和征服越迅速越有效,该集团同时在塑造自己的知识分子方面也就越成功。[9]
这里,葛兰西从工人阶级的立场出发,提出了塑造工人阶级自己知识分子历史任务。因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在反对和颠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霸权方面,具有不可取代的功能。所以他又指出,任何社会集团都会"有机地"创造出某种或更多的知识分子阶层,这些知识分子将会彰显出该集团同质性,并有意识地阐明在经济领域和社会政治领域中作用。[10]
在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界定中,有几个基本的规定。第一,这种新型知识分子从根本上说并不是有具体职业的个体,他着力强调的是一系列普泛的实践和活动。换言之,在这种理论中作为知识主体的人更多地是和社会实践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一来,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的规定,也就克服了过去传统的理论和实践的对立分离。第二,葛兰西关注的是作为群体而非个体的知识分子。所谓"有机的"知识分子界说,本身就昭示了知识分子与集团的关系,他们是特定阶级或集团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他看来,超然的个体并不存在,只有进入社会关系的个体,所以,"个体也就成为从最简单到最复杂的各种社会有机体的组成部分。"[11]第三,葛兰西提出了一个更加激进的想法,那就是有机知识分子并不局限于少数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只要进入某种精神活动,进入社会关系,善于表达意见,作出自己的文化选择,这样人都是"知识分子"。他以"人人都是哲学家"这样的说法来超越传统的知识分子-大众的对立。
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论可以作多种解读。首先,这种界说突出了知识分子在维护或解构意识形态霸权以及塑造公众"常识"方面所具有的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他生活的年代,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他敏锐地看到了意识形态和大众意识问题的重要性,发现了知识分子的独特功能。即使是在今天,他所提出的问题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如果我们把葛兰西的理论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结合起来,其深刻洞见极富启发性。[12]其次,葛兰西的理论又可以作另一种解读,即他预见到高度专业化的职业社会中知识分子的新角色,他曾指出:"资本主义的企业在创造自身的同时,也创造出了工业技术人员,政治经济专家,新的文化组织者,新法律系统的组织者等。"[13]萨依德认为,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是各个阶级或企业所利用的手段,以此来获得更多的权力,获取更多的控制。今天的广告公关人员,为某家公司赢得更多的市场份额,他们在民主社会中极力获得顾客的首肯,赢得赞同,引导消费者或选民的意见,他们的功能就是努力去改变民众的心意。[14]如果我们把这种解读和后现代关于知识分子功能转变的理论联系起来,不难发现,葛兰西的预见很有前瞻性。[15]
但是,葛兰西和曼海姆的差异恰好道出了知识分子这个矛盾体的两个侧面,具体的属于特定阶级的知识分子与普遍的超越性的知识分子,这两说法似乎就是知识分子真实身份那一枚硬币的两面。
三、"新阶级"
曼海姆对知识分子身份的想象,是一种自由不拘的特立独行者,而葛兰西宁愿强调知识分子与特定阶级和社会制度的依存关系。两种知识分子的想象各执一隅。有别于这两种想象的另类界定,是美国社会学家古德纳的知识分子新阶级理论。在他看来,所谓知识分子,既不是超然的天马行空者,又不是某个阶级的有机成份,准确地说,他们自己就是一个新阶级。
何以得出如此结论?古德纳发现,社会的发展正在改变资本的涵义。旧阶级是所谓财富拥有者(资本家),新阶级最先在旧阶级所拥有的公司、商行或机构工作,渐渐地,由于教育系统和专业知识发展,两者分离开来。新阶级逐渐形成了一种其独特的阶级意识或公共意识形态--专业主义,专门化的知识和训练使之获得了旧阶级所不具备的技能和知识,进而超越了旧阶级:
专业主义是新阶级的公共意识形态之一,是新阶级对旧阶级彬彬有礼的颠覆。专业主义是新阶级的"集体意识"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虽然并未对旧阶级公开批判,但专业主义则是新阶级对技术上和道德上高于旧阶级的优越性的心照不宣的要求,它意味着旧阶级缺乏技术上的可信资格,他们是受制于商业性收买的动机的。……专业主义造就了对新阶级合法性的核心诉求,这悄悄地消解了旧阶级的权威。[16]
这里,古德纳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文化资本"。在他看来,现代知识阶层与生产方式的特殊关系全然有别于资本家阶级,他们介于劳动和资本之间,因而构成了一种不同于财富资本的文化资本。随着知识的生产和拥有越来越重要(所谓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高技术社会,媒介社会,知识经济社会等等),文化资本必然取代财富资本,这就使得知识分子在社会中处于某种特殊的优越地位。过去拥有厂房和机器的人就拥有资本,如今拥有教育和知识的人同样也就获得了资本。所以,他得出结论,文化资本的拥有既统一了新阶级,又使之与劳动阶级区分开来。(注意,他的这个看法和曼海姆关于教育乃是连接知识分子的纽带的看法不谋而合。)
但问题在于,任何阶级都会拥有一定的文化资本,那么,作为新阶级的知识分子与其他人区别何在呢?"区别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数量上的区别--新阶级拥有较多的文化资本,他们从中获得的收入之比重较大。第二是质量方面--新阶级的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就此而言,知识分子和知识阶层新阶级是因为以下事实而非同一般,亦即一种言语共同体。他们说着一种特殊的语言学变体,一种精致的语言学变体。他们的言说特征在于朝向某种特殊的言说文化:朝向缜密的和批判性的话语文化(CCD)。"[17]这种批判的话语文化不仅使知识分子作为新阶级而有别于劳动阶级和资本家阶级,而且也使之有别于旧的官僚阶级。总而言之,批判话语是新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他们的共
二、"有机的"
显而易见,曼海姆的知识分子界定过于理想化,在充满了阶级和集团利益纷争和复杂阶级-权力关系的现代社会,超然于各种利益集团之上的"自由飘浮的"的知识分子是难寻踪迹的。我们看到的总是与特定社会运动及阶级关系密切的具体的知识分子。在这方面,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知识分子界定最具代表性。以至于萨依德把这种界定视为二十世纪关于知识分子最著名的两个描述之一。
在某种程度上说,葛兰西的界定是和曼海姆的界定对立的,后者强调知识分子的个体性和超然性,而前者则关注在现实社会中知识分子的集体性和阶级有机性。葛兰西认为,新的资本主义现实造就了新型知识分子,他们不同于那些以教师、僧侣和官员式"传统的知识分子",其角色和功能与特定的社会阶级和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机知识分子"角色的出现,是与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他认为,统治阶级地位的确立不仅总是在生产方式变革的产物,同时也是意识形态霸权确立的结果。而意识形态霸权的并不是以暴力的方式确立的。他的一个重要发现是,意识形态霸权通过各种制度形式(诸如国家、教育、出版、大众媒介、文化等),来使广大社会公众,甚至是被统治阶级"默认"统治阶级的观念和价值。这就意味着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在确立意识形态的霸权过程中具有某种极其重要的功能。他指出:
任何朝向统治发展的集团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在于它从"意识形态上"来同化和征服传统知识分子的斗争,但是,这种同化和征服越迅速越有效,该集团同时在塑造自己的知识分子方面也就越成功。[9]
这里,葛兰西从工人阶级的立场出发,提出了塑造工人阶级自己知识分子历史任务。因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在反对和颠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霸权方面,具有不可取代的功能。所以他又指出,任何社会集团都会"有机地"创造出某种或更多的知识分子阶层,这些知识分子将会彰显出该集团同质性,并有意识地阐明在经济领域和社会政治领域中作用。[10]
在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界定中,有几个基本的规定。第一,这种新型知识分子从根本上说并不是有具体职业的个体,他着力强调的是一系列普泛的实践和活动。换言之,在这种理论中作为知识主体的人更多地是和社会实践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一来,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的规定,也就克服了过去传统的理论和实践的对立分离。第二,葛兰西关注的是作为群体而非个体的知识分子。所谓"有机的"知识分子界说,本身就昭示了知识分子与集团的关系,他们是特定阶级或集团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他看来,超然的个体并不存在,只有进入社会关系的个体,所以,"个体也就成为从最简单到最复杂的各种社会有机体的组成部分。"[11]第三,葛兰西提出了一个更加激进的想法,那就是有机知识分子并不局限于少数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只要进入某种精神活动,进入社会关系,善于表达意见,作出自己的文化选择,这样人都是"知识分子"。他以"人人都是哲学家"这样的说法来超越传统的知识分子-大众的对立。
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论可以作多种解读。首先,这种界说突出了知识分子在维护或解构意识形态霸权以及塑造公众"常识"方面所具有的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他生活的年代,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他敏锐地看到了意识形态和大众意识问题的重要性,发现了知识分子的独特功能。即使是在今天,他所提出的问题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如果我们把葛兰西的理论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结合起来,其深刻洞见极富启发性。[12]其次,葛兰西的理论又可以作另一种解读,即他预见到高度专业化的职业社会中知识分子的新角色,他曾指出:"资本主义的企业在创造自身的同时,也创造出了工业技术人员,政治经济专家,新的文化组织者,新法律系统的组织者等。"[13]萨依德认为,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是各个阶级或企业所利用的手段,以此来获得更多的权力,获取更多的控制。今天的广告公关人员,为某家公司赢得更多的市场份额,他们在民主社会中极力获得顾客的首肯,赢得赞同,引导消费者或选民的意见,他们的功能就是努力去改变民众的心意。[14]如果我们把这种解读和后现代关于知识分子功能转变的理论联系起来,不难发现,葛兰西的预见很有前瞻性。[15]
但是,葛兰西和曼海姆的差异恰好道出了知识分子这个矛盾体的两个侧面,具体的属于特定阶级的知识分子与普遍的超越性的知识分子,这两说法似乎就是知识分子真实身份那一枚硬币的两面。
三、"新阶级"
曼海姆对知识分子身份的想象,是一种自由不拘的特立独行者,而葛兰西宁愿强调知识分子与特定阶级和社会制度的依存关系。两种知识分子的想象各执一隅。有别于这两种想象的另类界定,是美国社会学家古德纳的知识分子新阶级理论。在他看来,所谓知识分子,既不是超然的天马行空者,又不是某个阶级的有机成份,准确地说,他们自己就是一个新阶级。
何以得出如此结论?古德纳发现,社会的发展正在改变资本的涵义。旧阶级是所谓财富拥有者(资本家),新阶级最先在旧阶级所拥有的公司、商行或机构工作,渐渐地,由于教育系统和专业知识发展,两者分离开来。新阶级逐渐形成了一种其独特的阶级意识或公共意识形态--专业主义,专门化的知识和训练使之获得了旧阶级所不具备的技能和知识,进而超越了旧阶级:
专业主义是新阶级的公共意识形态之一,是新阶级对旧阶级彬彬有礼的颠覆。专业主义是新阶级的"集体意识"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虽然并未对旧阶级公开批判,但专业主义则是新阶级对技术上和道德上高于旧阶级的优越性的心照不宣的要求,它意味着旧阶级缺乏技术上的可信资格,他们是受制于商业性收买的动机的。……专业主义造就了对新阶级合法性的核心诉求,这悄悄地消解了旧阶级的权威。[16]
这里,古德纳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文化资本"。在他看来,现代知识阶层与生产方式的特殊关系全然有别于资本家阶级,他们介于劳动和资本之间,因而构成了一种不同于财富资本的文化资本。随着知识的生产和拥有越来越重要(所谓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高技术社会,媒介社会,知识经济社会等等),文化资本必然取代财富资本,这就使得知识分子在社会中处于某种特殊的优越地位。过去拥有厂房和机器的人就拥有资本,如今拥有教育和知识的人同样也就获得了资本。所以,他得出结论,文化资本的拥有既统一了新阶级,又使之与劳动阶级区分开来。(注意,他的这个看法和曼海姆关于教育乃是连接知识分子的纽带的看法不谋而合。)
但问题在于,任何阶级都会拥有一定的文化资本,那么,作为新阶级的知识分子与其他人区别何在呢?"区别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数量上的区别--新阶级拥有较多的文化资本,他们从中获得的收入之比重较大。第二是质量方面--新阶级的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就此而言,知识分子和知识阶层新阶级是因为以下事实而非同一般,亦即一种言语共同体。他们说着一种特殊的语言学变体,一种精致的语言学变体。他们的言说特征在于朝向某种特殊的言说文化:朝向缜密的和批判性的话语文化(CCD)。"[17]这种批判的话语文化不仅使知识分子作为新阶级而有别于劳动阶级和资本家阶级,而且也使之有别于旧的官僚阶级。总而言之,批判话语是新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他们的共